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空間并不清凈。

    2023年8月，多位視頻創作者向B站平臺舉報說，有群體在境外平臺有組織地煽動用戶對站內視頻創作者進行“人肉開盒”，他們的個人信息被集中公開在網絡上。此外，還有人對他們進行電話騷擾、網暴攻擊、不實惡意舉報等。

    被“開盒”受害者的個人信息——所在省份、詳細住址、身份證號、手機號、證件照等毫無保留地公開在網絡上。

    自媒體博主川烈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在被“開盒”之后，他和家人不斷接到謾罵、騷擾的電話、短信、郵件等。“一直騷擾，剛開始不斷給我打電話發短信，后來他們找到了我爸媽、我妹妹、妹夫，甚至還找到了我妹夫的爸媽。”

    治理網絡亂象，一方面需要嚴懲網絡犯罪，另一方面要開展網絡空間綜合治理。2024年2月23日，最高人民檢察院舉行新聞發布會通報有關工作情況。

    最高人民檢察院黨組成員、副檢察長葛曉燕介紹，檢察機關依法嚴懲網絡違法犯罪，2023年1至11月共起訴各類網絡犯罪28萬人，同比上升35.5%，占全部刑事犯罪的18.8%。

    最高人民檢察院第八檢察廳廳長徐向春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說，最高檢將持續加強網絡空間治理公益訴訟辦案力度，正在指導地方檢察機關針對“人肉開盒”“網絡廁所”等嚴重侵害眾多公民人格權益的違法情形研判開展公益訴訟監督。

    黑灰產業與

    新技術新業態相伴生

    葛曉燕介紹，網絡犯罪呈現如下趨勢特點：一是電信網絡詐騙及其關聯犯罪大幅增多。2023年1至11月，起訴利用電信網絡實施的詐騙犯罪同比上升63.5%。同時，為電信網絡詐騙提供人員、信息、技術、資金等幫助的犯罪活動持續增多。

    二是與新技術新業態相伴生，黑灰產業加速迭代升級。利用元宇宙、區塊鏈、二元期貨平臺等為噱頭的新型網絡犯罪不斷涌現，虛擬貨幣成為滋生和助長網絡犯罪的重要土壤。

    三是傳統犯罪向網絡空間遷移，網絡犯罪樣態日趨復雜。利用網絡溝通便利、隱蔽性強等特點，傳統的賭博、盜竊、傳銷、制假售假等傳統犯罪向網絡空間延伸。2023年1至11月，起訴利用網絡實施的盜竊犯罪上升22.78%，起訴網絡制售偽劣商品犯罪上升85.7%。侮辱、誹謗等傳統輕微違法犯罪，經網絡傳播顯現放大效應，危害性升級。

    四是威脅數據信息安全類犯罪常見多發，危害數字經濟健康發展。互聯網行業蓬勃發展，數據信息日益成為重要犯罪對象。犯罪分子通過“撞庫”“爬蟲”“釣魚”網站等方式非法獲取企業存儲數據，網絡公司“內鬼”非法獲取、出售公司數據等情況時有發生。

    沒有網絡安全就沒有線下平安、人民安寧。

    葛曉燕介紹，檢察機關聚焦非法獲取、提供個人信息成為網絡犯罪黑產的嚴峻形勢，加強對上游信息收集、提供、倒賣等環節犯罪行為的全鏈條打擊。2023年1至11月，起訴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犯罪7300余人。

    聚焦數字經濟發展，重點懲治非法獲取企業經營數據和網絡平臺用戶數據犯罪，以及網絡侵權盜版犯罪。2023年1至11月，起訴危害計算機信息系統安全類犯罪1300余人、網絡侵犯知識產權犯罪1400余人，維護企業數據產權和公眾利益。

    聚焦網絡暴力“按鍵傷人”突出問題，最高檢聯合最高法、公安部出臺《關于依法懲治網絡暴力違法犯罪的指導意見》。

    “網絡暴力已成為社會頑疾，成為一種狂歡和宣泄，使網絡空間戾氣橫生。網暴事件發生之后，非理性的聲音迅速聚集，而理性的聲音反而越來越少，形成沉默的螺旋。”中國政法大學傳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說。

    朱巍還說，網絡暴力在一定程度上成為了一種手段，其背后形成了一條黑灰產業鏈。人肉搜索、彈幕刷屏、惡意剪輯、私信轟炸……帶節奏的人為了蹭流量蜂擁而上，手段靈活多樣。此外，還出現了不法分子利用網暴來勒索企業的情況。

    懲治網絡暴力違法犯罪

    網絡暴力違法犯罪頻發，輕則對被害人名譽造成一定影響，重則使被害人“社會性死亡”，甚至輕生自殺，造成嚴重社會危害，檢察機關如何加強對公民人格權的刑事保護？

    最高人民檢察院第一檢察廳副廳長周惠永說，與傳統違法犯罪不同，網絡暴力信息傳播范圍廣、社會危害大、影響消除難，輿論風暴可能令被害人承受巨大精神壓力和痛苦，有的甚至造成精神失常、自殺等嚴重后果，但被害人往往因舉證難、維權難，難以通過自訴實現權利救濟。

    對此，檢察機關積極適應新時代人民群眾對網絡空間人格尊嚴刑事保護的更高需求，對于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的網絡侮辱、誹謗犯罪，符合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條第二款規定的，依法適用公訴程序。2023年1至11月，檢察機關共依法起訴侮辱、誹謗犯罪39人，努力為被害人撐腰、堅決向網暴者亮劍。

    近年來，最高檢充分發揮檢察一體化優勢，對社會廣泛關注的網絡暴力犯罪嚴把案件質量標準，督辦指導了杭州女子取快遞被誹謗案、東莞“老夫少妻”案等若干影響重大的網絡暴力案件。

    朱巍對記者表示，網絡暴力既可能存在對公民權利的侵害，也可能存在對企業與組織商譽權和經營權的侵害。前者涉及網絡安全法信息安全與民法典人格權利保護的規定，后者涉及市場競爭秩序等規定。在缺乏較高位階法律統籌下，執法、審判機構很難做到協調一致，容易出現權限空白、交叉、重合的情況。

    2023年9月，“兩高一部”聯合發布《關于依法懲治網絡暴力違法犯罪的指導意見》，對準確把握侮辱、誹謗罪的公訴條件和依法適用公訴程序提出了明確要求。

    最高人民檢察院第八檢察廳廳長徐向春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說，針對人民群眾反映強烈的網絡暴力、網絡謠言、網絡不良信息以及其他網絡黑灰產治理難題，檢察機關積極探索公益訴訟解決方案。

    2023年9月，最高法、最高檢、公安部聯合發布的《關于依法懲治網絡暴力違法犯罪的指導意見》中，明確規定網絡暴力行為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人民檢察院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公益訴訟。

    徐向春說，目前，最高檢正在指導地方檢察機關針對“人肉開盒”“網絡廁所”等嚴重侵害眾多公民人格權益的違法情形研判開展公益訴訟監督。

    下一步，最高檢將持續加強網絡空間治理公益訴訟辦案力度，研究創設網絡空間公益損害評估、修復和預防的檢察公益訴訟司法規則。

    （據《21世紀經濟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