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的慈善理念

    兩千多年前，貴為太子的悉達多因不忍心看到眾生所遭受的種種老、病、死等苦，出家修道尋找解脫一切痛苦的方法，最終證悟宇宙人生的真相，成就佛道。之后的四十幾年間，釋迦牟尼佛及其眾多弟子，四處游歷，隨緣教化，救度眾生無以計數。佛陀所講無量經典流傳后世，澤被眾生，給無數迷茫有情指明了人生的方向和生命的究竟意義。

    1.慈悲為本與智慧相攝

    慈悲，按照佛教通常的解說，“慈”是慈愛眾生并給予快樂，“悲”是悲憫眾生并拔除痛苦，二者合稱為“慈悲”。《大智度論》卷二十七說：“大慈與一切眾生樂，大悲拔一切眾生苦；大慈以喜樂因緣與眾生，大悲以離苦因緣與眾生。”唐代道世法師在《法苑珠林》中說：“菩薩興行救濟為先，諸佛出世大悲為本。”

    佛教倡行慈悲，并將其視為佛法根本。如《佛說觀無量壽佛經》說：“諸佛心者，大慈悲是。”《十住毗婆沙論》說：“諸佛法無量無邊無盡如虛空，悲心是諸佛法根本。能得大法故，名為大悲。”

    佛教還極力倡導學修智慧，慈悲與智慧結合才是完善的。唐朝賢首大師在《華嚴經探玄記》中說：“初，大智離過，不住生死；次，大悲攝生，不住涅槃。”這是大乘菩薩以出世情懷做入世事業的心智境界。佛教空有不二的甚深教義與慈悲濟世的廣博情懷，為慈善文化提供了豐厚的精神資源。

    2.布施為首與五度相輔

    大乘菩薩行以六度（又稱六波羅蜜，即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與四攝（布施、愛語、利行、同事）為綱，勤修六度成就自利，廣行四攝切實利他，自利利他融成一體。如《（八十卷）華嚴經》說：“六波羅蜜、四攝法出生大乘。”

    六度、四攝皆以布施為首，可知布施是大乘菩薩道的首要，也是佛教慈悲濟世情懷和因果緣起智慧的明顯體現。《大乘理趣六波羅蜜多經》說：“其布施者，于六度中最易修習，是故先說。譬如世間諸所作事，若易作者先當作之，是故先說布施波羅蜜多。……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見諸有情貧窮所逼，不能發起無上信心、修行大乘種種事業，先施一切衣服飲食、房舍臥具、病廋醫藥，令心安樂，然后令發無上正等覺心，修行大乘種種事業。以是義故，六度彼岸布施為門，四攝之行而為其首，猶如大地，一切萬物依之生長。以是義故，先說布施波羅蜜多。”

    在實際布施的時候，如果能具備其它的善法來配合，特別是以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等五度來輔助布施，可使布施更加清凈、持久、深廣、圓滿，遠離污垢和缺憾。

    布施分為財施、無畏施和法施。在其它條件相同的情況下，三種布施所造的業輕重程度不同，以法施最為超勝。財施、無畏施都是暫時的，只能利益一時，不能利益長久；只能利益一人，不能利益所有的人。法施，不但眼前能利益，長遠更能利益；不但可以利益一人，還可以通過輾轉傳誦，利益很多人，乃至現在和將來無量無邊的人。但也不是說只要法施就可以了，這取決于受施人的具體情況。一般來說，往往是先施人以財物和無畏，然后再施以法，以便幫助受施者能夠自立和覺悟，永遠脫離種種不幸之困擾。

    3.報恩思想與成佛資糧

    佛教主張依正不二、自他不二，萬事萬物都是息息相關，都于自己或現在、或過去、或將來、或直接、或間接有恩益。佛教倡導上報四重恩（父母恩、眾生恩、國家恩、三寶恩）、下濟三途苦（地獄苦、餓鬼苦、畜生苦），倡行慈悲不舍眾生、智慧不拘一法，即所謂“普渡眾生”“無緣大慈”“同體大悲”。

    中國佛教界特別注重布施之比喻“福田”的義理，作為佛教徒，應該知恩、念恩、報恩。播散布施、供養之種子，則能結福德之實。

    作為整體佛教，繼承和發揚千年的善法傳統，使之亙古常新、廣度眾生、推展十善，本身功德、意義重大，會累積更多的成佛資糧。圣者扭轉業力要靠愿力，所有的佛菩薩都是先發大愿，然后去實踐。當愿心成為生命的組成部分——真正的成佛資糧，善行的動力就會更強大。

    報恩思想、廣種福田、積聚成佛資糧的觀念，對促進佛陀慈悲濟世的精神和悲愿度眾的愿力轉化為公益慈善事業的世間行持，具有積極的意義。

    歷史擔當和社會責任

    佛教于兩漢之際自印度傳入中國，與儒道文化相融合，成為中華三大傳統文化之一，對中國歷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歷史上，中國佛教發揮著重要的社會功能：中國佛教寺院擔負著學說機構、教育場所、圖書館、文化傳播中心和慈善服務中心等重要角色；佛教僧侶成為知識與文化的繼承者與傳播者；當遇到自然災害時，寺廟為廣大民眾提供衣食的庇護和信仰的依靠。

    魏晉南北朝時期社會慈善事業最大的一個特點就是佛寺慈善活動的興起和盛行。據史料記載，這一時期中國佛教寺院的慈善救濟活動的范圍非常寬廣，特別在濟貧救災、施醫給藥等方面尤為突出：

    濟貧救災。佛寺經常對貧苦大眾進行布施，有時也專施給那些特殊的家庭和個人，幫助他們渡過難關。六朝時期，還創設了僧祗粟制度，僧祗粟屬于官有物，由出家人擔任監督或營運的工作，用做救濟貧困及災荒之用。

    施醫給藥。魏晉之際，杯度、僧惠、佛圖澄等僧人研習醫學，醫術高明。西域高僧佛圖澄更是以醫術神妙，取得統治者石勒、石虎的信任，勸其施行“德化”，勿濫殺；并藉醫術在民間廣為宣教。據《高僧傳》卷九《佛圖澄傳》稱：“時有痼疾，世莫能治者，澄為醫療，應時瘳損，陰施默益者不可勝計。”杯度、僧惠在治療眼疾、腳疾、頭風、傷寒、難產等病癥方面亦有獨到之方。當時民間患病者往往有賴佛寺的醫療救助，而且醫治痊愈的也很多。在瘟疫流行的時候，佛教徒們往往走出寺門，到疫區進行救治。同時還興設“藥藏”以供應所需之藥品，免收診資和藥費。

    隋唐時期，佛教慈善事業在延續前代已有的慈善活動時，又有新的變化和發展。寺院除了競相對民眾廣布施舍，開展慈善救濟活動之外，還開始在寺院內建立具有固定場所的慈善機構──悲田養病坊，是一個集賑恤、收養貧困者和廢疾老人于一體的慈善機構。

    唐代的佛教慈善事業還表現在濟貧活動方面。如開元年間，五臺山清涼寺開設粥院，在災年周濟貧民；由僧人和民間佛教信徒自愿結合而設的社邑濟貧活動，也是唐代慈善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社邑除了供奉佛事外，主要是從事民間經濟活動和生活互助。每逢喪葬、婚嫁等大事，其他成員紛紛解囊資助。

    自六朝直至隋唐時期，中國佛教界逐漸形成了“無盡藏”機構，成為世界上最古老的慈善基金會。直至延續為宋代的長生庫、元代的解典庫、日本的無盡會社等，都凸顯出慈善基金會的形式和功能。

    除上述所說，與佛教義理直接相關的慈善之舉，在中國歷朝歷代也綿延流長，如涉及百姓社會日常生活的修橋鋪路、開挖溝渠、植樹造林、放生護生等各種民間公益事業，往往藉助寺院來發起或有僧人參與、主持。在災荒或戰亂年代，各寺院普遍施粥、施衣、施藥、施棺等，為無依無靠的人提供避難之處。

    太虛大師在民國時期提出“人間佛教”的發展方向，為漢傳佛教的發展奠定了思想基礎。這種基于人間的佛教發展模式，并不是要引導世間的人都要信佛學佛，而是將佛陀慈悲濟世的精神帶到人間，從而促進社會的和諧與民眾的和睦。而要實現這樣的目標，就沒有比從事公益慈善事業更好的方式了。

    20世紀80年代，隨著國家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落實，中國佛教呈現出嶄新的風貌。以前會長趙樸初居士為首的中國佛教協會率先垂范，響應黨和政府關于加強發展慈善事業的號召，將慈善事業作為佛教與社會溝通的最直接的橋梁與方式。如中國佛教協會為中國殘疾人福利基金會捐款；向修復長城、搶救大熊貓等公益事業資助；為大興安嶺林區遭受特大火災的人民捐助；向云南省臨滄、耿馬遭受地震的佛教界捐助等。

    進入21世紀，佛教界在延續傳統中，找到更多為社會民眾服務的契入點。在融入社會、服務社會方面，佛教界人士具有更加開闊的視野，佛教在公益慈善方面也有了多方位發展。

    2012年由國家宗教事務局、中共中央統戰部、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民政部、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等六個部委聯合下發的《關于鼓勵和規范宗教界從事公益慈善活動的意見》，為宗教界人士從事公益慈善活動提供了良好的發展契機，不但明確了鼓勵和規范宗教界從事公益慈善活動的積極意義、指導思想、工作原則、目標任務，還列舉了從事公益慈善的主要范圍、基本形式，以及可以享受的扶持和優惠政策等重要內容，具有很強的指導性與可操作性。

    中國佛教界近年來在救急救難、扶貧助弱、心靈關懷、環境保護、促進和平等公益慈善方面，都進行著深入實踐與不斷探索，中國佛教協會也在其間發揮著引領和導向的作用。比如：2008年四川5·12汶川特大地震，嚴重的災情牽動了全國人民的心，中國佛教協會聞訊立即號召全國佛教徒行動起來，全面配合黨和政府做好抗震救災工作，各盡所能，積極參與到災害的緊急救助當中，向災區人民伸出慈悲、關愛、援助之手。據不完全統計，海內外佛教界為四川地震災區捐款超過兩億元。包括2003年非典疫情、2004年印尼大海嘯、2008年南方冰凍雪災、2010年玉樹地震、2011年日本海嘯、2013年四川雅安地震、2014年云南魯甸地震等災害發生時，中國佛教協會都在第一時間發動、號召全國佛教四眾弟子伸出援助之手，協助災區渡過難關，不僅祈福回向、捐贈錢物，僧人、信眾、志愿者還親臨災區，發放物資、陪伴災民、心靈輔導等，真正發揮佛教慈悲濟世精神。

    隨著寺院經濟的壯大和弘法活動的開展，各地佛教界在積極從事慈善公益事業過程中，許多地方還成立了各種形式的慈善功德基金會。佛教慈善團體在社會各領域也發揮著重要作用，在國家有難、人民有災時，勇于擔當，傳遞慈愛力量。

    （據中國佛教協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