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在全國碳市場第一個履約周期未按期履約，貴州一家重點排放單位被環保公益組織告上了法庭。

　　 近日，貴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級人民法院對北京草原之盟環境保護促進中心 （以下簡稱“草原之盟”）訴興義市上乘發電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上乘公司”）、第三人華電聯合（北京）電力工程有限公司環境污染一案作出一審判決。法院支持了原告的部分訴訟請求，要求上乘公司承擔相應的環境保護責任。

　　 雖然溫室氣體對生態環境造成損害已經成為共識，但在科學界，如何量化超標排放的溫室氣體對環境造成的損害，目前仍是一個世界性的挑戰。基于此，法院未支持草原之盟提出的有關損害賠償訴求。目前，草原之盟已提起上訴，希望引起公眾對這一難題的持續關注。

　　 從公開信息來看，此案是第一起中國企業因碳排放未按期履約被環保公益組織起訴的案件，代理律師稱其為“雙碳公益訴訟第一案”。此案的判決結果對推動企業履行環境保護責任、積極參與碳排放配額清繳具有重要意義。此案也引起了國際氣候變化領域人士的關注，目前已被收入全球最大的氣候變化訴訟數據庫美國薩賓中心（SabinCenterUS）。

　　超排不履約罰款不超過3萬

　　 為使用市場機制應對氣候變化，經過10年的試點后，全國碳排放權交易市場（下稱全國碳市場）于2021年7月16日上線交易。2021年是全國碳市場的首個履約年，納入全國碳市場第一個履約周期的重點排放單位應當在當年12月31日前，向省級生態環境主管部門清繳2019年至2020年度的碳排放配額。

　　 根據生態環境部頒布的《碳排放權交易管理辦法（試行）》規定，重點排放單位應當控制溫室氣體排放，報告碳排放數據，清繳碳排放配額，公開交易及相關活動信息，并接受生態環境主管部門的監督管理。

　　 草原之盟代理人、北京七曜律師事務所律師王文靜介紹，在全國碳市場第一個履約周期內，共納入發電行業重點排放單位2162家，但有200多家未完成碳排放履約，上乘公司是其中之一。在當時的政策下，對未履約的企業缺乏上位法懲處依據，僅有生態環境部頒布的《碳排放權交易管理辦法（試行）》，對未履約的企業最多責令其改正，并罰款不超過3萬元，對企業而言缺乏強制約束力。

　　 上乘公司是一家位于貴州省興義市的國有企業，主要業務涉及電力生產與供應。該公司成立于2012年10月18日，注冊資本為7.9億人民幣。公開信息顯示，上乘公司為2019-2020年全國碳排放權交易配額管理的重點排放單位，第一個履約周期應購買碳排放配額缺口821596噸（CO）。截至2022年1月20日，上乘公司僅購買碳排放配額3448噸（CO），尚有818148噸（CO）碳排放配額未進行清繳。2022年4月12日，黔西南州生態環境局作出《行政處罰決定書》，對上乘公司處以罰款2萬元。

　　 王文靜所在的團隊長期專注于雙碳領域訴訟業務，他和草原之盟關注到大量企業未履約的現象后，意識到這是一大法律漏洞，“如果違法行為和受到的處罰如此不對等，那么國家制定的雙碳政策目標很可能就無法完成”。在共同商議后，他們決定選擇一家企業發起環境公益訴訟，以期通過對典型案件的審判，堵上這一法律漏洞。

　　 之所以選擇上乘公司，王文靜介紹，一方面是考慮到該企業為一家市屬國企；另一方面，貴州屬于生態文明示范區，其經濟支柱很大一部分是旅游業。這些因素促使該企業進入環保組織和律師的視野。

　　 原告方提供證據并認為，被告上乘公司長期超標排放二氧化硫、煙塵等污染物，超過重點大氣污染物排放總量控制要求，篡改或者偽造監測數據、不正常運行大氣污染防治設施，以逃避監管的方式排放大氣污染物，應當承擔環境侵權責任并賠償損失。同時，上乘公司未購買和清繳碳排放配額，嚴重損害了碳排放交易市場秩序，損害社會公共利益，應當承擔繼續清繳義務或賠償與清繳義務等值的損害賠償責任。

　　 草原之盟向法院提出多項訴訟請求，包括判令上乘公司停止侵害、消除危險、恢復原狀、賠償損失、賠禮道歉、履行清繳義務、進行技術改造、承擔合理成本等。2023年5月29日，貴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級人民法院立案，2023年9月25日，該院對本案公開開庭審理。

　　 上乘公司辯稱，其并未超過污染物和重點污染物排放總量控制指標的排放限值要求，且整改后，公司現階段不存在超排，不存在危險的行為，原告要求其停止生產及消除危險于法無據。上乘公司認為，其污染物排放并未超過總量控制指標，不存在造成生態環境損失的法律事實。本案涉及的超排事件主要因設備故障等原因造成，在發現超排后均立即進行了整改。且排污許可地的空氣質量在發生超排事件期間均為優質，未造成生態環境損害的結果。

　　 針對履行碳排放配額清繳義務的訴訟請求，上乘公司表示，2021年以前中國并未正式推行碳排放交易工作，行政主管部門前期未明確碳排放市場的建設情況和企業需要核算及履約的具體時間，貴州在2018年以前也未開展碳排放交易，其對未正式施行碳排放交易具有一定的行政信賴，并非主觀不履行核算義務。

　　 上乘公司稱，其火電機組自運行起至2021年5月，系委托第三人華電聯合電力公司進行運營維護，其中燃煤入爐采制樣、化驗等環節均由第三人負責，相關數據均由第三人掌握。因第三人未提供燃煤入爐的碳元素含量數據，導致其被以具有懲罰性質的缺省值進行核算，形成缺口。在貴州省生態環境廳作出清繳要求后，其已積極履行了部分碳排放配額購買義務，但公司資金周轉處于困境，基本喪失履約能力，仍在積極履行履約義務，無逃避該行政義務的故意。

　　如何確定溫室氣體對環境的損害？

　　 法院審理認為，本案的爭議焦點包括，被告上乘公司是否存在污染環境的侵權行為，其行為是否屬于《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環境民事公益訴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司法解釋》）規定的“已經損害社會公共利益或者具有損害社會公共利益重大風險的行為”；草原之盟訴請上乘公司履行碳排放配額的清繳義務是否屬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受案范圍；草原之盟的各項訴請能否獲得支持。

　　 關于上乘公司是否存在污染環境的侵權行為，法院認定，其超標排放二氧化硫和煙塵，其行為已構成環境侵權，并且這種行為具有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重大風險。大氣污染所導致的損害具有復雜性、潛伏性、持續性和廣泛性，超標排放的污染物不僅會直接影響環境質量，還會對人體健康和財產安全造成威脅。因此，被告的行為符合法律規定的“具有損害社會公共利益重大風險的行為”。

　　 關于碳排放配額清繳義務，法院認為，碳排放配額清繳不僅是行政法律規范賦予的義務，也是企業為減小環境風險、減緩氣候變化、維護環境公共利益的重要措施。國家通過《碳排放權交易管理暫行條例》等相關法律法規，明確要求重點排放單位必須在規定時間內足額清繳碳排放配額。上乘公司在被多次督促后仍未履行碳排放配額清繳義務，違反了法定義務。

　　 法院特別強調，“上乘公司不履行碳排放配額清繳義務的行為，具有造成氣候變化公害的重大風險。”而《司法解釋》明確，對已經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情形和具有損害社會公共利益重大風險的行為，相關主體均有提起民事公益訴訟的權利。

　　 一些環境法學界人士指出，法院在判決書中明確“不履行碳排放配額清繳義務的行為，具有造成氣候變化公害的重大風險”，此案應該是第一例，這為“預防性環境公益訴訟”提供了判例支持，也給未來中國氣候訴訟的發展提供了新思路。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開庭審理后，判決下達前，上乘公司向湖北碳排放權交易中心有限公司轉入7318萬元資金，用于購買碳排放配額818148噸，完成了履約。

　　 對于原告要求上乘發電有限公司立即停止超標排放污染物的請求，法院認為，因缺乏持續超標排放的證據，未予支持。同樣，由于沒有證據證明被告的行為正在對大氣環境造成具體危害，原告要求消除危險的訴求也被駁回。關于大氣環境治理及生態修復費用，根據專家組評估意見，上乘公司雖對周邊空氣環境有一定損害，但無需進一步修復，故未支持原告的此項請求。

　　 對于2019年1月1日起至2023年8月期間的生態環境損害賠償，法院支持了0.94萬元的損害賠償金額。但法院特別強調，“并無證據證實被告上乘公司未履行清繳碳排放配額義務的行為導致了生態環境受損，故原告草原之盟促進中心主張被告上乘公司承擔超標排放二氧化碳導致生態環境損失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關于清繳碳排放配額缺口的請求，因上乘公司已完成清繳，法院確認原告的訴訟目的已達成。關于公開賠禮道歉，法院決定上乘公司應在省級媒體上公開道歉。

　　 對這一判決結果，王文靜表示，他們訴訟的主要目的——促使企業依法履約碳排放配額，已經達到。上乘公司在審理期間購買了碳排放配額，完成了履約，這顯然是地方政府、法院、公益組織多方努力的結果。

　　 值得注意的是，2024年5月1日，國務院發布《碳排放權交易管理暫行條例》，規定重點排放單位未按照規定清繳其碳排放配額，可處未清繳的碳排放配額清繳時限前1個月市場交易平均成交價格5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罰款。相比生態環境部的規定，這一條例的法律效力更高，處罰也更重。

　　 但王文靜表示，一審判決認為，并無證據證實上乘公司未履行清繳碳排放配額義務的行為導致了生態環境受損，系事實認定錯誤，原告方因此提起上訴。界面新聞多次聯系上乘公司回應一審判決，其對外電話一直無人接聽。

　　 草原之盟提交的上訴狀強調，盡管當前中國法律體系中尚未明確將二氧化碳定義為污染物，但根據大氣污染防治法的精神，對于溫室氣體的排放需進行協同控制，因此對于超標排放二氧化碳的行為應視為對生態環境存在潛在威脅。近年來，多地頻繁出現的極端天氣事件，進一步突顯了氣候變化帶來的嚴峻挑戰。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發布的第六次評估報告也指出，人為活動導致的氣候變化已在全球范圍內引發廣泛的不利影響。中國作為易受氣候變化影響的發展中國家，正積極采取措施適應并減緩氣候變化的影響。

　　 代理律師建議，基于以上背景，為了保護生態環境和人類健康，司法機關應本著“環境有價、損害擔責”的現代環境法理念，依法、開創性裁判上乘公司承擔違法行為所造成的生態環境損害責任。

　　 王文靜表示，超排的CO對氣候變化究竟造成多大的影響，律師團隊試圖找到一種方法學的途徑，對損害進行精確測量。為此，他們咨詢了許多生態損害領域的專家，對方都表示具有挑戰。這不僅是一個法律難題，更是一個科學難題。目前世界范圍內的此類案件也面臨同樣困境。“我們選擇上訴，也是希望讓更多人參與到探討中，像這樣的超排問題，對生態環境確實造成了影響，但是科學上又沒有辦法計算，那么法院該怎么辦？”王文靜說，原告和律師團隊設想的結果是，尋找一種“替代性方式”，最終與被告達成調解，將賠償款打到生態環境執法部門的一個專門賬號，用做環境保護的宣傳經費。如此，此案將會成為一個示范性案件。

　　 此案二審已于9月23日在貴州省高院開庭審理。

　　（據界面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