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前后，華北、西北八省發生了一場史上罕見的大災荒，地處中原豫、晉、陜三省交界處的河南陜州地區（今三門峽市陜縣一帶）更是災情深重。遠在千里之外的無錫工商實業家緊急組織賑災隊奔赴災區，全力拯救災民于水深火熱之中，上演了一出出殊為感人的義賑故事。這個慈善大劇曾經塵封了半個多世紀，隨著近年來有關文物的重現，才使人們知道了無錫工商人士極不平凡的慈善往事，無錫唐氏家族的曠世善緣也隨之浮出水面。

　　無錫善人賑災豫西

　　 據當時報紙報道，河南陜州地區連年大旱，繼而暴發蝗災，赤地千里。又逢軍閥混戰，土匪橫行，戰火紛飛，民不聊生，幾十萬災民掙扎在生死線上。洛陽、開封等城市聚集流離失所、衣食無著的災民約10萬人，而陜縣、靈寶等地因交通阻塞，更有數百萬人坐困待斃。豫西大災情傳到無錫，立即引起工商實業家的高度關注。連續多年組織跨地區賑災的無錫民間慈善機構立即作出反應，一方面派專人前往災區調查災情，一方面由無錫中國銀行堆棧經理施襄臣主持，統籌策劃募捐賑災方案，向工商實業家和社會各界募集賑災資金，組織力量分赴陜州各處設粥廠救災。

　　 整個陜州賑災前后持續三個年頭，自1929年初夏起，無錫慈善團體先后派出數批人員，在陜縣南關、靈寶、澠池等地設立粥廠數十處，面向災民施賑。1930年秋冬，針對蝗災肆虐，無錫慈善家又一次組織陜州救災，遇到中原大戰戰火逼近才被迫撤回。等到冬天戰事稍稍緩和，施賑者未等過年再度前往。艱苦的救災工作一直持續到第二年夏熟接上民食方告結束。

　　 豫西大賑災，是無錫工商實業家跨地區賑災中規模最大、效果最顯著、影響最廣泛的一次。整個救災活動救活的災民數以十萬計，留下了許多感人的故事。

　　 施賑者之一過智修，為申新三廠供應科會計，他忠厚樸實，待人和善，又能吃苦耐勞，隨隊到達陜州后，他不知疲倦地忙碌在救災第一線，又至函谷關和靈寶，開設粥廠，直到“五月熏風大麥黃”，救濟隊陸續撤回。過智修和何維周負責處理掃尾事宜，晚歸了個把月。因為積年勞累，災區缺醫少藥，患病不能及時治療調養，1931年初夏當他最后撤出靈寶時，軍閥混戰又一次阻斷了陜州至鄭州的鐵路，過智修在滯留洛陽旅店中急病去世，年僅37歲。

　　 當時，“無錫善人”不但拿出錢糧救助百姓，還派申新三廠棉花采辦張潤夫采購防疫藥施放，并籌資重修文化故跡。施襄臣在賑災之余，慕名前去祭祀陜州著名的召公祠時，發現該祠“墻傾棟摧，上無蓋障”，毀于戰火，于是“醵資鳩工”，重新修葺。事畢，請近代著名學者、時任無錫國學專修學校校長的唐文治撰寫《陜州召公甘棠廟碑》。文中不僅記敘了陜州賑災之事，而且倡導陜州人民發揚召公敬德保民精神，不貪財物，不作盜賊，努力耕作，再歌甘棠。陜縣所立的“無錫各善團春賑紀念碑”碑文載曰：“陜人感之，乃于古召公祠建功德林，以崇德報功也”。

　　唐氏兄弟力倡義賑

　　 關于這段賑災歷史，《陜州召公甘棠廟碑》記：“1930年秋，無錫施永成膺溥仁慈善會唐滋鎮（即唐保謙）、圻鎮（即唐申伯）、華堂等推選，往賑于陜。”《陜縣志》也有著同樣的記載。

　　 這次陜州賑災，一個名叫“溥仁慈善會”團體在其間出力最多，作用最大，而“溥仁慈善會”正是由唐保謙、唐申伯、孫鶴卿等實業家倡導設立的。

　　 說起唐家的災賑行為，今天的人們已經知曉甚少。實際上，從晚清一直延續到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唐家的災賑行為有著集中和連續的表現，甚至形成家族效應，兩個房支約三代人均在其中發揮重要作用。

　　 唐錫晉在其中建樹尤多，獨擅殊榮。他連年奔波于南北義賑，利用所能支配的血緣關系、地緣關系以及職業關系為義賑營造了一張頗為快捷有效的關系網絡，贏得了義賑的最高榮譽。《清史稿》是這樣說的：“錫晉治賑，自乙亥（1875）至辛亥（1911）凡三十有七年，其賑地為行省八：山西、河南、江蘇、山東以及陜西、湖南，東至吉林，西至甘肅；其賑款過百萬以上。義賑之遠且久，無過錫晉。歿后，眾思其德，受賑各省咸請立祠祀之。”《毗陵唐氏家譜》中對于唐錫晉的義賑成就有更進一步的記載：“所振災區為行省者八。山西、河南、江蘇、山東、陜西、湖南則躬親之，甘肅、吉林道絕遠，則以資畀人往。凡為州縣五十有一，為里萬千百有奇。所振食物及錢折以銀為兩無慮三五百萬，所活之人數亦如之。”

　　 唐錫晉去世后，他的兒子唐宗愈、唐宗郭兄弟全面繼承衣缽，成為無錫唐氏東門支中民國時期義賑活動的代表人物。

　　 處于發展上升期的唐子良一支，對于儒家康濟胞與的義賑也有著高度的認同。唐錫晉所主持的其他幾次義賑，唐子良及其諸子也都曾參與，“江淮之災，命子明鎮躬其事；關隴之旱，命子浩鎮董其役。他如豫災、順直災，無賑不與，不求人知亦無有知之而獎及之者。務其實而無為名也。”

　　 這里所提到的唐浩鎮，字郛鄭，正是唐保謙之長兄。唐宗愈在霸縣賑災之時，曾得到族兄唐浩鎮撥濟棉衣和糧食鼎力支援。而唐保謙的九豐面粉廠在上海的批發處則成為物資中轉站。這從當時他們之間所通電函可見一斑。唐浩鎮曾回函唐宗愈稱“兄近募得新花新布棉衣萬套，計值洋二萬八千元。在申日久，費盡心力，督率三百余女工日夕從事，始得此數。”

　　 唐浩鎮歷官工部郎中、商部郎中、郵傳部郵政司司長，1916年任國務院秘書。1921年他死后也因義賑功著獲得民國政府準許在原籍建立專祠的殊榮。

　　 1920年華北五省大旱之后，北洋政府于1921年成立全國防災委員會，唐宗愈、唐宗郭分別擔任“主任”“總調查”之職，負責具體事務。在全國防災委員會成立之后，1923年1月，無錫眾知名紳商聯合發起成立無錫縣溥仁慈善會，“竊維天災人禍之烈至今日而極矣，盜賊刀兵，所在皆是，水旱疾疫，靡歲不興，災害并至，劫運難逃。……爰集同志組織溥仁慈善會，專辦各種慈善事業。明知博施濟眾，堯舜猶病，姑就棉力所及次第進行。”該會“以實行慈善事業增進地方公益為宗旨，對于政治概不與問。”該會具名者共57人，唐氏家族唐保謙、唐宗郭等名列其中，在所有姓氏中所占比例最高。

　　 溥仁慈善會的義賑，一直持續到抗戰全面爆發之時。除了1930年陜州旱災，1934年溧陽旱災、1935年濟寧和崇明水災等，都有溥仁慈善會賑災人員的身影。

　　 在溥仁慈善會中，作為大實業家的唐保謙在錢物方面給予了大力支持。“無歲不災，君無歲不賑。吾錫溥仁慈善會愛請君為常務委員，主任其事。君慨然博濟，退然不敢居功。”“凡有募施皆出己貲，尤盡心于救荒，自邑里以推之大江南北、楚豫陜直，遠而至于黑龍江。蠲助輒巨萬。”

　　 唐保謙在家鄉辦慈善也不遺余力，對饑民施米施粥，對死后無力置棺者施棺，1930年出資建造“梓良橋”，后又筑渠興水利。他自奉簡約，60歲時特地把子孫叫到跟前說“人世間困難貧乏之人這么多，我的意愿是捐自己的有余，瞻人家的不足。”并作出決定：“生勿稱慶，死勿靡喪，作為家箴”。70歲時，他把家中準備祝壽的錢全部捐出，用于賑災，并設立慈善基金，“將歲息之半永作義舉”。

　　廟碑重現曠世善緣

　　 80多年過去了，隨著時光的流失，很多人已經忘記了“無錫善人”義賑豫西之舉。一個偶然的機會，塵封多年的《陜州召公甘棠廟碑》又重見天光，遂發現了這段曠世的義賑善緣。

　　 陜州民營企業家吳啟民在出資重建召公祠（今名甘棠苑）時，曾發現一塊已經棄之荒地且殘破不堪的《陜州召公甘棠廟碑》，并收集到一篇碑文。在與學者一起詳加研究后，意外發現碑文的作者和其記載的上世紀30年代重修召公祠和賑災的人，竟然都是無錫人。于是他立愿重樹此碑并挖掘“無錫善人”的事跡。

　　 此事得到了三門峽市、無錫市兩地領導、企業家、學者和施賑者后人的大力支持和熱烈響應，雙方合力互動，你來我往，再續善緣。2014年底三門峽市作家編印出版了《大愛無疆》一書，真實地再現了當時賑災的感人場景。書中刊載了賑災者后代珍藏的國畫《函關賑災圖》，形象反映了無錫善人賑災義舉，民國要人紛紛在畫上題詞褒揚，給無錫善人極高的評價。國民黨元老、監察院院長于右任手書“河岳聲凄夜哭哀、遺黎百萬苦成災，雄關曉日迎秋爽，為報施翁放賑來”的詩題；河南省主席劉峙，作“境稱慈父”題字，上方還蓋有紅色的省政府大印。

　　 在兩地合力互動過程中，無錫的文史研究者也查找到了許多珍貴的義賑史料。例如，唐申伯的積德善舉以及唐文治為他撰寫的墓志銘。唐申伯為唐子良五子，與大哥唐浩鎮、二哥唐保謙及六弟唐紀云都是無錫有名的大善人。1930年陜州、靈寶旱災，1931年泰州、靖江水災以及隨后的太倉水災、濟寧的旱災等，他都積極籌措錢物大力救助。而自己布衣素食，十分節儉，常誡家人節約日用以作賑款。每逢臘月歲末，他必微服探訪貪苦人家，托詞贈送錢物，從不留名。1937年春，他已雙目失明，臥病在床，聽說1930年賑災過的陜縣又發生奇荒時，非常著急，立即召集家人并組織和動員溥仁慈善會、無錫紅十字會共同捐款，共為陜縣籌到5萬元賑災款。當賑災者妥善處理好陜縣之事回錫稟告時，他已奄奄一息，說：“幸聞陜縣賑災告成，我死也可以閉目了。”不久，就告別人世。

　　“為富貴仁”家風綿長

　　 2015年10月，時任全國政協常委、香港江蘇社團會長唐英年接受記者采訪時憶起祖父與父親，說的不是“財富故事”，而是愛國愛家濟世達仁的“家風家訓”。“抗戰時期，無錫淪陷。祖父唐君遠面對日軍刺刀，斷然拒絕合作。當日軍恐嚇要炸掉他創辦的協新廠時，祖父堅定地回答：‘寧為玉碎，不為瓦全’！”唐英年說：“祖父是條漢子，我以他、也以我父親為自豪。”唐英年認為家族興旺有賴于代代相傳的優良家風。

　　 唐氏家族是無錫的名門望族。這個“神奇而龐大的家族”，曾走出唐保謙、唐星海父子和唐驤廷、唐君遠父子等商界奇才，唐家也因此成為我國民族工商業的先驅者之一。在無錫近代，唐氏企業集團是僅次于榮氏集團的經營最成功的工商企業集團。唐氏集團在得到大發展后，遵循以儒學道德作為立身行事之本的祖訓，奉行“為富貴仁”和“為善多福”的價值觀，以“濟世達仁”、“富吾富，以及人之富”的家訓，在致力發展實業的同時，努力造福桑梓，為民著想，代代熱心于地方公益事業。

　　 唐保謙除了前面說到了的慈善舉措外，還熱心興辦教育事業，是無錫當時唯一的高等學校國學專修學校的經濟董事，出資幫助唐文治先生辦好學校。其子唐星海到香港后，繼承父志，進一步擴大了捐資興學。他是香港中文大學創始人，為香港理工大學工作委員會主席，新亞書院董事主席，為創建南海紗廠學校，為紗織學校捐資擴充，為香港大學建造圖書館，在九龍捐建降溫系統等，作出了重大的義舉。唐驤廷之子唐君遠發達后，熱心教育事業和其他地方事業，開辦麗新職工子弟學校，其子唐翔千在上海設立了唐君遠教育基金，與唐宏源一起捐款資助無錫崇安寺小學擴建學舍，出資捐助老年及福利事業。唐君遠之弟唐宏源也設了唐宏源獎學金，資助貧困學生。改革開放后，唐宏源、唐翔千等企業家，不間斷地斥資資助家鄉興學和地方事業發展。

　　 有道是積善之家，必有余慶。廟碑失而復得，再現了這曠世善緣，致使兩地同慶賀，唐氏家族后人興旺“五世其昌”，更是讓人稱羨不已。 （據《新錫山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