設立在首都師范大學（下稱“首師大”）的未成年人檢察社會支持體系研究基地于7月21日正式揭牌。這是深化檢校合作、推進未檢社會支持體系建設的又一新平臺。

    什么是未檢社會支持體系？檢察機關為何致力于推進未檢社會支持體系建設？這項工作會對未成年人保護工作產生怎樣影響？記者帶著一系列疑問進行了深入探尋。

    鏈接各方資源

    幫助“一個孩子”

    在廣東省廣州市番禺區某社區，核酸檢測正有序進行，志愿者小彭（文中涉案未成年人均為化名）已接連三天來這里引導秩序。

    “他是主動向社區申請的，孩子能有這樣的舉動，我們心里特別高興。”參與幫教工作的番禺區青年地帶大石站的司法社工成雪玉告訴記者，小彭的轉變得益于未檢社會支持體系的幫助。

    2021年年底，16歲的小彭因盜竊被警方抓獲。番禺區檢察院第六檢察部副主任陳小敏介紹道，檢察機關審查后認為小彭社會危險性較低，且如實供述、獲得被害人諒解，依法對其作出附條件不起訴決定。其間，陳小敏給小彭父母打電話，勸他們把孩子接回家過年并嚴加管教，“我們管不了。”雖多次電話溝通，但小彭父母始終拒絕接孩子回家。

    “當時距離除夕就兩天時間，廣州又發布‘低溫寒冷黃色預警信號’，為讓孩子過個溫暖快樂的年，我們想了不少辦法。”陳小敏和同事們緊急聯系了區未保辦、救助管理中心、派出所等部門，說明案件事實及監護人拒絕履行監護職責的情況，圍繞小彭的臨時監護問題進行磋商，并快速研究制定了保護方案。

    春節后，陳小敏再次聯系小彭父母，但他們仍不為所動。看到小彭的無助，陳小敏下定決心要“一幫到底”。

    “你愿不愿意到我們檢察機關的社會觀護基地？那有電線電纜、機械制造、燈光音響、服裝制鞋、餐飲等300多家企業，可以根據你的興趣愛好、文化程度等篩選出與你匹配的崗位，已經有多名和你一樣的孩子在那里完成考察并順利回歸社會。”陳小敏向小彭推薦了番禺區“心”啟程未成年人觀護基地。

    經評估崗位匹配度，番禺區“心”啟程未成年人觀護基地為小彭確定了某餐飲企業作為觀護點，并指定企業觀護員。企業觀護員向小彭承諾企業會保護他的隱私不被泄露，放下心理負擔的小彭很快便適應了工作。

    小彭的個案讓番禺區檢察院未檢檢察官看到了構建臨時監護大格局的緊迫性和必要性，他們與區未保辦、區婦聯等單位一起，圍繞臨時監護的對象范圍、適用情形、線索移送、監護接收、緊急安置、監護評估、妥善安置等制定了17條規定，并推動建立《廣州市番禺區涉案未成年人臨時監護工作機制（試行）》。

    檢察機關與司法社工

    “一拍即合”

    社會組織、社會工作者等參與涉案未成年人心理干預、法律援助、社會調查、觀護幫教、教育矯治、社區矯正等工作，最大限度助推涉案未成年人順利回歸社會，在當前已是常態。

    最高檢第九檢察廳相關負責人談道，“隨著幫教的深入，我們漸漸發現，要想高質量做好幫教工作，必須引入專業的社會力量。也是在此時，一些地方檢察機關開始嘗試在辦案中鏈接專業司法社工。”

    2009年6月，時任北京市海淀區檢察院未檢組負責人的楊新娥與時任首師大副教授席小華在一個研討會上相遇。會上，楊新娥談及一起未成年人盜竊案，表示可以適用相對不起訴，但檢察機關有兩個難題不好把握：一是未成年人再犯可能性評估，二是誰來持續對其開展監督考察及幫教。

    “我們從專業角度重點強調了社會工作介入青少年犯罪預防工作的專業優勢，表示社會工作者可以幫助司法機關開展社會調查和幫教工作。沒想到雙方思想和行動的火花‘一觸即燃’。”席小華欣喜于這“一拍即合”打破了社會工作和少年司法的隔離帶。

    “通過專業社工的介入，檢察官更清晰地理解了涉罪未成年人的成長背景和犯罪原因，一些涉罪未成年人在認知和行為方面也發生了顯著變化。”楊新娥說道。

    檢察官認識到社會工作的專業優勢后，慢慢“放手”將涉罪未成年人幫教職責部分交由社工來承擔。2010年，在與社工合作的基礎上，海淀區檢察院創建了未成年人檢察工作“4+1+N”模式，涵蓋了司法、專業力量和社會力量三個組成部分，其中的“1”就是指依托一支專業的司法社工隊伍，該院還成立“司法社工工作站”，由政府出資向首師大購買社工服務。

    隨后，海淀區檢察院少年檢察處與首師大少年司法社會工作研究與服務中心相繼成立。2012年，北京超越青少年社工事務所注冊成立，雙方開始長期規范化合作，也為全國各地蹚出了一條可復制、可推廣的社會工作與未成年人司法工作相契合的引領之路。

    彼時，上海、湖北、河南、廣東等地都在積極探索未檢社會支持體系建設，在不斷加強與共青團、關工委等相關職能部門和社會組織聯系銜接的同時，還邀請熱心未成年人保護工作的干部群眾等社會力量參與其中。一些地方檢察機關還探索引入社會工作者、心理咨詢師參與，有的還利用愛心企業、社區服務站等建起涉罪未成年人觀護基地。

    全國未檢社會支持體系

    “快速成長”

    各地檢察機關如火如荼的未檢社會支持體系建設探索成效顯著，而最高檢也在總結地方實踐經驗的基礎上，開始強化頂層設計。

    2012年，全國第一次未成年人刑事檢察工作會議上，最高檢提出要大力促進政法機關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配套工作體系和未成年人犯罪社會化幫教預防體系建設。

    2016年的全國未檢工作30年座談會上，最高檢系統提出要大力推進未成年人檢察專業化、規范化、社會化建設的發展思路，要求各地檢察機關把未檢社會化建設放在和專業化、規范化建設同等重要的位置來謀劃和推進。

    至此，全國未檢社會支持體系建設進入了快速發展期。

    2018年2月，最高檢與共青團中央簽訂了《關于構建未成年人檢察工作社會支持體系合作框架協議》，充分發揮各自優勢，共同推動未檢工作社會支持體系建設，為整個未成年人司法社會支持體系建設積累經驗。

    次年4月，最高檢第九檢察廳會同共青團中央維護青少年權益部部署在40個地方開展未檢社會支持體系建設試點工作，同時委托首師大北京青少年社會工作研究院團隊研發《未成年人司法社會工作服務國家標準》（下稱《國家標準》）。

    2021年，新修訂的未成年人保護法、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下稱“兩法”）正式實施，對社會組織、社會工作者參與未成年人保護和違法犯罪預防工作作出具體規定。《中共中央關于加強新時代檢察機關法律監督工作的意見》也明確提出，要強化未成年人司法保護，完善專業化與社會化相結合的保護體系。

    “這為我們進一步加強未檢社會支持體系建設提供了明確法律依據。”最高檢第九檢察廳相關負責人表示，前期試點效果良好，按照“試點引路、示范帶動”的工作思路，最高檢、共青團中央決定以未檢社會支持體系建設試點單位為基礎，在80個地區共同開展未檢社會支持體系示范建設。“今年10月，我們將進行考核驗收，形成一批可復制、可推廣的經驗。” 

    在北京師范大學教授、未成年人檢察研究中心執行主任何挺看來，未檢社會支持體系建設與未成年人司法保護的發展、需求相比，還存在一些問題和薄弱環節，如司法社工人才儲備不足，社會工作與未成年人司法理念的融合還有待提高，異地資源的調配仍需加強等。

    “社工曾經特別困惑的一個問題就是：‘我’在未成年人案件辦理過程中是什么人？直到‘兩法’實施以及《國家標準》的試用，社工在未成年人司法中的地位才基本得以明確。”在何挺看來，社會支持體系建設的地區差異較大，還需進一步拉平地區之間的差異，讓未檢社會支持體系建設擺脫僅僅依賴地方檢察機關或某個機構、個人的情況。

    做深做細

    提高未檢工作質量水平

    未成年人小李2019年獨自到蕭山打工。8個月的時間里，他伙同五人在多個鎮街盜竊摩托車七次，涉案財物價值兩萬余元。被害人報案后，小李等人被捕。2020年9月，案件移送到蕭山區檢察院。因小李父母拒絕到場參與訊問，蕭山區檢察院遂委托社工為小李提供合適成年人服務。

    “訊問中，小李完全供述了犯罪事實，當檢察官問到是否同意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時，他卻沒有回應，我運用法律和心理知識，幫助小李理解該制度的法律后果，使他能真實、準確地表達意愿。”蕭山向陽花未成年人司法社工成員韓琛毅說。

    多次溝通下，韓琛毅與小李及其家人建立了深厚的信任關系，結合前期社會調查情況，他與檢察官共同商定了幫教目標和具體措施，幫助小李牢固樹立法律意識、規則意識，拉進其與父親的親子關系，并根據小李個人意愿，為他鏈接了技師學院的線上課程。經考察幫教，蕭山區檢察院對小李作出附條件不起訴決定。

    頂層設計的完善既是定盤星也是提速器。這幾年，各地檢察機關積極探索創新、不斷深耕細作，越來越多的社會資源被鏈接進來，未檢社會支持體系更優更強，在精準幫教方面，使涉罪未成年人真正實現由內而外的轉變方面，效果尤為明顯。

    當前，未成年人檢察社會支持體系建設整體還處于探索階段，《國家標準》推動了專業化辦案與社會化保護的有機結合和優勢互補。讓社工感到慰藉的，還有法律上的認可與明確。新修訂的未成年人保護法規定，社會組織、社會工作者可參與未成年人保護工作，開展家庭教育指導服務，為未成年人的心理輔導、康復救助、監護及收養評估等提供專業服務。不少社工表示，當前社會力量正參與到未成年人保護的各方面各環節，但具體的標準和規范仍需進一步細化。

    未檢工作高質量發展離不開社會力量的支撐。記者了解到，檢察機關將不斷豐富未成年人司法社會服務內容，完善服務機制，搭建服務體系，促進未檢社會支持體系高質量發展，悉心守護每一個孩子健康成長。

    （據《檢察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