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  年5月19日是第34個“全國助殘日”，主題是“科技助殘，共享美好生活”。那么，城市應當如何運用科技手段，支持身心障礙者的工作和生活，甚至從中生發出更多創新成果，令所有人的福祉提升？背后的問題是，“無障礙城市”的建設能否貼合身心障礙者的生存和發展的需求，真正為其去除一路上的阻礙。

    2023年9月，《中國無障礙環境建設法》（以下簡稱“無障礙法”）正式實施。此前，深圳2021年發布的《深圳經濟特區無障礙城市建設條例》，是中國首個“無障礙城市”的地方立法。近期，深圳大學殘障研究中心、公益慈善研究院周林剛教授團隊正醞釀“無障礙城市指數”，準備采集相關大數據以及問卷數據，并申請相關信息公開，以便持續評價不同城市的無障礙服務和設施。

    對此，近日在京舉行的“中國無障礙指數編制專家論證會”上，來自不同方面的專家，提供了諸多建議。實際上，結合我們自身在城市中的見聞和感受，不難體會到，開展這項工作時面臨的一系列難點，也正是“科技助殘”需要突破的。

    無障礙意在

    支持人的自主生活

    與30多年前相比，中國創建無障礙環境的工作，有了翻天覆地的進步。在這次論證會上，1960年出生的中國殘聯副主席呂世明回憶，自己小時候上下坡，還得靠小板凳支撐挪動；到了1980年代末，“無障礙環境”的概念逐漸為人所重視，比如，建筑需要設置坡道和扶手，門的寬度也要便于輪椅進出，等等；其后40年間，包括《殘疾人保障法》在內，各種法律法規和政策逐漸完善，而無障礙法的出臺，進一步從法律上確認了殘障人士應有的權利。

    “無障礙法的最大價值，就是讓每個人都能夠自己生活。宗旨是八個字：生命尊嚴，生活自主。”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殘疾人事業發展研究院副院長黎建飛強調。

    這種權利落實在城市之中，體現為一連串細節。中國盲文圖書館數字資源部主任唐李真提出，公共場所及其設施，需要有基礎信息提示的無障礙標準規范。比如，圖書館的盲人閱覽室，可以設在離門較近的位置；從大門到閱覽室，有盲道以及聲音引領。

    在當下的媒介社會，“信息無障礙”顯得更為重要。這恰是科技可著重發力支持的。2024年3月，在北京西城區民政局，一對視障新人全程無障礙辦理了婚姻登記手續。二人通過摸讀盲文的文件，可以齊聲共同宣誓，而不再如以往同類情況那樣需要第三人幫助宣讀誓言。可以自主完成自己的儀式，這層支持的意義十分重要。

    與此類似，不僅是身體障礙者，心智障礙者也需要能夠融入城市、自主行動的一系列支持。但因為障礙的存在，這類需求往往難以被看見，需要更多社會層面的撬動。

    另外，一些技術應用又給某些群體造成了新的障礙。比如，當下很多在線公共服務要經過人臉識別。而盲人、失能失智老人等無法通過人臉識別的群體，則需要其他的辦法。但服務于這類群體的信息無障礙通道，目前付之闕如。

    如何盡可能消除這些障礙，關乎未來每個人的生命狀態。身心障礙者當下在城市中的需求，正與未來老齡社會所需的保障和支持一致。全國政協委員、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副主任王建軍指出，少子化、高齡化和區域人口增減分化，是未來客觀上必須面對的狀況。數據顯示，中國的人口2022年凈減少85萬，2023年減少208萬；而當下中國老齡人口已有三個億，“十五五”期間將達四個億，2050年前后會有五個億。在這層意義上，無障礙法可視為城市更新建設以人為本的引領。

    多年來，呂世明都會坐著輪椅，去各個城市調研，體驗無障礙環境建設的狀況，并提出問題和改進意見。他指出，無障礙法已明確提出“要積極構建無障礙環境標準體系，建立健全無障礙環境認證和信息評測制度”，因此，城市的基礎設施、信息以及社會服務，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無障礙”，應該有系統性的評測。如果說巨額處罰當下并不適宜，那么可以結合信用體系進行反饋。根本上，要讓“無障礙”這部分的披露，帶動經濟增長和科技創新。這事關所有利益相關方，是否感受良好和愿意為之投入。

    為各方賦能

    需要數據更多開放

    呂世明也提到，在過往的技術條件下，缺乏可公開利用、經得起檢驗且系統完整的大數據。同時由于力量有限，如果只靠做抽樣調查，難以撐起“城市無障礙指數”。最后便做成“城市無障礙政策指數”，即評估每個城市各自發了多少政策文件。當下，作為第三方政策研究者，制定一個經得起推敲的“無障礙城市指數”，可謂恰逢其時，但仍要一點點推進。

    實際上，針對“無障礙城市”的倡導和實踐，在法律政策、統計數據和真實體感之間，往往存在很大差距。

    在此，以深圳經濟特區為例。在前述地方立法之外，深圳還制定和落實了不少具體措施。產業引領方面，作為具備創新基因的城市，深圳2017年被列為首批國家康復輔助器具產業綜合創新試點地區。而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方面，繼2018年發布創建無障礙城市行動方案后，深圳2019年發布了無障礙城市總體規劃，2024年則細化制定了無障礙城市專項規劃。

    但是，只通過財政投入和基建成果等方面的數據，恐怕難以衡量城市真正的“無障礙”程度。城市是一個復雜系統，對身心障礙者而言，在城市中可去到的地方、能收獲的人生經驗，會受到城市中的短板限制。這些短板未必能被廣泛知曉和有效覆蓋，甚至還會被表面上的數據所掩蓋。

    這意味著，在“無障礙”方面，關鍵要看城市還沒有做到什么，以及為什么沒有做到。就拿記者在深圳的出行感受來說，由于馬路上并未設置自行車道等原因，電動二輪車的騎行者常在人行道上行駛，其中不乏快遞和外賣騎手。加上人行道往往寬度有限，就連健全人步行也常覺心驚膽戰，用盲杖的人、拄拐杖的人以及輪椅使用者，更是難以下決心出行。這意味著，盡管公交汽電車專門設置了無障礙踏板，以及可刷盲人智能手機的售票設備，改造與采購所耗不菲，但要讓殘障人士能享受相應便利，因為路上環境復雜，仍然障礙重重。

    與此類似的是，盡管城市修建了5000多公里盲道，但視障群體走在人行道上，也會因電動二輪車駛過身旁感到不安全，且盲道往往被其他物體占據，另有部分盲道畫在相對偏僻的地方，無助于支持視障群體暢通穿行城市。以上種種，令城市“無障礙”的真實體感與一系列公開數據之間形成差距，也讓“無障礙”相關投入的效用降低。

    不只是深圳，其他城市也不同程度存在這類狀況。周林剛也提到，要編制這項無障礙城市指數，難點就是數據公開。比如，每個城市可取得的數據不同，即便是看起來同樣的數據，其口徑也不同；針對不同的殘障類型，現實中又需要提供不同方面的支持，其效果難以通過統計數據衡量。

    也就是說，這項工作還需要更多部門的開放數據，以及更多社會層面的連接渠道，通過不同層面的大數據來梳理。只有以實際使用的過程進行反饋，才能推動相關產業圍繞未來城市空間的無障礙設計進行，以最大程度使城市的無障礙實現落地操作。

    或許，新組建的國家數據局，這方面可以有更多作為。“數據要素X”大賽正在舉辦，或許可以推動更多部門、更多維度的數據開放，讓更多數據要素可以為研究者、實踐者所用。

    專業主導

    持續擴大公眾參與

    “無障礙城市”關系到所有人的未來。要推動城市進一步“無障礙”，在條例實施和產業發展之外，還需廣泛納入社會公眾參與的維度。

    上海的傅小米是一位二級肢體殘疾人士，有行走能力，但外出需要電動輪椅支持。在不同情境下，他對科技支持的需求也不一樣。比如，在居家環境中，需要考慮如何獨自做飯、洗衣服和清潔身體；而在公共環境中，因室內場所無法精確導航，不知前方能否容許輪椅通過，他往往感到十分困擾。傅小米認為，需要明晰什么是“障礙”，才能對“無障礙”有深入的理解。

    “在解決方法的邏輯層面，尋求軟件硬件配套是可行的。開發者一定要深入了解殘障人群的需求，多去田野調查，才能獲得真實的資料。”傅小米主張，如果創業者選擇殘障主題，那一定需要殘障群體深度參與，甚至是作為合伙人一起創業。

    這讓人聯想到，服務聽障人士的音書APP，創始人石城川就是一位從小在無聲世界中摸索的聽障人士。作為創新和創業的課題，這種對障礙的察覺和支持，也可以擴展到更多感知覺領域。

    “無障礙”的關鍵在于對人的關懷。王建軍指出，2000年之前所建的房子都不適合老人，適老化改造的投入會非常大。這意味著，需要轉變治理體系和治理方式，考慮全人群全生命周期，以往更多考慮對物的投入，現在要更多投資在人的服務上。

    在城市層面，北京大學建筑與景觀設計學院副教授李迪華認為，城市能否推動專業的人做專業的事，是達成“無障礙”最為關鍵的因素。也就是說，無障礙城市的指數，需要考量一個城市是否讓足夠多的專業人士——既具備無障礙的理念，又懂得相應的辦法和技術標準，具備相應的職業能力——來做包容性的社會建設、環境的改造和服務的支持。把專業的事交給專業的人去做，這件事就成功了一大半。

    “無障礙的理論和實踐要與時俱進，包括硬件的無障礙和軟件的無障礙。中國人常說的祝福，是‘祝平安’。平其實就是無障礙，無障礙才能確保安全。”深圳大學政府管理學院院長、北京大學講席教授俞可平總結，無障礙的指數能體現社會文明的程度，這事關每個人能否更加幸福。

    （據澎湃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