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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8-16 來源 :公益時報??作者 : 文梅
雖然還不到三十歲，他給人的感覺卻是老練成熟，特別是在處理本職業務的時候。但他又說其實自己性格很內向，一大幫人聚會熱鬧之時，他可以呆坐著一天不說話，被視作“隱形人”。
有人戲稱他的人生像“開了外掛”——畢業五年時間，悄默聲地就“混”成了公益圈里的“法律小王子”，走到哪兒都引人注目，受人歡迎。
他叫何國科，目前擔任北京致誠社會組織矛盾調處與研究中心執行主任。在他的帶領下，致誠2016年一年就免費為北京市的社會組織提供了500多次法律咨詢，起草法律文書50多份，化解各類矛盾糾紛5件，開展法律培訓20多場。
老天注定，與公益結緣
在大學讀書時，何國科學習成績一直名列前茅，先后擔任過全班、全年級的學習委員。大學二年級時，他發起組織了校內司法考試公益培訓班，把備考的同學集中到一起，提前進行司法考試的演練與學習。每次12個人的培訓班，參加司法考試的通過率可以達到50%，相對于平均8%的全國通過率而言，這樣的成績算是很不錯了。
2011年9月，大學還沒畢業，何國科就跟隨北京大學博士后、中南民族大學副教授陳少文發起了“日知社”公益社團，通過網絡平臺與網友進行讀書、職業、情感等多方面的交流與分享。在陳少文的指點幫助下，他擔任了當時“日知社”北京分社的負責人，組織線上線下的工作。
有一次，“日知社”要做一期 “公益”主題的網絡交流，有人建議何國科去找一個叫佟麗華的人，因為他是目前中國公益律師行業里的“大咖”。
何國科找到佟麗華，說明了來意。佟麗華很爽快地就答應了。
就這樣，何國科和佟麗華的接觸越來越多。有一天佟麗華突然問何國科，有沒有想過加入“致誠”，一起做公益。何國科說自己要想想。
佟麗華給了何國科一個星期的時間考慮。一個星期之后，何國科正式入職“致誠”。
佟麗華讓他考慮的那個星期，何國科去了河北的柏林禪寺，在寺院里面住了一個星期。“就是想靜靜心，沉淀自己。回來以后，我就正式上班了。”
進入“致誠”之前，何國科還曾在北京一家商業律師事務所工作了一年多。但他覺得自己在那兒發展并不是特別合適，總是有些心浮氣躁。
直到認識了佟麗華主任，進了“致誠”之后，他覺得自己的心才算安定下來。
上訪老夫婦點醒“公益心”
當《公益時報》記者問何國科“商業律師”與“公益律師”有什么不同時，他回答：“公益律師的收入相對會低一些。但這要根據每個人的價值判斷，因為每個人的職業追求不同。”
何國科經常會給朋友講一段親身經歷，正是這段經歷，讓他重新審視自己的職業，認識公益的價值。
2013年春天，何國科進入“致誠”工作不久，有一天他在大廳值班，遇到了一對從東北趕到北京的老夫婦。
這對老夫婦唯一的兒子，20多年前因“流氓罪”被判刑，不久即被宣布死亡。在殘酷的事實面前，老人幾近崩潰。在他們眼里，孝順懂事的兒子，怎么會變成作奸犯科的“壞人”?于是，在兒子離世后的20多年間里，這對老夫婦四處上訪申訴，決意為兒子討回公道。
但因為這個案子距今已超過案件追訴期，且當年與此案相關的諸多線索皆已嚴重缺失，從法律途徑找回事實真相的可能性幾乎為零。
從老人坐在何國科面前的那一刻起，就開始聲淚俱下地講述兒子的事，從小講到大，從生講到死，從早晨講到下午。何國科不好意思打斷，也無法撫平老人的痛苦與悲傷，只能默默地做個聽眾。聽完了整個故事，何國科盡量用專業的法律解釋，幫老人分析這件事，并給予相關的法律建議——除此之外，他不知道還能為老人做些什么。
整整大半天的時間，老人講完了，哭夠了，聽明白了，擦擦眼淚，起身要走。
得知兩位老人從早晨餓著肚子到現在還一直沒吃飯，何國科帶著老人去附近的餐館簡單吃了點東西。飯后，那位白發蒼蒼的老母親握著何國科的手連聲道謝。
她說：“小伙子，今天耽誤了你這么長時間，真抱歉。二十多年了，沒有人愿意耐著性子安安靜靜聽我講兒子的事，今天你不一樣，你是真心愿意聽我嘮叨，真的謝謝你。”
何國科既心酸又震撼。心酸的是老兩口二十多年的歲月全部投入到了已經離世的兒子身上，今時今日兩鬢已經斑白，依然失望而歸;震撼的是，自己“用心傾聽”這樣很平常的舉動，卻讓老人家多年的痛苦和憤懣有了一個舒緩和發泄的通道，重新燃起了他們對生活的希望。
何國科說：“如果是按照商業律所的規則接待這對老夫婦的咨詢，那都是要按照時間收費的，從早晨談到下午，那鈔票掙得可是嘩嘩的，收益會很可觀。但對于我們這樣的公益律師來說，幫助弱勢群體，維護社會穩定，幫助黨和政府化解社會矛盾，這就是我們工作和付出的全部價值和意義所在。”
國內公益組織在法律層面需警醒和自律
資料顯示，截至2016年12月底，我國社會組織總數為699878個，比2015年底凈增長42653個，增長率為6.49%。迅猛增長的數字背后，意味著這些公益機構在生存發展的過程中，對于法律支持的需求只會有增無減，且類型千差萬別。如果沒有法律層面的保障，公益機構的正常工作將難以開展。
何國科向《公益時報》記者講述了他親身經歷的幾個典型案例。
案例一：北京某家基金會，因為在志愿者管理方面的不規范，造成志愿者在活動中因意外身亡。本來是公益活動做好事，突然遭遇這樣的事故，該基金會的理事長和秘書長頓時慌了神，完全不知所措。
根據當時的情況，按照法律規定，這家基金會勢必要對因意外去世的志愿者給予高額賠償，但這筆巨額資金對這家成立還沒多久、工作剛剛起步的草根基金會來說，無疑是天文數字。情急之下，他們找“致誠”求助。何國科和他的同事受委托給予法律幫助。
經過何國科多次的努力接洽，這起志愿者意外去世的事故以談判的方式解決，在保證各方權利義務對等的基礎上，最終有了較為妥善完滿的結果。
案例二：某企業承諾向某基金會捐贈60萬元，捐出40萬元之后，該企業改變了主意，不想再兌現未捐贈的20萬元。
何國科和他的同事們在梳理了此事的來龍去脈后，擬定了正式的法律文書和律師公函，傳給了該企業在英國的總部和上海的管理機構。在多方關注和監督下，該企業迫于壓力，終于將剩下的20萬元如數捐給了這家基金會，履行了捐贈合約。
何國科說：“這就再一次凸顯了我們專業律師的力量。我們提供的專業法律服務保證了基金會的正常運轉和可持續發展，確保他們不會在一些臨時突變的風險中垮掉。”
談及當下國內公益組織在法律層面的缺失和亟待自律警醒的問題時，何國科把它分成“內部”和“外部”兩個層面來剖析。
內部方面，目前很多公益機構的內部治理不健全，包括理事會、投資、志愿者管理、人事制度等方面的工作都非常不規范。比如一些公益機構在人事制度上缺失嚴重，不與員工簽訂勞工合同;還有不少公益組織“理事會”不“理事”的現象比較突出。有的理事長“一言堂”，動輒一拍桌子自己說了算，理事會應有的職能作用完全無從發揮。
再比如說，社會團體，其內部的矛盾多涉及到會員矛盾，這樣的矛盾遠非第三方機構所能調處和解決，因為你既不是執法部門，亦無管理權限，你跟他們講何謂“合規”，何謂“違規”，壓根沒用，人家不搭理你。面對這樣的情況，何國科也很無奈。
外部方面，主要涉及募捐和外部合作的問題。
第一種情況是沒有募捐資格去募捐了。有些公益組織覺得自己只要是做公益，就可以到處去募捐，其實法律不允許，因為不具備募捐資格。有些就屬于“明知不可為而為之了”，屬于典型的違規操作。
令人憂心的是，現在很多公益機構對相關法律不熟悉，自發學習的意識和能力差，非得出了事才抓瞎。特別是對《慈善法》的學習掌握，需要引起行業內普遍重視。
第二種情況是公益組織在與商業機構的合作過程中，被欺騙被利用。
結合過往的諸多案例，何國科說，商業機構可能采取的欺詐手段如下：
利益交換。比如說我要給你捐一筆錢，但你要給我一定的回報，這回報可能是為我今后的商業活動背書。例如你以后做任何公益活動，都要注明說“XX企業為我機構戰略合作伙伴”。對方會利用這個名義，打著公益的旗號，在外圍為自己的商業目的貼金，從而賺取長期的商業利潤。
這就屬于在簽訂合作協議的時候，沒有詳細注明雙方的責權利，讓對方鉆了空子。如果該企業一旦涉及銷售欺詐，那對公益組織聲譽的負面效應和社會形象的破壞就可想而知了。
另外，因為不注重知識產權保護，導致勞動成果被拷貝抄襲，產生侵權行為但又無法約束的案例也時有發生。
如果說上述幾種情況屬于因公益組織法律意識淡薄造成的被動局面，何國科說，有些問題則涉及一些公益機構主動僭越“雷池”，違規甚至違法操作。
某基金會要投資一部電視劇，投資額為2400萬元。為了達成商業投資目的，該基金會以本機構的名義，與某風投公司簽訂了一個第三方協議，由基金會為這個項目提供連帶責任擔保。后來該項目出現問題，無法償還所欠資金，基金會來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最終這家基金會被最高人民法院列入“失信被執行人”， 上了黑名單。
還有一種就是涉及“關聯投資”的違法行為。
具體說就是涉嫌利用投資的方式抽逃出資。比如說，某基金會的注冊資本是1000萬元，他們會拿出其中的幾百萬來，再買回本機構發起人的企業所生產的產品，屬于典型的“羊毛出在羊身上”，但他們自己卻會辯稱說：“這是基金會的投資，屬于保值增值。”
何國科說，類似這些違規操作近年來層出不窮，且花招不少、形態多變。
幾年的公益律師做下來，何國科覺得工作難度遠遠比想象的要大，內容也要繁瑣得多。“這份工作不是越做越容易，而是越做越難了。”
何國科一直慶幸自己的職業生涯中遇到一個“好師父”——“致誠”的帶頭人佟麗華。“勤奮、務實和嚴謹”這三點是佟麗華主任對何國科觸動最深的。他說，未來的工作和生活，他也會以此標準來要求自己。
■ 本報記者 文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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