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學，又稱義塾，是面向貧寒子弟招生的免費學校，分為官建、民建和官民共建。義學的起源可以追溯至東漢時期，據《后漢書》記載，東漢官員楊仁“寬惠為政，勸課掾史弟子，悉令就學。其有通明經術者，顯之右署，或貢之朝，由是義學大興”。宋元時期，義學逐漸興起，北宋名相范仲淹為貧寒子弟專設義學。明清時期，義學有了較大發展。特別是在清代統治者的大力扶持下，義學在全國各地廣泛設置，并與私塾、社學等共同承擔起蒙學教育。清末教育家王韜在《征設鄉義學序》中寫道：“義學者，即以補官學之所不及。”
    廣設義學
    維護地方穩定
    據《清史稿?選舉志》記載：“義學初由京師五城各立一所，后各省府、州、縣多設立，教孤寒生童，或苗、滿、黎、瑤子弟秀異者。”
    清朝入關后，隨著統治區域的擴大，八旗人才奇缺，“僅足敷京員之用”，亟須培養大量人才。康熙三十年（1691），清廷以佐領為單位，為家境貧寒、無力延師的八旗子弟開辦學校——八旗義學，用以教授幼童滿蒙文字。“凡旗子弟十歲以上者，各佐領在本佐領內各選一人。滿洲幼童，教習滿書、滿語；蒙古幼童，教習滿洲、蒙古書，滿洲、蒙古語；漢軍幼童，教習滿書、滿語，并教習馬、步箭。”他們通過在義學學習，成為各部、院、衙門可供挑選的基礎人才。繼京師設立八旗義學后，各地的駐防八旗也相繼設立義學。
    在貴州、云南、廣西、四川等地和少數民族聚集區，清政府亦多次詔令興建義學。康熙四十五年（1706）和五十九年（1720），康熙帝分別議準“黔省府、州、縣、衛俱設義學”及“廣西土屬十五處，各設義學一所”事宜。雍正帝繼位后，繼續在少數民族聚集區興建義學。雍正三年（1725），他議準“云南、黔省等地設立義學，令彝人、苗人子弟有志讀書者入學”。雍正十年（1732），雍正帝又議準“湖南永綏六里，每處設立義學三所”。這一舉措不僅促進了少數民族聚集區的蒙學教育，還加強了民族文化的融合。
    清朝統治者通過鼓勵各省興建義學推行教化，明人倫、改民風，維護地方社會秩序的穩定。康熙五十二年（1713），康熙帝“議準各省府、州、縣令多立義學，延請名師，聚集孤寒生童，勵志讀書”。雍正元年（1723），雍正帝“諭各直省現任官員，自立生祠書院，令改為義學，延師授徒，以廣文教”。乾隆元年（1736），乾隆帝議準“令順天府尹轉飭大興、宛平兩縣，清理義學基址，酌量擴充，葺舊建新，律無力讀書之士得以聚處。該府尹遴選文理兼優之士，延請為師。凡愿就學者，不論鄉城，不拘長幼，俱令赴學肄業”。
    乾隆、嘉慶時期，內地及沿海地區已經廣泛設立義學。道光年間，朝廷諭令各州、縣均辦義學，并規定具體的學習內容。如，道光初年襄陽府要求“各蒙童以本府所刊之《小兒語》《小學詩禮》《圣諭廣訓》為先，三書即熟，再讀《小學》《四書》《五經》……”第一次鴉片戰爭后，隨著西方文化的傳入，民間一些有識之士自發集資創辦義學。至光緒年間，各地義學迅猛發展，數量遠超從前。
    興教育、重師儒、辦義學
    為治臺根本
    康熙二十二年（1683）收復臺灣后，清政府針對臺灣地區特殊的海疆戰略地位和民情，把“推行教化”作為治理臺灣的重要內容。隨后，治臺官員捐資創辦并修建起一大批儒學學宮。由于學宮招生數量有限，便出現了“酌取番童一名歸府學”的情況。清政府為了讓當地幼童可以享受最為基礎的教育資源，和漢人子弟一樣接受中國傳統的儒家文化啟蒙教育，便廣泛設立社學、義學等場所。而且學業有成的義學學童不僅有參加科舉考試的資格，還能進入當地的府、縣儒學學宮深造。
    臺灣義學基本仿照儒學學宮的規制定期進行歲考月課，教學內容主要包括蒙學和經學兩種。漢人子弟的教材多用《三字經》《小學》《詩經》等儒家經典啟蒙讀本，上課內容主要有政令宣導、儒家經典誦讀和八股文習作。當地幼童的上課內容則淺顯易懂，以訓官音（即官話）、教禮儀、學文字為主。
    康熙四十三年（1704），臺灣知府衛臺揆在臺灣府設立“東安坊南部義學”，兩年后，又設立“東安坊東部義學”。僅康雍時期，臺灣已有義學26所。為了保證義學的教學質量，臺灣地方官員會定期派遣儒學訓導深入巡查義學情況。如康熙年間，分巡臺廈道陳大輦和北路營參將阮蔡文都曾出巡義學，考察塾師授課；光緒年間，知縣周有基制定7條學規，嚴格規范塾師對學生的管理。
    “興教育、重師儒、辦義學”被視為治理臺灣的根本，廣設義學亦成為實施教化最重要的舉措之一。康熙六十年（1721），“籌臺宗匠”藍鼎元在上疏朝廷《制軍臺疆經理書》中寫道：“郡縣兵防既已周密……而后可施富教……興學校、重師儒，自郡邑以至鄉村，多設義學，延有品行者為師，朔望宣講圣諭十六條，多方開導，家喻戶曉，以‘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八字轉移士習民風，斯又今日之急務也。”雍正二年（1724），藍鼎元在《與吳觀察論治臺事宜書》中寫道：“廣設義學，振興文教……臺邑鳳山、諸羅、彰化、淡水，各設義學，凡有志讀書者，皆入焉。學行進益者，升之書院為上舍生。則觀感奮興，人文自必日盛。”他建議將義學與書院教育銜接起來，在廣設義學的同時，于府城設書院。凡義學中的“學行進益者”，即可升入書院成為“上舍生”，以此鼓舞大家積極向學，促進臺灣“儒教漸興，人文日盛”。
    乾隆時期，臺灣義學開始轉型，紛紛改制為書院。乾隆十年（1745），彰化知縣曾日瑛在彰化縣學宮右側設義學一所，但很快被改建為白沙書院。第二年，鳳山知縣呂鐘琇將鳳山縣義學擴建為屏山書院。乾隆二十四年（1759），諸羅知縣李倓在諸羅文廟舊址建玉峰書院取代已廢義學。這些書院以招收備考鄉試的生員為主，兼收貧寒子弟，具備義學功能。
    辦學形式多樣
    旌表武訓行乞辦學
    清代義學的辦學形式多樣。官建義學由政府出資興辦，塾師束脩從國庫中支出。民建義學主要通過士紳捐田、捐銀、捐房設立，塾師束脩主要從士紳的捐銀中支取。由于各地經濟情況不同，義學的辦學規模也大小不一。對于個人興辦義學的德行義舉，清政府有專門的旌表制度，如賜匾額、造牌坊等，使行善者的名聲氣節得以流傳和宣揚。據《清會典》記載：“凡士民人等，或養恤孤寡，或捐資贍養，助賑荒歉，或捐修公所及橋梁道路，或收斂尸骨，實與地方有裨益者，八旗由該都統具奏，直省由該督撫具題。其捐銀至千兩以上，或田粟準值銀千兩以上者，均請旨建坊，遵照欽定樂善好施字樣，由地方官給銀三十兩，聽本家自行建坊。”
    清末民人武訓以行乞辦學得到朝廷旌表，并被寫入《清實錄》。武訓出生在山東省堂邑縣柳林鎮（今冠縣柳林鎮）武家莊的一戶貧農家庭，鄉人稱其“武七”。他年幼喪父，只能隨母以乞討為生，求學不得。14歲后，武訓離家當傭工，雇主見其不識字便以假賬相欺拒絕支付工錢。年少的武訓吃盡沒讀書的虧，遂萌生興建義學的念頭。他拼命賺錢，“凡挑擔、推磨、拉噸，即極艱苦之活，茍可以獲利者，無一不可”，“凡肩挑背負，茍可以得錢文者，雖披星戴月，無間寒暑”。武訓掙到的工錢，除供養母親外，都用于籌設義學。而他則極盡簡樸，過著“且傭且乞”的生活，“晝行乞，夜積麻，得一錢，則積之”，“遇斷線殘縷，必揀而結成繩，或團做線蛋，以資易錢”。
    光緒十四年（1888），武訓在堂邑縣柳林鎮東門外建起一所義學，校舍20間，取名“崇賢義塾”。山東巡撫張曜在“崇賢義塾”興辦后上奏光緒帝，依例請“準堂邑縣民人武七（武訓）自行建坊，給予樂善好施字樣，以示旌獎”。光緒帝朱批“著照所請”，準武訓自行建坊，并賜“樂善好施”字樣。武訓不慕虛名，只是將“樂善好施”字樣做成匾額掛在“崇賢義塾”內，并未建坊。光緒十六年（1890），他與館陶僧人在館陶縣楊二莊興辦了第二所義學。6年后，武訓又在臨清縣御史巷興辦了第三所義學。
    光緒二十二年（1896），武訓在臨清御史巷義學內病逝，依其遺愿葬于“崇賢義塾”外。他離世后，山東巡撫袁樹勛奏請為武訓宣付國史館立傳，贊其“以一乞人興學三州縣，捐資萬余串，僅予尋常旌表不足以示來茲而風薄俗，懇恩宣付史館立傳，以彰奇行”。學部議覆，贊譽武訓興辦義學的事跡，亦請“將該義丐武訓生平事實，宣付國史館立傳，以章奇節而振學風”。宣統二年（1910）九月，清政府“予積資興學山東堂邑義丐武訓事實，宣付史館”。（據《中國檔案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