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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4-09 來源 :公益時報??作者 :
數據顯示，平均一個潛在捐獻者，可挽救約3.5個患者的生命——器官捐獻協調員，便是生與死之間的“擺渡人”。
近日，記者走進廈門大學附屬翔安醫院，了解器官捐獻協調員工作中的苦樂酸甜。
他們輾轉于重癥監護室與病房之間;他們看見過生命的終結，也見證過重生的喜悅。
我國于2010年啟動器官捐獻試點，器官捐獻協調員這一職業應運而生。協調員們憑借超乎常人的耐心和努力，致力于器官捐獻的發現、溝通、鑒定和轉運、移植等工作，既陪伴潛在捐獻者家屬經歷別離的苦痛，也為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們，帶去一次次生的希望。
據了解，目前廈門大學附屬翔安醫院器官捐獻協調員負責廈門、漳州及龍巖三地的器官捐獻協調工作。
他們身兼多重角色
“從入職到現在已有兩個多月了，我沒休息過一天。因為連續上班，經常忘了今天是星期幾。”林欽是廈大附屬翔安醫院器官捐獻協調員團隊的一名專職工作人員，說起工作強度，時間可能是最佳“標尺”。
哪兒出現了潛在捐獻者，哪位捐獻者的病情突然發生了變化……生死，往往只有一線之隔。為了爭取更多希望，協調員們不分晝夜，在各家醫院、各個病房之間奔波，就連手機都是24小時開機。接受采訪前一天，林欽和同事蘇昭杰在廈門市第五醫院工作到深夜11時;受訪當天中午，蘇昭杰又得搭乘動車趕往長汀，與一例有捐獻意向者的家屬進行接觸——當天清晨6時，已有同事作為“先頭部隊”出發了。
不僅有“短兵相接”，還得打“持久戰”。林欽告訴記者，有時候，協調員們得徹夜守在潛在捐獻者身邊，與醫生溝通協調器官的保護工作。唯有器官條件完好，才有家屬考慮的時間，才有生命延續的可能。
需要協調員們長久關注的，還有潛在捐獻者的家屬們。這時，他們不僅僅是協調員，還充當家屬的醫學顧問、法律顧問、心理疏導者等多重角色。從實際情況來看，器官捐獻簽署不僅僅是潛在捐獻者直系親屬的事，還是關乎一整個家族、其他親戚朋友的重大決定。他們有顧慮、有問題，協調員們得靜下心來，不厭其煩地解釋說明;他們有困難，協調員們也會使盡渾身解數，盡力幫助解決。
“無論最終決定捐或者不捐，我們都會陪著家屬渡過難關。”林欽說。在協調員們看來，病情的突然惡化、家屬態度的轉變等都是不可控因素。陽光照進心里是一瞬間，陰霾籠罩頭頂也是那么一下子。所有的決定，不能等到來不及了再做;一切事情盡力而為，不后悔便好。
能讓逝者“重生”，是他們堅持的動力
目前，社會大眾對器官捐獻的接受程度仍然不高。因此，協調員的工作充滿艱辛。有一次，林欽在某醫院完成了一例器官捐獻協調，聽聞此消息的其他病人家屬立即提高“警惕”。當林欽走近一位潛在捐獻者家屬，嘗試與對方溝通時，身邊立即圍上來四五個彪形大漢。沒等林欽說兩句話，一位家屬伸出手猛推了他一把——這位身材瘦弱的協調員一個趔趄，被推到幾米開外。
“做這行這么累，我明天就不干了。”當時，林欽打起退堂鼓，可是后來接到與器官捐獻相關的消息，他又像打了“雞血”一樣，比任何人都沖得快。
工作中，協調員們面對低落與挫敗的機會其實更多。盡管這樣，他們依舊頂著風雨向前走，因為每一份堅持，都可能給更多人帶來新生。
2017年7月，一位29歲的小伙不幸離世，留下妻子和8個月大的孩子。小伙捐獻心臟并完成移植后，協調員用手機拍下了受捐者的心臟彩超圖像，發給小伙的妻子——這不僅是一個生命的重新出發，更是一份無私大愛的延續。盡管小伙的妻子不能知道受捐者的姓名，但她懇求協調員，詢問并記錄下受捐者的年齡和所在地區。“將來，我要把這些信息都告訴孩子，讓他知道，他爸爸的器官依然在這個世界上存在。”
于千萬人之中再遇見你，或許那一份長久的思念，便有了歸宿——廈大附屬翔安醫院器官捐獻協調員陳嘉佳對一次眼角膜捐獻印象深刻。捐獻者是一位男孩，捐獻同意書的簽署人是他的姐姐。當姐姐辦妥手續，從醫院回家時，她對協調員們說了這樣一番話:“是器官捐獻給了我再‘看’到弟弟的可能。說不定哪一天我走在路上時，就能看到和他一樣的目光，一樣的眼神。”
為了讓生命延續他們堅持不懈
蘇昭杰不時會收到這樣的短信：“某患者的名字已從等待移植的名單中移除。”這就意味著，器官捐獻和移植手術又成功了一例，面對未來，生者將更添希望和勇氣。
器官捐獻協調員這份工作很辛苦，協調員們為什么堅持不懈?蘇昭杰說，團隊中的器官捐獻協調員都有臨床醫學工作經驗，他們看過太多在病痛中掙扎的患者，深知他們等待器官移植時的焦慮。由于各個地區的風俗習慣、每個家庭的思想觀念不同，目前，器官捐獻案例還是較少。但無論如何，協調員都希望社會各界能夠對其報以理解、包容和接受的態度，讓更多的家庭沒有負擔地完成捐獻，讓更多鮮活的生命得以延續。
(據《廈門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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