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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能夠存活下來，容納一定的人群就業，在某些細分領域實現技術革新與突破，本身就是企業給社會帶來的最大貢獻，也是企業社會責任的絕佳彰顯。”楊維東表示，公益慈善行動也并非僅是現金捐贈，工具箱可結合企業業務特點靈活多樣，這方面浙江確實創新不斷。

　　 2024年，杭州騁風而來數字科技有限公司向浙江大學捐贈算力服務，開創了國內高等教育領域新質生產力捐贈的先河。

　　 “以前企業慈善捐贈跟自身業務分布的比較開，好像一個純粹的外部事務。”楊方方也觀測到了這個現象，“但現在以互聯網企業為代表，越來越多的企業開始講公益慈善與自身業務融合。”

　　 慈善內部化，是楊方方提到的關鍵詞。

　　 她以阿里巴巴公益平臺、支付寶公益平臺為例表示，越來越多的企業既是捐贈人，也是慈善資源的鏈接者、慈善土壤的夯實者，甚至還會成為公益慈善發展的引領者，并且影響員工、消費者和市場，直接改變慈善行業基礎設施情況。另一種情況則是以“杭州六小龍”為代表的新興企業，他們最好的公益模式便是根據自身技術優勢，觀測慈善缺口。

　　 “與商業結合得非常緊密的探索性慈善創新，或許能夠引領慈善未來。”楊方方說，“在未來的慈善事業發展中，‘慈’這一飽含力量不對等的詞匯或許會越來越少被提到，而‘善’則會跟更多系統鏈接，善技術、善企業、善經濟……”

　　 當下的浙江，這一觀點正在被一個個多元實踐所驗證，構成“善行浙江”的多面。

　　技術：賦能發展

　　圍繞“善技術”，蘇家銘列舉了很多他親身推進并發生在浙江的應用場景：

　　 杭州民政開創性做了中國第一個用VR模擬阿爾茲海默老人體驗的內容；浙江養老板塊創新性地使用VR技術，讓老人足不出戶感受周邊養老機構情況；聯合螞蟻集團藍馬甲公益行動，讓網友用VR感受“老年人用手機為什么這么難”。

　　 公益行動與企業技術、業務相融合的思考并非新興企業的專利。

　　 在杭州蕭山，由謝家、徑游、安山三村與傳化集團共建的鄉村振興示范項目“謝徑安·傳化農創村”引發關注，通過“政企村農”聯動模式，該農創村聚焦生物種業、數字農業等產業方向，打造農業科創平臺，在鄉村文化與社會發展方面，項目還通過成立村級公益基金會、全民藝術學堂等舉措激活鄉村文化活力。

　　 值得關注的是，在“謝徑安·傳化農創村”，傳化的員工以產業公司技術員、基金會工作人員等身份同在地老鄉站在一起，圍繞鄉村振興牢牢扎根鄉土，開展一場龐大的社會實驗，以尋找鄉土中國的共同富裕之路。

　　 傳化集團董事長徐冠巨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我們企業繁衍在中華文明土壤上，有一股韌勁、闖勁和不服輸的精神，這在老一輩企業家身上得到體現，在新一代企業家身上更加充分體現。”

　　 據浙江本地媒體不完全統計，截至2024年3月底，浙江省“萬企興萬村”行動共有3945家企業（商會）結對幫扶3527個村，項目投資總額308.42億元，到位資金188.15億元，村集體增收12.31億元；共建成定向招工式“共富工坊”1895家，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近10萬人，其中低收入農戶12903人。

　　 在這些數字的背后，是浙江企業扎根鄉村的切實實踐，并展現出一個又一個圍繞鄉村振興開展創新公益的模型與路線。

　　 采訪中，楊方方向記者展示了一份正在進行中的圍繞現代慈善全景中企業角色的研究，其中列舉了一個慈善資源配置層級與企業角色適配的模型，浙江企業是其中的研究樣本。楊方方寫道，當企業都成為善企業時，慈善組織的功能將被企業所覆蓋，慈善事業或許不再是一項獨立事業。“慈善”逐漸退出歷史舞臺，但善念將無處不在，這樣的社會或許進入了更高階的文明狀態，正如尤努斯教授所描繪的理想社會——“一個沒有慈善和福利，也沒有貧困的世界”。

　　 楊維東對未來也有期待，他相信，在老牌互聯網企業和新興企業的共同推動下，浙江的公益慈善或將激起新的漣漪。（實習生任斯諾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