專欄作者
浙江人與臺風相處有著豐富的經驗，但本月初的余姚水困，再次證明了經驗作為過往總結的有限性。余姚因遠超預期的超強降水、低洼地勢條件和天文大潮難以排水等綜合影響，意外地成為了重災區。
但余姚的最大意外，或許并不止于此，而是一場突如其來的網絡爭論。在我們持續關注余姚并為好消息慶幸時，相關的傳言、謠言甚至是爭論也不期而至，讓人不得不更多地去思考災害背后的人事與民情，以應對下一次災難來臨時可能有的自然壓力與人性困局。
通常，在抗震救災面前，萬眾一心、眾志成城是基本的寫照。但起源于余姚救災的論爭，卻迅速地從“經濟發達的浙江要不要國家財政幫助和社會捐助”開始，急劇地惡化為浙江人與非浙江人的地域分化罵戰。這場無謂的爭論，雖然事后不可避免地會演化為鬧劇或笑話，但其中卻折射了“仇富”以及受災者與非受災者感知差異等斑駁的社會心理。
浙江等地，因經濟發達，毫無疑問，讓其在災害面前因財富積累、基礎設施和社會機制有了更強的自愈能力。然則，不容忽視的是，在洪水圍困的持續過程中，財富并不能自動轉化為急需的能源、食品和飲用水，災民自身的可行能力相當有限且每況愈下。更何況，在發達地區，也并非家家富裕或損失都在承受范圍之內。對受災嚴重的農戶、個體戶甚至是外來打工者等而言，這場水災，就是飛來橫禍、滅頂之災。從整體看，高達數百億元的經濟損失，也不是一個縣級區域能獨自承受的。在大災難面前，發達的浙江，不僅需要浙江人的自救與互助，也需要國家財政的支持和省外民眾的幫助。
自古以來，中國就有“兼愛”、“非攻”和“仁者愛人”的價值倡導。扶貧濟困作為慈善的傳統內容，一直就存在著社會各界以慈悲之心行善的民俗性、歷史性期待。在當代，敬畏生命、尊重人權，跨越制度空間與地理空間地同情弱者和救助困境中的人們，更是現代性的根本指向。在災難面前，災民均是需要這樣幫助或那樣扶持的弱者，而不論國家發達與否，亦無關乎個體的窮與富、弱與強。在這里，災民的自救和外界的幫助，無疑都是熠熠閃耀的人性光輝。與此相反，冷嘲熱諷和幸災樂禍的心態卻真實地印證了人性的欠缺或不完滿。
災難是一面鏡子，讓一切無所遁形。透過它，在偉大的自然面前，我們不得不承認人類的無知和情感激發的優先次序;在復雜的社會面前，我們不得不接受社會認知的差異;在巨量而急切的需求面前，我們不得不認可包括注意力在內的資源稀缺性。面對困境、無知與矛盾，我們唯有撥開情緒的浮云，以樂觀的精神、開放包容的態度，不斷地學習，不停地改進。
在不幸的余姚水災中，我們感受到了努力、笑臉甚至是浪漫;在爭議中，我們看到了余姚對外地人一視同仁的真誠。有理由相信，經過救災洗禮的余姚人、浙江人，將更能感同身受地投入到慈善事業中。
浙江師范大學法政學院副教授 郭金喜/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