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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9-14 來源 :公益時報??作者 : 胡彬
2016年9月12日，環保公益組織公眾環境研究中心(IPE)與自然資源保護協會(NRDC)共同在北京發布了“2015-2016年度120城市污染源監管信息公開指數(PITI)評價結果”。報告顯示，污染源信息公開水平總體繼續攀升，但新的環境立法所賦予的巨大擴展潛力尚待激發。
這是自2009年以來，IPE與NRDC連續第7年對全國污染源監管信息公開狀況進行評價，評價涉及全國120個城市，包括各直轄市和國家環保規劃確定的主要環保重點城市。本期評價標準依據新環保法和新大氣法，增加了“重點排污單位信息公開”，評價項增加到10項。
本期評價中，北京、杭州、青島、寧波、溫州、廣州、嘉興7個城市總分躍至70以上，是2013年度標準升級以來首次出現70以上高分。其中北京市憑借在10個評價項上均衡的高得分率，以77.1分首度排名全國第一。
在直轄市榜單中，北京連續三年位居榜首。而在省會城市榜單中，杭州得分大幅提升，以75.9高分位列榜首。廣州、濟南、沈陽排名緊隨其后，得分亦超過60分，其中廣州得分增幅最大。
本期評價另一個突出進展，是日常監管信息公開大幅增長。從2006年到2015年十年間，IPE蔚藍地圖數據庫共收錄25萬條污染源監管記錄，而其中2015年度一年的監管記錄數量就達到4.8萬條。這一顯著進展，源于浙江、山東等地一批領先城市建立起了較為完整的污染源監管信息公開體系，當地信息獲取率因此大幅提升。
本期突出進展之三，是自動監測數據公開水平顯著提升，并首次成為環保部“黑名單”依據。“在線監測信息發布”這一評價項本年度平均得分率達77%，較上年增長25.5%。而2016年5月，環保部首次依據自動監控數據，將日均超標率在80%以上的95家國家重點監控企業列入嚴重超標“黑名單”。
自然資源保護協會(NRDC)中國區主任錢京京在會上表示，“除了國家相關立法不斷完善，我們也親身感受到國家和地方在環境信息公開和公眾參與實踐方面取得的積極成效，包括12369環境違法舉報微信公眾平臺的推出，以及城市黑臭水體公眾參與和整治監管平臺的建立。這些實踐使得PITI工作有了更扎實的社會基礎，而信息公開工作的活躍和進步也使每年的PITI評估越做越有意義。”
本期報告也識別出需要改進的方向。首先是評價城市污染源信息公開程度參差不齊，一批城市明顯偏弱的表現，抵消了領先城市的優良表現，導致本期評價的120城市平均得分49.6分，距離有效滿足公眾環境知情權尚有差距。
其次，自行監測信息公開平臺需要進一步升級。目前，重慶、山西兩地尚未公開全部國控污染源的自動監測數據;此外，內蒙古、天津、湖南、四川等9省區平臺自動監測數據發布存在24小時以上的滯后情況，不僅無法實現對重點污染源的及時監督，也給污染源“調整”自動監測數據開啟便利之門。
公眾環境研究中心(IPE)2013年成為愛佑益+伙伴，是首批受助機構之一。“愛佑益+”項目是愛佑慈善基金會2013年6月發起的公益創投項目，依托愛佑多年來積累的經驗和資源，通過為社會組織提供資金支持、資源拓展、戰略指導、管理(人力資源、財務和IT)輔導、品牌活動等多方面支持，幫助其建立更有效的組織，產生更為深遠的社會影響。
會上，圍繞環境信息公開的進展和方向，來自北京、山東、杭州、溫州、寧波等多個省市的環保部門官員，以及多地環保社會組織代表，與來自中國政法大學、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高校的王燦發、胡靜、王錫鋅和竺效等法學專家展開了多方面的對話和研討。
環境保護部環境與經濟政策研究中心前首席專家王華博士肯定了PITI評價指數，認為這種方法對推動我國企業環境行為改善具有顯著作用，但目前還沒有廣泛開展起來，希望各地加快推進，充分利用環境信用等級評價公開所產生的市場力量和社會力量，促進企業改進環境行為。
北京大學法學院副院長王錫鋅教授表示：“環境信息公開，對于推進環境治理、促進公眾參與、培育社會環境理性，都是當務之急。信息公開應落實充分、及時、真誠、互動的基本要求。從這些原則要求看，我國環境保護機構的信息公開已經啟程，但仍有很大改進空間。”
中國政法大學王燦發教授期待環境信息更全面、徹底地公開，他表示“空氣質量信息公開促進了空氣質量的好轉，全面的環境信息公開將促進全面的環境質量改善”。
同樣來自中國政法大學的胡靜教授表示：“環境信息公開不僅是公眾知情權的要求，也有利于公眾發現和診斷環境保護中存在的問題，畢竟諱疾忌醫并不利于環境問題的解決。”
公眾環境研究中心(IPE)主任馬軍在研討中表示，2015至2016年度，對于污染源信息公開，是一個蓄勢待發的時間段。新環保法和新大氣法對“重點排污單位名錄”所做的規定，意味著當前以國控企業為主體的污染源自動監測數據公開，將會大幅擴展到地市級的重點企業。
馬軍呼吁各界合力推動這一進程：“實現新法規所帶來的擴展潛力，將促進環保大數據平臺的建設，不但有利于通過社會監督推動嚴格監管，也可以有效服務于綠色供應鏈、綠色金融和綠色消費等市場化手段，為建設生態文明，推進綠色發展，提供強大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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