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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9-11 來源 :公益時報??作者 : 王勇
8月27日，第五屆海峽兩岸暨港澳地區慈善論壇在內蒙古召開，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公益創新研究院院長、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康曉光以“超慈善——中國慈善新時代的特征及其由來”為題發表主題演講。
康曉光認為：當前在我國前現代、現代、后現代三種慈善形態都處于發展之中，是齊頭并進的狀態。三種慈善形態疊加在一起形成了超慈善的形態。
現代慈善還沒有成熟，前現代慈善處于恢復之中;不成熟的老模式在發展的同時還要適應新的環境;超慈善異軍突起，與老模式爭鋒，同時也在有力地改造老模式，呈現出重疊發展疊加創新的局面。
多樣化、碎片化、充滿不確定性的公益新時代
據康曉光觀察，最近十年尤其最近五六年慈善事業和以往有了質的變化。這種變化實際體現為價值觀越來越多元化了，參與的行動主體也是非常的多元化，用到的方法和工具也日益多元化。
在組織形式方面，去組織化、去中介化、虛擬化、個體化現象越來越嚴重，或者是非常豐富迅猛。
“最簡單的說，也許五年前、十年前中國的公益還有一個公益部門，還有公益組織，在媒體上看到還都是一些專業的公益機構在主導，但是實際最近幾年不是了，我們發現最近幾年許多的個人、企業、政府、事業單位等等，大家都在做公益，而且做的也相當不錯，根本不比專業機構做得差，影響力是非常大的。”康曉光強調。
據康曉光觀察，今天非常耀眼的一些公益概念、新的方式、新的項目很多并不是專業公益組織提出的，媒體、企業、個人都發揮了特別大的作用，跨界、融合的現象非常得普遍。
公益早已經打破了界限，公益的思考、元素融入所有的部門和行業，所有的部門也積極進入公益事業，公益不是某一個專業，也不是一個部門，公益已經成為了生產方式。“我把它叫做公益的彌散化，整個領域多樣化、碎片化，而且充滿了不確定性，行業的治理、政府的管理也都是如此，都在受到挑戰。”康曉光表示。
從前現代到現代、后現代慈善
如何理解這樣的現象呢?康曉光表示：“我的方法是以現代的慈善為基準點，然后來看前現代的慈善和后現代的慈善，我的基本結論是，我們今天看到了這樣一個不確定性、嚴重的碎片化的領域，實際上是前現代的慈善、現代慈善、后現代慈善疊加在一起造成的結果。”
什么是前現代慈善呢?前現代慈善簡單的說是農業文明的時代，100年前、200年前中國土地上最主要的人類的形態就是一個一個的村莊，這些村莊是由家庭組成的，大家依靠土地從事生產，這是小規模的熟人社會。
在這樣的社會是沒有專職的人和機構來做今天所謂的公益和慈善的。它的公益和慈善活動也都是短期的、小范圍的活動，價值觀主要是傳統的道德和風俗習慣，政府幾乎不干預。
進入現代，伴隨著城市化、工業化，尤其是科技革命的發展，原來小村莊都被淘汰了，城市是一個大規模的匿名的社會，同時亞當斯密所講的分工和專業化的邏輯也對慈善產生了非常重大的影響，因此在現代社會里做慈善公益的主力軍就是一些機構，而且是一些專職的機構。
過去的慈善家和受助者之間是可以直接對接的，現在有了中介的慈善部門，這個中介的部門是要發現問題、定義問題、提出解決方案、整合資源解決問題的。過去的慈善家變成了提供資金或者是提供時間的捐贈者或者是志愿者。
社會進行了分工，專業慈善組織作為中介者、中轉站，接受慈善資源并交給受助者，常規性地、持續性地大規模提供服務。
價值觀也不僅僅局限于傳統的道德，而是向理性化、科學管理深入。政府則深度介入慈善領域，法律法規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這個作用不僅僅是在中國，在全世界都是如此。
隨著后工業社會的來臨，后現代慈善也隨之產生。
康曉光認為，后現代慈善和前現代慈善、現代慈善相比有著非常大的變化。這個變化就是專業的慈善機構，或者說專業的中介機構的作用開始下降了，個體的積極性、非專業的組織在慈善領域中的作用，還有基礎設施變化，比如說移動互聯的出現，都在深刻的改變著慈善的生態系統。
產生這一變化主要是兩個力量，一個是制度變化，一個是社會結構的變化。“我覺得最主要的是社會結構的變化，就是后工業社會出現，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國家的產業結構的升級，第三產業成為了一個最主要的就業部門，大量的白領、中產階級開始出現，這樣的社會階層結構和經濟結構的變化，它帶來的影響是非常深遠的。”康曉光表示。
這些導致了高級需求的產生。按照馬斯洛需求理論，當社會越來越富裕，社會結構越來越升級，白領和中產階級的比重影響力越來越大的時候，它對整個社會的價值觀的構成、社會的自主行動能力的影響、行動方式的影響都是非常深遠的。
現在一大批中產、白領的出現，這些人在公益領域中發揮的作用越來越大。所以十年前、二十年前不能接受的現象現在都變成了公益的對象。不僅僅是窮孩子受到關注，富二代也受到了關注;不僅僅是人受到了關注，流浪貓、流浪狗也受到了關注;同性戀等問題也受到了關注，這些過去都是不可想象的。
越是低級的需求，同質性也越強，公益項目也都是穩定的、剛性的、大規模的、持續的。越是高級的需求差異性越強，個性化越突出。所以今天滿足這樣一些需求的項目往往彈性非常大，更加小眾化、個性化、多樣化。
技術的變化同樣帶來巨大的變化，尤其是互聯網的影響，它最重要的就是把人和人、人和事、人和物之間聯系起來，使組織和發生集體活動的成本大幅度下降。
“過去可能我們要發起一場募捐、組織一場捐助，必須依賴強有力的組織才能實現，今天借助互聯網、借助于軟件，一個個人或者一個組織就可以發起這個活動，互聯網把成本大幅度降低了，所以互聯網對慈善影響非常大。”康曉光強調。
三種慈善形態疊加，超慈善時代來臨
前現代、現代和后現代慈善是不同歷史階段的產物，但在中國卻同時出現了。
康曉光認為，中國的現代公益也只有40多年的歷史。這40多年，傳統前現代的慈善開始逐漸復活;最迅猛的發展的是現代慈善;但最近幾年后現代慈善崛起，一些不專業的個人、企業、事業單位、虛擬組織開始進入這個領域，并且呼風喚雨，發揮非常大的作用。
康曉光認為，造成這樣一種現象，實際上是既有經濟結構、社會結構、家族觀念變化的結果，也有新技術革命帶來的結果。
“當三種慈善形態疊加在一起的時候，我覺得它形成了一種新的東西，我給它起的名字叫超慈善。”康曉光表示。
康曉光認為，當前三種慈善形態都處于發展之中，是齊頭并進的狀態。現代慈善還沒有成熟，前現代慈善處于恢復之中;不成熟的老模式在發展的同時還要適應新的環境;超慈善異軍突起，與老模式爭鋒，同時也在有力地改造老模式;呈現出重疊發展、疊加創新的局面。
面對這一情況，康曉光表示：“慈善不是少數人、某些組織的事情，要有更廣闊的視野，要有更寬廣的心胸，只有這樣才能把握住這個時代，跟得上這個時代。”
(整理自現場演講記錄)
■ 本報記者 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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