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理學集大成者的朱熹，在繼承傳統儒學慈善倫理的基礎上，認為，是一個“本由親立”“以己及人”的過程，強調“天下國家之大務，莫大于恤民”。

    慈善即“仁之施”

    “仁”是儒學倫理思想的核心，先賢孔子以“愛人”釋“仁”，朱熹在繼承這一思想的基礎上，進一步謂“愛人”為“仁之施”。對于慈善所源自的人心之仁，他從天地之心的本體論高度來論述，“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物之所得以為心”，“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受天地之氣以生，故此心必仁，仁則生矣”，指明了人心之仁的內在根據在于天地宇宙具有的道德本體。人類是一個休戚與共的命運共同體，扶助他人是天理本然如此。

    踐行仁愛之心，就是愛心的表達，就是愛心見諸行動。慈善是對于需要幫助的人的一種善行、善心、義舉，慈善與愛緊密相關。這種表現為愛的慈善行為是一種出于內心自愿的、不求回報的行為，是一種自覺的社會責任，是發自內心的價值顯現，不可以摻雜任何的利益考量。“先其事之所難，而后其效之所得，仁者之心”，救助遇到困難的他人，不講求任何回報，就是仁。朱熹視創立社倉、救民之難的慈善為“施仁之意”，他在創立社倉時說：“量出谷米，恭稟圣旨，建立社倉，庶幾益廣朝廷發政施仁之意。”

    創立社倉，除基于現實的需求之外，更重要的是作為理學家的一種社會理想，即人人樂于為善，“孝于親，慈于眾，則民忠于己。善者舉之而不能者教之，則民有所勸而樂于為善”。創立社倉，扶危濟困，就是朱熹“仁之施”的實踐。

    “本由親立”“以己及人”

    雖然慈善是一種愛的情感表達，但是在孔孟的儒學中，愛體現出了由“親親”到“仁民”的秩序性，這種愛的秩序性落實到現實的慈善實踐，會使我們對陌生人的愛變得微薄。換句話講，先秦儒家的慈善倫理是一種基于“親親”的血緣親情倫理，很難對家庭或家族之外其他陌生人進行有效的救助，而慈善就其本義來講，應是平等地看待所有人，無論他是我們的親人，還是路人。漢唐時期，儒家所強調的以“親親”為主要特征的家庭倫理觀念，受到以形上超越為特征的佛、道的挑戰。迨至宋代，理學的集大成者朱子繼承了儒學的“仁愛”思想，力圖解決傳統儒學“親親”與愛路人之間的內在矛盾，從理一分殊的視角將“仁”納入理學思想體系，“仁以理言，通乎上下”，將“仁”作為天理的內涵，從“理一”的形上層面實現了仁的本體化，愛路人的情感可以在此一體之仁下生發出來，“木神曰仁，愛之理也”，無論是親人還是路人，都有平等地獲得他人關愛的權利，普愛眾生，這是天理本然如此，人類是一個相互依存的整體，關愛他人應是無條件的、絕對的。

    但同時，朱子也在分殊的視角下強調現實中愛的差異性和秩序性，“乾則稱父，坤則稱母，不可棄了自家父母，卻把乾坤做自家父母看。且如民吾同胞，與自家兄弟同胞，又自有別”。現實中，仁愛情感的發生機制是“親親”與親同胞具有一定的差別性，我們不能忽略這一基本的客觀事實。如偏于理一，就會過于強調平等之愛，而看不出人類情感自有的差別性，反而會使對他人的愛消弭在無差別的同一性中而難以彰顯。反之，如只是強調“親親”之愛的差別性，人的愛就會流入私欲而難以自拔，對路人的愛就無法施展。“仁者固無不愛，然常急于親賢，則恩無不洽，而其為仁也博矣。”在現實慈善實踐中，人總以愛親為出發點，把他人也當作親人一樣，以己及人，將自己“親親”的仁愛之情向外擴展。人應尊重差愛產生的客觀心理機制，即應以家庭為基礎，“博施濟眾，亦由此進”。總之，“親親”之愛是博愛得以展開的前提和基礎，而博愛是“親親”之愛向外擴展的結果。

    “天下國家之大務，莫大于恤民”

    南宋時期，由于時局動蕩，朱熹對恤民的慈善事業極為重視，將恤民與社稷事業結合起來，認為“天下國家之大務，莫大于恤民”。孟子在解釋《尚書》“民為邦本，本固邦寧”時，提出了“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民本觀。對此，朱熹進一步指出：“蓋國以民為本，社稷亦為民而立，而君之尊又系于二者之存亡，故其輕重如此。”“民之所欲，皆為致之，如聚斂然。民之所惡，則勿施于民。晁錯所謂‘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 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此類之謂也。”他堅持儒家的“民本”思想，強調“王道以得民心為本”，不僅將國家和君王的命運直接與百姓聯系起來，而且站在經界的立場上將百姓的貧富與君王的貧富聯系起來，指出“民富，則君不至獨貧; 民貧，則君不能獨富”。如果一個國家的百姓富足，則君王一定不會窮困，而如果一個國家的百姓窮困，則君王就會失去富足的基源而變得窮困。簡而言之，君民一體，民富則君富，民窮則君窮。因此，國家的統治者要實行仁政，首先要使百姓變得富有。朱熹作為一名學者，正是在這樣的政治擔當下開展其社會慈善事業的。

    （據《中國非營利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