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姚麗

    抗戰初期中國共產黨已經深刻認識到，想要徹底贏得抗戰的勝利僅僅依靠自身力量是遠遠不夠的，還要依靠更為廣泛的國際力量的支持，而外籍專家和醫療團體正是其中最為重要的國際力量。外籍醫生和醫療團體為推動陜甘寧邊區的醫療衛生事業做出了巨大貢獻，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投身八路軍抗敵第一線救治傷兵；二是在后方醫院工作，提高陜甘寧邊區的醫療衛生水平；三是開辦衛生學校培養醫護人才。毛澤東在《紀念白求恩》一文中提到：“我們要和一切資本主義國家中的無產階級聯合起來，要和日本的、英國的、美國的、德國的、意大利的以及一切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聯合起來，才能打倒帝國主義，解放我們的民族和人民?！边@些外籍醫生和醫療團體主要通過紅十字國際委員會以及中國紅十字救護總隊參與陜甘寧邊區的戰地救護，他們所從事的人道主義事業奉行了“人道、博愛、奉獻”的紅十字精神，與延安精神高度契合。

    印度援華醫療隊

    印度援華醫療隊對陜甘寧邊區的醫療援助是在美國記者史沫特萊、印度國大黨領袖尼赫魯以及中國共產黨的共同努力下實現的。印度援華醫療隊于1939年2月到達延安，由具有高超的醫學技術的5名醫生組成，是到達延安的第一個國際代表團，他們在延安地區工作生活9個月后于1939年11月4日受邀前往晉東南前線。印度援華醫療隊到達延安后首先參觀調研了附近大約50公里范圍內的所有醫療機構，不僅對延安的整體醫療狀況和水平做了全面了解，而且在大量調研的基礎上確定了醫療援助的工作方向及主要內容，即：一是參與擴建延安八路軍軍醫醫院，建成后的八路軍軍醫院能同時容納上百人的病床和病房，新建的窯洞（即病房）共25間，其中16間連成一排，每間能容納5位病人。二是承擔主要崗位的醫療工作。三位經驗豐富的印度醫生主管外科病房，他們承擔的各科室的醫療任務在一定程度上填補了八路軍軍醫技術空白。三是培養醫護人員。卓克華和木克華兩位印度醫生在距離軍醫院130公里外的八路軍衛生學校為八路軍軍醫院培養合格的醫護人才。四是救治傷兵的醫療任務。5名印度醫生承擔了繁重的醫療救治任務，如巴蘇華大夫每天門診接診量20人以上，7個月他在五官科共實施大小手術86次。愛德華和柯棣華平均每天在前線承擔10多次外科手術。五是印度援華醫療隊帶來了大批藥品，而且其中很多是邊區政府稀缺的藥品。

    美國醫生馬海德

    馬海德于1937年1月到達延安，2月10日加入中國共產黨，8月隨八路軍奔赴陜西前線，與中國紅十字醫療隊隊員一起開展戰地醫療服務并建立了戰地醫療組織。1937年年底，馬海德從前線回到延安，承擔了中央領導人的保健醫生工作，這是馬海德在陜甘寧邊區的重要貢獻之一。在擔任保健醫生期間他建議以曬太陽的方式來恢復人體抵抗力，組織各種體育鍛煉調節長時間處于緊張狀態下的中共領導人，同時組織爬山活動并練習抬擔架爬山。此外，建議中央領導人耕種一塊土地，既可以補貼日常蔬菜供應，也可以適當運動，一舉多得。籌建陜甘寧邊區醫院是馬海德的另一重要貢獻。1937年年底，馬海德將自己改善八路軍和邊區醫療衛生條件、健全軍隊醫療網絡的構想提交給中央，最終在“因陋就簡，自己動手，勤儉辦醫療事業”的方針下籌建陜甘寧邊區醫院。他以白求恩和平醫院為總院，先后建立了8所中心醫院、24所分院，形成了總計擁有10800張病床的醫療網。

    值得一提的是，馬海德還積極向延安中醫李鼎銘學習針灸、中藥藥理等中國傳統醫學，并將其與西醫結合救治傷病員。他運用在延安時領悟的動員群眾的辦法，向群眾宣傳梅毒的治療辦法，大膽嘗試用青霉素治療梅毒取得了很好的治療效果。此外，馬海德醫生還培養了大量醫療輔助人員，要求他們學習掌握癥狀學、涂片法、血清實驗及初期治療的相關醫療衛生知識。建國后，馬海德又將精力放在治療麻風病上，為一線醫務工作者做出了表率，取得了良好的治療效果。

    白求恩與美加援華醫療隊

    白求恩與美加援華醫療隊受美國與加拿大共產黨委派于1938年1月下旬抵達中國，在中國紅十字救護總隊負責人林可勝的幫助下美加援華醫療隊前往抗戰一線救治八路軍傷員。這支醫療隊由白求恩、加拿大護士尤恩與外科醫生帕森斯組成，但由于帕森斯反對前往敵后根據地，后經史沫特萊勸說加拿大傳教士布朗醫生加入該醫療隊，3月底他們到達延安，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展開工作：一是設立戰地醫療隊。白求恩深知戰地救護的時效性在野外戰場對于救治傷兵非常重要，傷兵救治的越及時，康復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只要在前線附近擁有戰地醫療隊，75%的重傷員都可以救治。此外，他還提議將國聯資助的能容納50張床位的外科醫院建成一所一流的模范戰地醫院，每月1000美元的運營經費由美國援華會承擔。但由于國民黨的阻撓，國聯無法在八路軍后方建立模范醫院，美國援華會的資金未能匯給白求恩。直到1938年6月，在晉察冀軍區司令聶榮臻以及“保盟”的支持下得以建立模范醫院救治八路軍傷兵。二是建議為延安干部建立病歷系統以便于定期檢查身體。三是建議改進醫院條件。白求恩深刻認識到手術不是治療的重點，而術后護理更為重要，因而決定建立一支永久性的流動手術隊。1939年2月，他率領18人組成的“東征醫療隊”到冀中前線救治傷員。步行1500余里山路，實施大小手術315次，建立13處手術室和包扎所，救治傷員1000余名。四是為適應八路軍游擊戰的特點，白求恩醫療隊發明了一種“藥駝子”，足夠做100次手術、換500次藥和配置500個處方所的全部藥品和醫療器械，大大提高了傷員救治率。

    傅萊對青霉素的貢獻

    1942年12月傅萊抵達晉察冀根據地，在白求恩衛生學校擔任教員。由于他出色的教員經歷，1944年調往陜甘寧邊區后被派往延安的中國醫科大學從事傳染病教學工作。1945年初，傅萊同王學禮、宋同珍兩位助手組成科研團隊創建了生化實驗室，利用美國援華會寄來的高壓汽鍋、青霉素芽孢、培養液原料以及各種珍貴的參考資料，用當地土炕作為保溫箱，經過數十次反復試驗，試制成功“青霉素”。青霉素研制成功并應用于臨床，有效緩解了八路軍戰地用藥匱乏的困難，對于有效治療由細菌引起的肺炎、腦膜炎、淋病等傳染病發揮了巨大作用。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傷口感染的概率，而且也打破了國民黨對邊區的醫藥封鎖，對抗戰勝利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此外，傅萊還認識到濫用抗生素藥物的危害，他在《靈藥的危險》一文中指出磺胺類藥丸在使用過程中出現的最大危險不在于藥物本身，而在于不經醫生開具處方患者隨意用藥，可能在原病的基礎上引發更為嚴重的病癥。陜甘寧邊區中西醫藥研究會成立后，聘請傅萊任顧問。

    阿洛夫對規范醫療技術的貢獻

    1942年6月，阿洛夫抵達延安后在中央醫院工作。阿洛夫具有高超的醫術以及豐富的戰地救護經驗，他認識到必須消滅病菌，首先是整潔和消毒，再組織訓練外科護士和醫生使其達到可以進行手術的標準。阿洛夫對中央醫院醫療衛生水平的改善有諸多貢獻：一是阿洛夫以身作則，教導并規范所有醫務人員都應該遵守手術和治療的操作規范，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中央醫院醫生和護士原本粗糙的操作狀況。二是阿洛夫還否定了天天換藥的傳統做法，推廣延期換藥的新方法，提倡術后病人早拆線、早下床活動以促進傷口早愈合，這一治療方法被稱為“動靜療法”。三是盡可能不損害病人的生理機能，這是阿洛夫所奉行的行醫原則，他對病人生命和健康高度負責，在給病人治療過程中堅持科學的醫療方法，盡最大可能性降低中央醫院的死亡率。四是阿洛夫將自己在蘇聯衛國戰爭中的野戰救護經驗毫無保留地傳授給中央醫院的工作人員。在護士與實習生培訓過程中阿洛夫將學習與工作相結合，堅持理論聯系實際，堅持從綜合性教育到專門培訓，先教授基本的醫療衛生知識，再引導學員由淺入深向專業化發展。他還介紹最新的科學成就，主張吸收各種醫學理論，提倡無論醫生還是護士都要努力接受新知識。

    概而言之，在陜甘寧邊區工作的外籍醫生和醫療團隊，具有豐富的戰地救護經驗以及精湛的醫療技術，先進的醫療理念和方法不僅大大減輕了病人的痛苦，降低了死亡率，而且培養了大批合格的醫生和護士，大力推動了陜甘寧邊區的醫療衛生事業的發展，為抗戰勝利乃至解放戰爭做出了重要貢獻，也為新中國的醫療衛生事業發展奠定了基礎。外籍醫生和醫療團隊在延安工作期間對病人生命和健康高度負責，精益求精，體現了紅十字所倡導的“人道、博愛、奉獻”的人道主義精神。

    （作者單位：西北政法大學紅十字運動與人道主義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