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向前 韓德怡

    十年來，成都將人的發展、人的需求和人的感受作為所有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把黨的領導貫穿于城市治理的各領域各方面各環節，以爭創國家級實驗區為契機，多層、立體推進基層民主協商體系，持續賦能提升民主協商能力，為提升城市發展品質奠定了堅實的群眾基礎，探索出一條基層全過程人民民主的超大城市治理之路。

    依托國家級實驗區

    探索民主協商新路徑

    2019年，成都市金牛區、新都區成功申報了民政部“全國社區治理和服務創新實驗區”，開啟了探索基層協商民主的新路。成都市金牛區聯合成都理工大學社區研究中心、成都市社會組織聯合會等專業力量，以“黨建引領社區提案工作機制”為實驗主題，創建了區、街道、社區、小區四級協商議事平臺，聚焦公共事務、公益事業引導居民、組織參與協商，逐步形成了凝聚共識、匯聚力量、集聚資源、化解矛盾、共治共享的基層民主協商氛圍，推動“政府單向決策、居民被動接受、一方行動”向“多方共同決策、居民主動參與、集體行動”轉變，最終實現“社區參與有序化、社區提議合理化、社區協商規范化、社區共識最大化”。“黨建引領社區提案工作機制”被民政部評為2021年度全國基層治理創新典型案例，該探索成果于2021年12月在中國社會出版社公開出版。新都區聯合成都理工大學、浙江大學相關專家、成都市社會組織聯合會等專業力量，以“指數+社區協商治理”作為突破點，構建起基層民主協商的“指南針”、協商成效的“度量衡”的社區協商指標體系，設置了協商主體、協商客體、協商形式、協商機制、協商成效、協商場域和協商保障等7個類別指標并以此統領22個要素指標，規范社區協商內容、操作標準及程序形式。新都區桂東社區探索出了社區民主協商“建組織、搭平臺、定規則、拋議題、廣參與、達共識、齊行動”七步社區民主協商工作法，社區居民“由生人到熟人，由熟人到主人，由主人到家人”，鄰里“守望相助、出入相扶”的關系氛圍日益形成。

    精細化推動小區（院落）

    民主協商新階段

    成都這座超大城市，現有20000余個老舊小區，7000余個物業小區，成都近10年來，以小區（院落）民主協商為載體，持續推進民主協商精細化水平。2020年，成都市民政局、成都市委組織部、成都市委社治委、成都市住房和城鄉建設局四個部門聯合下發了 《完善小區（院落）民主協商提能增效示范創建工作方案》，對成都社區民主協商進行了統一部署安排，創設了全市小區（院落）協商指導清單，同時對成都前期小區（院落）治理的經驗進行了固化，制度化規定了小區（院落）項目“先協商、后實施”，這將民主協商前置于小區（院落）治理項目中，這標志成都作為全國首個副省級城市邁入社區精細化民主協商新階段。

    成都市在“十四五”期間，將建立100個小區（院落）民主協商提能增效示范點。2021年已確定金牛區駟馬橋街道工人村社區星輝中路6號院等20個點位為成都市首批小區（院落）民主協商試點單位。金牛區工人村星輝中路6號院通過社區提案機制，促成了老舊院落單位電梯加裝，滿足了居民出行便捷需求，增強了居民“誰主張、誰負責、誰受益”意識。2022年3月又啟動了成都市第二批小區（院落）民主協商提能增效試點工作。

    成都在推進小區（院落）民主協商工作中，將進一步健全城鄉小區（院落）黨組織領導、小區（院落）自治組織主導、小區（院落）駐區單位聯動、小區（院落）居民廣泛協商參與機制，全市逐漸普遍建立起協商主體多元、協商內容廣泛、協商形式多樣、協商技術更新、協商程序完整、協商成果有效、協商結果公開的小區（院落）民主協商現代治理體系，不斷提升小區（院落）居民參與民主協商現代治理能力。

    項目化提升

    街鎮民主協商能力

    2021年，成都市選擇了溫江區和盛鎮、金牛區駟馬橋街道、新津區寶墩鎮開展了項目化試點，并著力從協商能力為入口推進街鎮民主協商。新津區寶墩鎮以“四創”促“四解”（創新調研方法，解決好“懂協商”的問題；創優培訓模式，解決好“會協商”的問題；創設協商指南，解決好“善協商”的問題；創立特色品牌，解決好“長協商”的問題），依托“人大代表之家”平臺，厘清協商內容，梳理鎮級協商民主內容，形成寶墩鎮協商民主正面清單、負面清單，整合鎮級“兩代表一委員”協商主體，涵蓋專家學者、媒體代表、法律顧問、相關企事業單位代表、群團組織代表、社會組織代表等參與，完善了協商流程，推動構建“人大協商+”基層治理新機制，持續推進基層民主廣泛性、多層性及制度化發展。聯合成都市和諧社區發展促進會，在溫江區和盛鎮采用主題授課、主題參訪、主題沙龍等方式進行持續賦能，明確“誰來協商”“協商什么”“怎么協商”等關鍵問題，搭建了鎮級民主協商平臺，建設“言事口”協商清單制，設定“言事口”八條協商規則，確立七大“言事口”協商流程，積淀“言事口”協商民主文化，研發鎮級協商的系列文創宣傳產品，塑強塑亮“言事口”協商民主品牌。金牛區駟馬橋街道，針對城市治理公共難題，成都市社會組織聯合會聯動在地社會組織，在充分調研基礎上，梳理了兩張協商清單，即“正面清單”和“負面清單”，制作了協商指南手冊，指導協商更加規范、程序更加流暢；創建街道協商民主制度，讓民主協商有了制度保障，從而實現了民主協商規范化、流程化、制度化。

    規范化村（社區）

    協商議事民主機制

    這十年來，成都進一步完善以村民議事會制度為主要載體的新型村級治理機制，并向城市社區推廣。2019年，成都市多部門聯合下發了《關于印發〈加強和完善村黨組織對村民議事會領導的辦法〉等4個文件的通知》以及《關于印發〈加強和完善城市社區黨組織對社區居民議事會領導的辦法〉等4個文件的通知》，規范村（居）民議事會制度，引導村（社）黨組織積極主動轉變領導方式和工作方式，提高領導和組織群眾依法自治的能力，夯實黨在城市基層的執政基礎。實行村（居）民代表結構制、議事會成員席位制，彭州市按照5－15戶推選1名村民代表的原則，全村一個標準計算村民代表總數，固定每個村民小組的村民代表數，固定村民代表與推選戶的對應聯系。按村民議事會由每個村民小組2－4名，總數20－50人組成的原則，固定每個村民小組的議事會人數。村務監督委員會，由村民（代表）會議民主推選產生3－7人組成。嚴格固定議事會中普通代表的比例，落實群眾主體地位，確保決策的科學性和民主性，形成正常的退讓機制和動態管理機制。為防止村民議事會成為“村組干部會”，規定議事會成員中普通黨員和群眾代表比例不低于50%。

    （作者為成都理工大學社區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成都理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