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國家、每個時期只要有救助制度，就有確定救助對象的標準。我國傳統慈善救助事業的核心思想是養教并施，救助對象符合社會的道德標準是獲得救助的前提條件，其次才是符合貧困、無依無靠和年齡等其他標準。總體來講，只有全部符合這些標準才能成為救助對象，但在有的慈善組織如清節堂里，救助對象不一定是貧困者，但一定要是堅定的守節者，或者說即使是極端貧困者，若不節不孝也不會被列為救助對象。清代慈善組織確定救助對象的標準大致有以下幾個方面。

    道德標準

    道德標準是清代確定救助對象時所應考慮的首要標準。清代慈善救助的對象不一定是那些經濟上最需要救助的人，而是那些在道德上符合標準的貧困者。對于救助對象道德品行的規定，從善堂的雛形善會就開始了。同善會、恤嫠會、儒寡會都十分強調道德。“極貧人戶查無過惡及孝友貞節而煢困無依者，查實后予以賑給。”（《幾亭全書》，卷二十三《同善會》）而對于游手好閑、喜食懶作，不孝不愧，賭博健訟，酗酒無賴之人都不予救助。

    道德標準在救助的優先次序上也得到了應用。平湖縣同善會的做法體現了當時慈善救助的這一特點。平湖縣同善會實行分類救助制度，道德越高、生活越貧困無依的人，得到的救助越多。首先，對于素有文行，單身、年邁、貧困的男子及青年時守節、到老都未改嫁及出身舊族名門、謹守閨訓的婦女，每季給上助錢九錢。其次，對于家世清白、年老極貧的男子，窮苦守節、衰邁無依的婦女，及清白之家中，生而瞽、啞、折、跛，饑寒難度的孤兒，給中助銀七錢。再次，對于遵紀守法的貧困男子或者因廢疾無以謀生的男子，及老寡貧病素無非議的婦女，“給下助錢五錢”，“其孽由自作者概不給助”（《平湖縣志》卷三《建置》）。

    不合道德標準者，自然不會被列為救助對象，但那些成為救助對象前符合道德標準、在救助過程中變“壞”的女人，也應隨時稽查，發現后即行除名。《柏舟厲節》清節堂條規就指出：至己收之婦，責成保人，隨時稽查。或有改行變操者，原保人訪報，立即將簽牌繳出注銷。倘仍容隱冒領，經首士查出，即令原保人將以前領項加倍賠償，如違送官究治。

    道德標準是變化的，時代不同，道德的內涵會有變化，但慈善事業維護道德的功能一直沒有變，它會維護新的道德。如到了清末，抽大煙被認為是不好的習氣，慈善組織就把抽大煙的人排除在救助對象之外。據《光緒江都縣續志》記載：“因利局，凡貧民無貸本貿易，準其報局，局中查明實系安分之人，無煙賭游蕩習氣者，取具保結，貸于資金。”（《光緒江都縣續志》卷十二下）。

    在慈善救助中摻合道德的因素飽受現代學者的批評，不少人從西方人權的立場看待社會救助問題，認為社會救助是人的基本權利，反對將社會救助和道德掛鉤。筆者倒認為把社會救助和道德建設捆綁在一起不一定是不好的做法。社會救助和社會道德之間存在著緊密關系，社會道德的提升有利于促進民間救助事業的發展，在社會救助中貫徹道德原則，有利于提高整個社會的道德水平。在古代社會，把社會救助和道德掛鉤有力地促進了當時的道德提升。只不過到了今天，慈善救助應該維護適應現代社會的新道德，促進現代文明的發展。

    貧困標準

    貧困是得到救助的基本條件。清代大部分慈善組織的救助對象都是貧困者。清代的善會善堂有把貧困者劃分為上助、中助、次助，或者極貧、次貧、稍貧，或者上等貧、中等貧、次等貧三等的，也有僅劃分為極貧、次貧兩等的。同善會、儒寡會把救助對象劃分為上、中、次三助，上助錢最多。研究發現，到了清末，普濟堂內也實行分類救助的辦法。將收養對象分為極貧、次貧兩等。極貧為上等，發給大糧，額定六十名，每名每月給錢七百五十文；次貧為次等，發給小糧，額定四十名，每名每月給錢三百五十文，這里不分大小月。對于瞽目、殘疾、癱廢、年老、極貧無依者，準支食大糧；其余年老貧苦無依者，歸入小糧。此外，雖系年老殘疾，查有親戚可靠并非實在無依者，概不準入額冒領，以杜浮濫。說明只有無依無靠的貧窮老民才給予救濟。松江同善堂施棺，對極貧人家及路斃無人認領者，問明死者姓名、來歷、保人，登記入冊后直接施予。對于稍貧之戶，因其不忍領取施棺，而欲勉力自備，同善堂另做平價棺木賣給稍貧之戶，只收工料價錢（《松江府續志》卷九《建置志·同善堂規條》）。

    清代貧困者有不同的種類，對他們的救助有不同的方法。對生活困難者，如孤兒、寡婦、窮苦的老民等，收進養濟院、清節堂、普濟堂、棲流所收養或實行院外救助；對無錢讀書應試者，設立義學供其讀書，贈送考試費用；對貧病無錢醫治者，善堂請醫生為之治療，或設惠民藥局施醫送藥；對貧而無葬者，設立義冢，施棺掩埋。

    無依無靠標準

    無依無靠總是和貧困聯系在一起，指的是沒有家庭、失去親人沒有生活來源的人。孟子說：鰥寡孤獨，為“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也，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孟子·梁惠王下》）無依無靠者因生計艱難，歷來是統治者和慈善組織優先救助的對象。被雇傭的人不能算作無依無靠，有親屬的人更不能算作無依無靠。被雇傭的雇工、仆婢的生活理應由雇主負擔，有親屬的人應由家庭實施五助，他們都不能成為慈善組織的救助對象。南京《恤頤堂規條》規定，老人年雖七十而有子孫奉養者，不準收入（《得一錄》卷三《恤頤堂》《恤頤規條》）。平湖縣同善會規定凡有子嗣、兄弟、女姪可依之人概不給助（《平湖縣志》卷三《建置》）。《蘇州清節堂章程》規定：“清節堂創自江寧，收養無依孀婦。”（《得一錄》卷三《清節堂章程蘇郡舊章》）《常昭儒寡會規條》規定：“凡庠生赤貧身故，孀母寡妻一無倚賴者，月給養瞻錢文。”《常昭兩邑詳定儒寡會規條》記錄了發放的金額，凡在庫諸生巳故者，其妻實系親族無依，兒子尚未成人，憑學冊查明故夫的入學年分和身故年分，情況屬實者，每戶每月致送錢四百文。”（《得一錄》卷三《儒寡會章程》）《柏舟厲節》清節堂對于有家庭親戚可靠足敷衣食，并在外傭工者，不給。上海同仁堂對于貧苦無依的寡婦，每人每月給錢七百文（《上海縣志》卷二《建置·善堂》，清同治十年刊本）。

    年齡標準

    救助對象的年齡標準主要適用于老年人和寡婦的救助。大部分老年入救助組織都規定了入堂的年齡標準，達到規定年齡的才予以救助。如江寧恤頤堂，專門收養年齡在七十歲以上的無依老人。老人赴堂報名，經董事查明，素無犯案，由鄰居擔保后入堂。年齡未達到七十者不得強入，董事亦不得濫收（《得一錄》卷三《恤頤堂》《恤頤規條》）。再如上海同仁堂規定，凡年過六十貧苦無依或殘疾不能謀生者，每人每月給錢六百文（《上海縣志》卷二《建置·善堂》，清同治十一年刊本）。而松江普濟堂規定：“投堂之人以五十歲為度，實系煢獨無告，準董事驗明收堂，若年力尚壯，自能謀食以及惰游之民，俱不準入堂。”（《松江府志》卷十六《建置志·公建》，清·宋如林等修）由此可見，雖然各個善堂規定了救助對象的年齡標準，但并沒有統一的規定，每個善堂根據自己的經辦情況自行確定。松江普濟堂五十歲即可收入堂中，這一年齡標準無疑是比較低的，對于那些經費不足、規模較小的善堂而言，年齡就會設置得高些，平湖縣普濟堂就規定為七十歲。此外，年齡標準是針對一般老年人制定的，那些殘疾不能謀生的老年人則不受嚴格的年齡限制。

    在清節堂、全節堂、儒寡會等救助寡婦的慈善組織里，救助標準與次序和守寡的時間聯系起來。“儒寡自青年守節，為事尤難”，寡婦越年輕，守寡的時間越長，日子越清苦，所以優先救助年輕的寡婦，而且寡婦年齡越小，救助的順序越靠前，得到的救助金越多。如《光緒敘州府志》記載：“貞女節婦分四等：守貞之女為上，額設十三名，月給錢三百五十文；二十歲以內守節婦為一等，額設三十七名，月給錢三百文；三十歲以內守節婦為二等，額設八十四名，月給錢二百五十文；四十歲以內寡婦為三等，額設三十七名，月給錢二百文，四季給發。”（《光緒敘州府志（一）》卷十八《矜恤》）。

    在清代，慈善組織的救助內容是多種多樣的，有的慈善組織把恤寡、養老、施棺、代葬等慈善業務融于一身，因此在同一慈善組織里，確定救助對象的標準不是單一的，就是單一業務的慈善組織其確定救助對象時也會綜合考慮多種標準，單一標準的運用是非常少見的。（張祖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