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著名改良派思想家馮桂芬，不僅積極改革近代社會，也致力于慈善救助。無論理念抑或實踐，他都有可圈可點之處，特別是太平天國運動前后，由于身受西學影響和社會形勢的急劇變化，馮桂芬在從事傳統慈善活動的同時大膽提出對傳統慈善事業的改革設想，推動中國傳統慈善事業向近代轉型。

    馮桂芬與慈善的淵源

    馮桂芬（1809~1874），蘇州府吳縣人，歷任翰林院編修，順天、廣西鄉試考官等職。道光三十年，馮桂芬又丁父憂在鄉，逐漸淡出仕途，主要以地方紳士的身份在蘇滬一帶活動。正緣如此，他才有條件對慈善事業傾注大量精力，由此成為著名慈善家。江蘇巡撫吳元炳曾對馮桂芬一生的善舉作過扼要總結：“故宦于善舉尤盡心力。咸豐三年，收養江南北流亡，全活無數；同治初，在上海請設撫恤局，專辦掩埋、棲流，又創立保息、安節等局；郡城復后，故宦經理女普濟、錫類兩堂，樽節經費，營建堂屋，規制因以大備焉。”

    明清時期的蘇州是全國慈善事業最為興盛的城市之一，地方有力者舉辦慈善事業的傳統非常濃厚。道光三十年返鄉后，馮桂芬積極參與各種慈善活動，親自創辦或主持多種慈善組織。

    吳縣光福鎮一仁堂和種樹局便出自馮桂芬的手筆。馮桂芬在《光福一仁堂記》中記道：“近世善堂之法，凡貧者病與藥、死與槥，死于道路者埋而具褐焉，蘇城內外，無慮數十堂，獨光福巡檢所轄百三十一圖中無之”，以致“兇歲暑月，道殣相望”。咸豐六年（1856），馮桂芬游說地方官員，從訟案罰金中撥出銀兩，創建光福一仁堂，并為之置辦田產200多畝；又設種樹局，“得山地百余畝，雜藝梅桃桑柘之屬”。一仁堂在救助地方貧民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在太平軍攻占蘇州、一仁堂的管理者紛紛逃離后，當地居民“猶能以堂租治堂事”，掩埋了數以千計的難民尸骸。同治年間清軍收復蘇州，在馮桂芬次子馮芳植等的主持下，一仁堂與種樹局恢復正常運營。

    咸豐十年（1860），太平軍攻占蘇州，馮桂芬避居上海。在此期間，他的慈善舉措更加繁多有力，除“請設撫恤局，專辦掩埋、棲流”以外，還主持創辦保息局和安節局，用于救助戰爭難民。據《同治上海縣志》載，同治元年（1862）夏，上海發生大疫，蘇州紳士在上海廣福寺創建保息局，“為施醫藥、施棺代葬之所”。保息局最初的救助對象是蘇州來滬的同鄉，所謂“專為蘇人避難者設”，不久后又“旁及他處，不分畛域”，擴大了救助對象的范圍。清軍收復蘇州以后，保息局遷往蘇州，但上海原址仍然保留。其經費來源以絲捐為主，浙江嘉興、湖州一帶的絲商多參與其事。

    安節局同樣創辦于上海。《同治蘇州府志》稱，安節局“初設在上海縣，郡人馮桂芬等創建，收養名門嫠婦”；清軍收復蘇州后，于同治三年移建蘇州。馮桂芬曾提到：“且住（保息）局婦女別為安節。”可見安節局最初應是保息局的附屬機構，后來才獨立成局，專門收養“名門嫠婦”，即士紳家庭的寡婦。

    在清軍收復蘇州以后，馮桂芬還被委以重建蘇州慈善組織的重任。同治三年，在江蘇巡撫李鴻章的直接過問下，以馮桂芬為首的一批蘇州紳士“擬重整各善堂章程”，將蘇州原有的慈善組織“照章逐一清理”。此外，馮桂芬還親自興復了蘇州女普濟堂、錫類堂和豐備義倉三個慈善組織。

    蘇州女普濟堂創建于乾隆三年（1738），以收養貧病婦女為職。錫類堂設立于雍正十三年（1735），負責收埋無人認領的道路遺骸。咸豐年間，二堂均毀于兵燹，同治年間，馮桂芬重建女普濟堂，并將錫類堂附入辦理。豐備義倉建于道光十五年（1835），在太平軍占領蘇州期間亦停止運營。清軍收復蘇州后，馮桂芬與同鄉紳士多次呈文官府，要求重建義倉。馮桂芬還主張對義倉的運營辦法作必要的變通。如對因戰爭而未能及時給獎的捐田者從優獎勵，“以廣招徠”，還建議改變原來“出納官主之，士紳不與”的管理模式，將義倉改為“官紳互為經理”。同治五年（1866），馮桂芬和同鄉紳士動用義倉田畝收租所得，在蘇州城中建成倉廒，使豐備義倉順利重建。

    馮桂芬慈善思想的發展

    馮桂芬一生慈善活動數量眾多，涉及面寬泛，舉凡救災備荒、施棺代葬、施藥送診、恤嫠養老、施衣施粥、惜字義塾及收養難民等活動都有參與。不過，這類慈善活動早已有之，馮氏所為并沒有新意。若僅就此而言，馮桂芬只能算作一個熱心慈善的傳統紳士。

    首先，傳統慈善事業對受助者的道德操守有著明確要求，對道德不良者往往不予救助。其次，傳統慈善事業的救助辦法較為消極，即給予錢物，使受助人得以維持生存。這兩大特點，在馮桂芬主持的慈善事業中同樣存在。譬如，保息局在辦理“賒棺”（貼錢施棺）善舉時，對“娼優隸卒”“忤逆不孝”及“奸淫造孽”等人“一概不賒”。他主持或參與各種慈善活動，亦以消極救助的辦法為主。

    但在避居上海期間，馮桂芬大量閱讀了西方書籍，并與西人密切接觸，其慈善思想出現了一些新的元素。從當時撰成的《收貧民議》和《復宗法議》二文來看，馮桂芬已注意到西學中有關慈善救助的內容，并借鑒西方經驗，對中國慈善事業提出改革構想。

    在《收貧民議》中，馮桂芬寫道：“嘗博覽夷書，而得二事，不可以夷故而棄之也。”其一是：“荷蘭國有養貧、教貧二局，途有乞人，官若紳輒收之，老幼殘疾入養局，廩之而已；少壯入教局，有嚴師，又絕有力，量其所能為而日與之程，不中程者痛責之，中程而后已。”其二是：“瑞顛（典）國設小書院無數，不入院者官必強之，有不入書院之刑，有父兄縱子弟不入書院之刑，以是國無不識字之民。”

    于是，馮桂芬借鑒西方做法，對傳通慈善事業提出改革方案：“今江浙等省頗有善堂義學，義莊之設而未遍，制亦未盡善，他省或并無之。另議推廣義莊，更宜飭郡縣普建善堂，與義莊相輔而行，官為定制，擇紳領其事，立養老室、恤嫠室、育嬰堂、讀書室、嚴教室，一如義莊法，以補無力義莊之不逮。嚴教室，教之耕田治圃及凡技藝，嚴撲作教刑之法，以制其頑梗，凡民間子弟不率教，族正不能制者，賭博斗毆竊賊，初犯未入罪者，入罪不遇赦若期滿回籍者，皆入焉。三年改行，族正愿保領者釋之。別設化良局，專收妓女，擇老婦誠樸者教之紡織，三年保釋亦如之。期于境無游民、無饑民、無妓女而已。”

    從內容分析，馮桂芬提出的“普建善堂”，是為了“與義莊相輔而行”及“補無力義莊之不逮”。那么，馮桂芬構想的“義莊”又是怎樣的呢？《復宗法議》一文對此有過清楚的表述：“有一姓即立一莊，為薦饗合食治事之地。莊制分立養老室、恤嫠室、育嬰室，凡族之寡孤獨入焉；讀書室，無力從師者入焉；養疴室，篤疾者入焉。又立嚴教室，不肖子弟入焉。”

    為達到最佳的救助效果，馮桂芬補充指出：義莊應以千人為限，“逾千人者分一支莊，增一族約”；若屬“單門稀姓”或流寓外地者，“有力者亦許立莊，無力者擇所附”；為方便起見，設立義莊并不一定要奉行同姓同宗才能成族的舊規，可略為變通，目的在于使“億萬戶皆有所隸”，即絕大多數社會成員都能夠為義莊所轄，受到義莊的救助。

    同時，馮桂芬慈善思想的變化，也于太平天國戰爭帶來的巨大震撼有關。在他看來，太平天國的發生，正是由于以往統治者“不養不教”的緣故。他要求推廣善堂、義莊，對民眾實行普遍的養、教，是為了維持社會安定，達到“境無游民、無饑民、無妓女”和“宗法行而邪教可不作”的目的。

    馮桂芬對改革構想的實踐

    在提出上述改革構想之后，馮桂芬并沒有將它僅僅停留在紙面上，而是努力付諸實踐，創辦新型慈善組織。蘇州洗心局便是其中典型事例。

    蘇州洗心局是馮桂芬父子共同創辦。

    《蘇郡洗心局章程》規定：“此舉專為兵燹后名門舊族子弟失教廢學、誤入下流者而設，年歲以二十左右為度。”若非舊家子弟，或年紀過大、劣跡過多者概不收容。愿送子弟入局的家庭應預先申請，由洗心局派人訪明底細后方可收容。子弟入局時，由家屬并將子弟以往的性情舉止、所犯過錯及讀書習業情況一一說明，以便管理者對癥下藥，因材施教。局中設有“司友”和“教習”等職，負責管教子弟。

    在教育和改造子弟方面，洗心局定有專門制度。入局子弟每人獨居一室，以免群聚生事“每日一粥兩飯，飯菜與局中司友無異”，此外不得私吃零食“水旱煙亦不準吸”，子弟家屬不準私送錢物。入局子弟一概不準外出，只有罹患重病者方準家屬領出療治，每月朔、望日集會于廳堂，聆聽教習宣講《圣諭》，每日清晨起身，上午學習書算，下午“就性所近，各習一技”，晚飯后各自回房休息，不準點燈，以便養成早眠早起的習慣。染有鴉片煙癮的子弟由洗心局照《林文忠公戒煙方》配制丸藥，責令戒煙。子弟須聽從約束，平日“務各息心靜氣，不準高談闊論及私相講話”。

    為保證教育和改造措施的貫徹實行，洗心局制定了考核和獎懲辦法。局中設“功過簿”一本，將子弟日常表現分別功、過填注。恪守局規數月無過失者，可遷入較為軒敞的號舍，以示獎勵；改過自新者將提拔為號長，“現身說法，隨時勸導”，協助教習管教其他子弟；確已盡除舊習的子弟交由家人領回，分別讀書習業；不知改悔者由教習嚴加管教，必要時予以懲戒，如宣講《圣諭》時“罰令跪聽”，實在頑劣者“交原保送人領回”；“野性難馴、私自逃歸”的子弟，準許親族重新送入，但須從嚴責罰，以儆其后。

    從洗心局的章程中可見，它的收容對象為“舊家不肖子弟”，正屬道德不良者的范疇；救助辦法也頗為積極，不僅教給知識技術，而且要努力改造思想，使其成為有用之人。這與馮桂芬之前設想的“嚴教室”基本一致。所以，蘇州洗心局的出現，意味著馮桂芬已將“嚴教室”的構想付諸實踐。

    洗心局出現后，在蘇州地區產生相當影響。同治年間的蘇州地區曾出現過三所功能類似的組織。至光緒年間，洗心局的影響已超出蘇州，開始在江浙地區得到推廣。此外，晚清時期出現的一些新型慈善組織，雖然與馮桂芬本人沒有關聯，卻與其改革思路有不謀而合之處。

    （據《江海學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