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慈善在中國有著悠久的歷史和非凡的作為。“慈善”一詞便是佛教傳入中國以后才使用的。新中國從改革開放以后，佛教逐漸復興，同時也接續了太虛“人生佛教”的旗幟，積極入世，發揮佛教弘法利生、慈悲救世的大乘精神，各地佛教協會和寺院紛紛成立慈善功德會，開展慈善活動，服務社會，展現了佛教強大的社會功能。近年來，各地的佛教慈善功德會紛紛改名或直接命名為“慈善基金會”，這一變化并不僅僅只是名稱上的改頭換面，實際上，它意味著中國傳統的佛教慈善組織在適應社會發展潮流的過程中，逐步向更專業化、規范化、社會化的現代公益慈善組織轉型。

    從慈善功德會
    到慈善基金會

    自從佛教在中國建立寺院，便開始從事慈善救濟活動。在南北朝時期，中國佛教就出現了世界上最古老的專門用于救濟貧窮的慈善基金——無盡藏。南齊時佛教“設六疾館，以養貧民”，北魏創“僧祇戶”，至唐代開始在寺院建立固定的慈善機構“悲田養病坊”，成為全國性的佛教慈善組織，收養社會上貧病孤殘的老人，施藥義診、救濟窮困，堪稱世界上最早的民間慈善機構。佛教慈善的內容還包括賑災、收容難民和孤兒、修路造橋等，佛教寺院集宗教與慈善于一身，對社會貢獻良多。到明清時期，各地的善會、善堂常常創設于寺院并由僧眾管理。及至近代，太虛大師針對時弊，提出“人生佛教”的口號和藍圖，引導信眾重視現實人生，建設人間凈土，影響了當時以及隨后中國佛教的發展。在這種思潮下，佛教慈善組織迅速發展。尤其是當代臺灣，不僅民間佛教慈善團體數量眾多，還呈現出全球化的態勢。例如臺灣最大的佛教慈善基金會——慈濟功德會，被認為是佛教慈善事業全球化的典范。

    我國現代意義的基金會的出現，最早可追溯至20世紀初，一些有識之士開始學習借鑒西方基金會的形式，在我國設立以“振興教育、培養人才”為宗旨的基金會，期望以此解決中國面臨的社會危機。改革開放后，思想和政策的調整，推動了公益性基金會的誕生，整個20世紀80年代還出現了基金會熱。隨著一系列的管理法規的出臺，基金會的發展步入了法制化、規范化的軌道。佛教及其他宗教所成立的慈善組織也直接采用或相繼轉型為基金會形式，被納入更為正式的體制內予以規范。

    傳統佛教慈善

    與現代公益慈善

    佛教慈善組織，一般是指由佛教信眾發起成立或參與運作，志愿從事慈善公益活動、提供社會服務的民間非營利團體。它以慈善為主要目標，以社會公益服務為主要內容，不是純粹的宗教團體。但它的發起與佛教緊密相關，帶有佛教背景，必然體現佛教的特色。佛教慈善組織一般取名為“佛教慈善功德會”，其中“功德”一詞便集中和鮮明地體現了佛教信仰的訴求。

    首先，慈悲濟世的精神是佛教尤其是大乘佛教的核心理念。在大乘佛教中，實踐佛法的修行項目稱為“六度”，即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般若，其中以布施為首。布施又分為財布施、法布施和無畏布施。在歷史的演進中，佛教的布施概念轉化為后來的救濟觀念。

    其次，因果業報和福田思想是佛教慈善的基本動力機制。因果業報思想是佛教的基本義理，認為善惡之報不是由上天主宰，而是自身的業力所感召，因此自己必須對自己行為的善惡果報承擔責任。這種善惡報應是在六道輪回中實現和體現的。與此相關的則是佛教的福田思想。經論上記載有“八福田”：造曠路義井、水路橋梁、平治險路、孝事父母、供養沙門、供養病人、救濟苦厄、設無遮大會等。雖然佛教主張布施時“三輪體空”，在心態上不求功德，不期回報，但在客觀結果上，則是通過福德的積累，獲得成佛的資糧。

    這些理念與思想的融合，成為佛教“慈善功德會”名稱的來源。由于以信仰為基本動力，佛教慈善對信眾的動員、募款能力很強，參與者具有高度的志愿性與奉獻精神，一般來說慈善組織自律性與信譽度高，這是佛教慈善組織的優越之處。

    在現代社會，社會組織成為慈善事業的載體，而社會組織的最主要形式就是基金會。按照我國《基金會管理條例》規定，基金會是指：“利用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社會組織捐贈的財產，以從事公益事業為目的，依法成立的非營利性法人。”基金會可以為了使基金保值、增值而開展經營活動，但這些活動的收益必須用在公益事業上。

    傳統宗教慈善是宗教性信仰行為的表現，具有個人性、內在性、道德性特點。即它是基于個人信仰的由個人主導的自發行為，更注重施善者的主觀動機，以及通過善行所達到的心靈境界和內在修養的提升。現代公益慈善則具有社會性、全民性、公共性、外在性的特征。個人自發的行為變成有組織進行的社會性行為；不再以宗教信仰為基礎，而是以現代公民社會的公共精神為基礎，強調慈善是公民應擔當的對社會和他人的責任和義務；公益慈善成為公民參與的社會公共事業。

    但這并不意味著現代公益慈善已喪失了傳統宗教慈善的道德性。事實上，傳統宗教的慈善理念和思想已經融入或轉化為現代公民社會的道德資源，只是它褪去了宗教信仰的神圣色彩，回歸人本位思想，從崇拜神性轉為崇尚理性，凸顯人自身的價值，基于對人類自身“類”的認同和對社會公共秩序及環境的責任，進而成為普通公民應盡的義務。在一個高度文明的社會，參與慈善公益是公民日常的生活態度和行為習慣。

    佛教慈善組織

    現代轉型的自我調適

    宗教慈善組織兼具有宗教性與社會性的雙重身份和特性。中國佛教慈善本具作為傳統宗教慈善的優勢，但要轉化為現代社會性慈善，必須與現代社會公益機制接軌，主動進行自我調適。價值觀念與指導理念要突破傳統宗教信仰驅動的行善積德，在吸收公民意識、公益意識的基礎上志愿參與；慈善公益領域要從單一的救濟向多元綜合拓展提升；組織管理與行為方式要走向制度化、專業化、規范化；信仰性的自律機制要轉為公共責任，建立現代化的治理機制，接受來自政府和公眾的監督。

    一、觀念形態的轉變

    作為私人特征的信仰無法體現為公共型社會信仰及其價值規范，只能建構出一種亞社會生活方式。要成為一種社會性的慈善公益事業，必須超越信仰的差異，尋求更廣泛的、互享的公共文化及價值觀基礎。現代慈善不僅是一種社會事業或社會機構，它已經發展為一種新的社會價值觀。它是建立在人格平等基礎上的團結互助、互濟互愛、共同進步，它倡導更多新的精神價值，如人際關懷、社會責任、自主精神、民主價值等。事實上，從筆者曾調研的佛教慈善基金會情況來看，目前認同并參與佛教慈善捐獻和志愿服務的，已不僅僅是傳統意義上的佛教徒，也包括普通公民、企業家、非佛教信仰的愛心人士等，而佛教慈善救助的范圍則更加廣泛。因此，佛教慈善組織必然要面對來自社會和普通公民的期望和評判。佛教慈善組織要主動適應現代社會價值，突破傳統宗教信仰驅動的行善積德，增加自身對基于公民意識、公益意識的志愿參與者的吸收和動員能力。

    佛教宣揚的“無緣大慈、同體大悲”慈善理念，其慈善活動具有廣泛性、平等性、無條件性的特點。它與現代公益慈善理念具有某種內在的相通性，能夠和現代社會的民主意識、公益意識相契合，這是佛教慈善能夠突破信仰、文化、地域、種族等界限向全球普及的基礎和優勢。因此應該對佛教慈悲觀進行現代詮釋，把基于宗教性的平等觀轉化為作為社會成員的公民權利與義務的平等性，使之成為增益中國公民慈善意識的文化因素；發掘、轉化大乘佛教入世修行的思想資源，尤其是深入探索“人間佛教”的內涵與實現形式，尋求佛教宗教使命與社會使命的統一。

    二、慈善公益領域的拓展與提升

    傳統慈善往往是宗教性的愛、慈悲的釋放，以救助身心處于困境者為主要活動方式。而現代公益慈善已向多元綜合發展，除了救濟，更轉向針對產生貧窮的根源。隨著社會發展，社會文明程度的提高，社會福利將切實保障弱勢群體的溫飽和安全，而志愿服務應更多地著眼于較高層次需要上。

    佛教慈善也應打破單一救濟、布施的形式，拓展、提升到公益的領域，關注社會現實發展所產生的問題，開發更有針對性的慈善公益項目，全面展現社會性慈善事業多元化的格局與胸懷。其次，佛教除了作為儀式化的宗教融入了民俗傳統之外，它本身還是一種具有高度智慧的古老文明。中國佛教應繼續發揮其作為一種高層次文明的優勢，提煉、轉化自身的文化資源，使之成為與現代科學、民主的文化形式相融合的現代文明，創新慈善公益的形式，除了傳統的物質救濟，更要轉向救濟現代社會民眾的“心靈貧瘠”，開發科研、醫療、教育、保健、環保等高端公益，提升現代人的文化品質和心靈修養。

    三、建立現代化、專業化的治理機制，實現公共責任

    傳統佛教慈善組織一般結構簡單、治理模式單一，主要采用卡里瑪斯式的宗教性權威模式，制度化程度不高；組織活動主要依靠信眾的志愿奉獻精神，專業性凸顯不足；組織約束機制以建立在信仰基礎上的自律機制為主，這樣的結構與機制將難以適應現代慈善公益復雜的性質。

    現代公益慈善組織具有公共性質，而不僅僅是民間組織，它承擔的不僅是契約責任，更包含公共責任，必須接受來自社會與民眾的公共問責。因此要建立完善的治理模式，以實現基金會的使命和對公眾的承諾。首先必須要有明確的實現社會公益使命的組織宗旨和項目開發規程，通過透明、規范的制度保障捐贈人意愿及虛擬受益人權利的落實，以及對資金運作過程的監督。其次應具備一套專業化的運作機制和管理團隊。建立現代理性的權威模式，作為基金會的決策單位，理事會職責合理安排、理事成員具備志愿精神、責任意識、決策能力和溝通能力，以保證理事會運作的效率。組建具備一定數量專職人員的工作隊伍，使用現代化、專業化的方法技術有效地使用公益財產。良好的治理機制，已成為現代佛教慈善組織可持續發展的必備條件。（據《法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