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記者 趙明鑫 實習生 羅宇軒

　　在闡述中國高校基金會

　　的籌資現況前，華北電力大學世界一流大學教育基金研究中心主任楊維東先介紹了美國高校的籌資投資模式：美國公立大學的附屬基金會更多體現為平臺價值，大學主要通過學校層面的籌資體系進行籌資，而私立大學則不必設立基金會，直接通過學校的籌投資機構或平臺開展工作。不過，從近年來發展趨勢來看，美國公立大學基金會在籌資方面逐漸開始發揮更為積極的作用。

　　 而中國高校基金會更具有“綜合體”特征，籌資、投資和捐贈相關事務全部交由高校基金會這一個主體負責。“每個高校基金會的情況千差萬別，即使是處在同一個發展階段，表現也會不同，個案性極強。”楊維東總結。

　　 “籌資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高校基金會能不能籌到一筆錢是由多個因素一同決定的。”楊維東解釋說，“比如主觀能動性，有的學校領導認為校友捐贈是優先事項，它對學校辦學成果的放大效應遠超非校友企業。”

　　 除此之外，高校基金會的捐贈來源還受到多方面的限制，包括對國家財政的依賴慣性、學校積淀、校友歷史等。

　　 上海交通大學教育發展基金會（下簡稱“上交大基金會”）秘書長、發展聯絡處處長汪雨申將現階段基金會工作分了四個板塊：籌資拓展板塊、保值增值板塊、財務管理板塊、項目管理板塊。除了籌資環節，其他環節如何創新，以適應不斷變化的社會環境和捐贈者的需求，也成為當下困擾高校基金會負責人的新難題。

　　籌資之難：緊縮的資金和躊躇的捐贈者

　　 排在前列的高校基金會背靠強大的校友網絡和品牌支持，強有力地吸引著各界捐贈者和合作伙伴，以收到大手筆的捐贈聞名于世。但并非所有高校基金會的籌資都進展得如此順利，非頭部高校基金會在吸納資金時，甚至會遇到超出學校管轄范圍之外、更加難以逾越的障礙。

　　 “從武漢大學這個點往西走，不論是西北工大、西交大、電子科大、重慶大學、四川大學，西部地區的頂級大學沒有哪一個大學基金會的凈資產在五、六個億以上。”重慶大學教育發展基金會（下簡稱“重大基金會”）秘書長許駿講述了“一個很殘酷的現實”。

　　 “像我們這個西部高校，它受制于這個區域的經濟活力和各地地緣環境的相互影響。”許駿指出，高校基金會凈資產巨大差異其實折射出的是地域之間的經濟發達程度、地域文化意識、人文思維觀念的不同。

　　 許駿曾想在新生入學時給學生做講座，宣揚學校基金會的公益慈善建設，倡導學生在有余力時為母校的建設添磚加瓦，這一想法卻被旁人評價不合時宜，認為還沒到“談捐錢”的時候。反觀廈門大學，新生的開學第一課是參觀陳嘉庚雕像，告訴學生“廈門大學是捐出來的”。

　　 “不同地區對人文文化、公益文化的認知差別是巨大的。”許駿補充說。從孕育徽商文化的安徽往南走，到福建閩南最為典型，反哺感恩的文化因子植根在社會的土壤中。“福建閩南人下南洋去打工，打了工掙了錢，錢背著回來干嘛呢？”許駿解釋道，“首先是修祠堂、立牌坊，建得到處都是。這事兒干完了，才開始修村公所、幼兒園、小學，再修大學。”

　　 相比較而言，內陸地區的感恩教育和反哺意識建構在歷史積淀中顯得薄弱，這也是主動捐助的心態難以培育的深層原因。

　　 由地區的視角調高，國際形勢也對大學籌資產生直觀影響，多位高校基金會負責人在受訪中提到了中美局勢、俄烏戰爭等關鍵詞。在這個背景之下，投資更加講究“穩”字當先，基金會籌資因此受到較大沖擊和限制。部分有捐贈意愿的捐贈人，由于自己的事業變動，或者出于對經濟發展的新預期，而更改了自己的計劃，使得基金會資金籌措變得更加艱難。

　　 除了地域發展和國家局勢的鉗制，社會捐贈氛圍的薄弱也會減緩高校基金會的籌款速度。汪雨申補充說，高校基金會還很缺乏凝聚共識的方法，要得到社會各界的認同和共識，需要在系統文化方面進行長期探索。

　　增值之緩：保值增值的重壓之下

　　 高校基金會籌資是一個難題，如何處理又是另一個難題。重大基金會沒有專項撥款，作為獨立法人實體完全自籌自支，同時還需要聘用社會人員維持運轉，“保值增值”對于許駿是一場持久戰。“保值是一個基本的前提，基金會重要的價值就是做增量。”汪雨申再次強調了“保值增值”對高校基金會的重要性。北京理工大學教育基金會（下簡稱“北理工基金會”）副秘書長余海濱也談到，對于高校基金會而言，損失本金就是損失捐贈人的錢，這種損失無法解釋，也沒辦法補救。

　　 在尋找高收益的投資機會時，中小型高校基金會經常受困于自身體量和專業視野盲區，所能做的嘗試十分有限。“體量小的高校基金會，證券公司不愿意找他們。只有當單筆投資能拿出兩千萬三千萬，甚至五千萬的時候，證券公司才自覺有的發揮，基金會也才會有收益。”許駿坦言道。

　　 面對行業熱論的基金會參與股權投資，許駿持慎重態度，并表示需求助專業人士。許駿介紹，重大基金會合作了七個銀行、三個證券公司，尚有余力，而更小的高校基金會無力培養專業的投資團隊，所謂的金融投資僅僅是在銀行里存訂單而已。

　　 除此之外，據余海濱介紹，高校基金會在起步階段，通常難以承擔高風險投資的法律責任，只能從安全穩健的方式入手。對此，汪雨申表示“要給我們的投資團隊注入強大的信心支撐”，相信“專業的人才能干專業的事”。

　　 汪雨申用三字訣概括了上交大基金會的投資策略：投早、投硬、投小。

　　 投早，關注校友企業的成長期，支持校友企業的早期發展；投硬，結合學校的學科優勢，投資生物醫藥、先進制造、人工智能等硬科技領域；投小，在企業規模較小時加入，與企業一同成長，而不做“錦上添花的事”。

　　 然而，近兩年的宏觀局勢也讓汪雨申和他團隊的投資決策“從緊從穩”，偏向保守。

　　宣傳之弱：為什么難以發聲

　　 如何將基金會資源所在的圈層拓展到更大的范圍，是讓大大小小高校基金會負責人苦惱的難題。

　　 “我現在思考更多的是，要把交通大學的故事更多地傳播出去，得到社會各界更多人的認可。”即使是對于已經有強校友網絡和社會影響力的上交大基金會，這個問題仍然持續困擾著汪雨申。

　　 中小型高校基金會所面臨宣傳手段受制、宣傳力度有限的現象則更加嚴峻。據余海濱介紹，與其他高校基金會校友捐贈款占比較低的情況相比，北理工基金會的校友捐款占比高達75%，只有相當一小部分捐款來自社會人士和企業，所以北理工基金會更重視校友工作，而非在法律允許的框架下進一步面向社會非校友籌資或進一步擴展影響力。

　　 除此之外，余海濱認為任何一個高校基金會根植于學校的文化基因，也都有自己的“秉性”。他解釋說：“受學校軍工文化的影響，我們一直很低調。幾十年前的成果，現在解密了才能拿一個國家的大獎，這正是我們的特色，值得凡爾賽的地方。”

　　 “但確實我們的弱項也正因此是宣傳，宣傳和包裝能力確實差。”余海濱坦言。

　　 回歸高校基金會所執行的項目本身，如何從活動開始就在社會層面上更廣泛地鋪開自己的影響力，許駿的回答是“我們很難做到”，多數情況下他們無法走出西南地區。這也是非頭部高校基金會的后期宣傳難以展開的核心原因。

　　 許駿牽頭設計的一個項目備受校友和受助群體歡迎，但因為交通、住宿和人力成本的限制，在重慶市都很難做到全面鋪開，想去成都開展一次活動花費得翻三倍，更別提飛往全國各地。

　　 為了解決費用問題，許駿正在說服更多的校友加入，而校友加入的同時勢必會提出新的要求。“現在我很純粹，我可以完全按照基金會的思路去做這個事情。”許駿講述起自己的顧慮，“如果有新的校友捐贈，可能會使公益行動的路徑發生變化。”

　　建設之困：浮在水面上的架構

　　 藏在籌資、增值、宣傳背后的，還有一個重要的根源問題。

　　 談及基金會運作系統和執行能力的缺口，汪雨申和余海濱不約而同地談起“體系建設”這一話題。汪雨申認為，當下高校基金會普遍缺乏主動謀劃、系統性謀劃、“頂層設計”的能力。“該如何科學地制定籌資指標？如何科學地發現并鏈接募資對象？以及鏈接完成后，最終如何落實為具體的捐贈？”汪雨申解釋說，“至少針對某一個項目或者方向，應該有一個系統的、頂層的整體邏輯架構。我認為這是我們的短板，因為目前我們還是以情感鏈接為主。”

　　 對比自身和國內老牌高校基金會，余海濱認為北理工基金會對學校的支持力度極其有限。據余海濱介紹，北理工基金會每年的凈資產7個多億，而北理工今年的投入超過100億元，即使將所有資產都投入學校發展也不超過總支出的10%。“更何況現在全國高校基金會整體對于學校的支持力度也可能不到1%。”余海濱補充說，在這種形勢下高校基金會想要深度參與學校發展，謀劃和推動更大的事業，容易顯得勢單力薄，力不從心。

　　 想改善當下的困境則需要更多思維的創新。作為國內頭部基金會負責人代表，汪雨申想借鑒西方高校籌資體系更加靈活的工作方式，在保守選擇外拓展新思路，“怎么能夠及時更新校友庫，促進更多的校友活躍起來，怎么用信息化的手段來支撐與校友之間和社會賢達之間的信息互動，這方面的我們還要繼續再努力。”

　　 聚焦國內高校基金會的發展現況，余海濱注意到清華北大等老牌高校基金會最大的優勢是建立起了全員籌款體系，在學校的籌款和項目設計方面已經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有的學校在新興學科建設的經費來源中已經把基金會列上了，新興學科和交叉學科的建設代表的是學校發展主線，這說明基金會工作已經下沉到學院，深入學校的核心工作。“余海濱指出，“下沉”是未來北理工基金會等國內中小高校基金會的重要發展方向。

　　 高校基金會作為中國公益慈善事業和高等教育事業的公約數，正在兩個世界里分別拓展，形成別具特色的發展空間。

　　 2024年8月，民政部黨組成員、副部長張春生就教育系統基金會開展公益慈善活動情況進行調研座談，聽取規范慈善行業管理意見建議。座談過程中，張春生結合教育系統基金會，特別是高校基金會發展情況，就推動慈善事業高質量發展提出兩方面建議：一是建立聯系機制，加強溝通協作，在公益資金籌、管、用等方面，逐步建立完善行業標準或自律規范；二是加強專題研究，把公益慈善事業擺在國家戰略高度整體謀劃，結合實踐經驗和政策法規，形成有質量的分析報告，爭取更多政策支持。

　　 在接受《公益時報》記者采訪時，參加此次座談會的楊維東用“百花齊放”形容當下教育系統里高校基金會的發展狀態，更確切地說是“含苞待放的花骨朵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