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記者 李慶

    6月23日，由心和公益基金會、浙江致樸公益基金會、北京七悅社會公益服務中心和浙江省三門縣有為圖書館聯合推出的《教育公益組織縣域模式研究報告》（以下簡稱‘報告’）線上發布。報告通過對32家已經開展縣域模式探索的公益組織進行深度調研，搭建分析框架，對縣域模式的整體格局及其背后的專業性展開整體性分析。

    報告旨在厘清縣域模式是什么，基于當前教育公益組織的縣域模式探索，梳理出縣域模式的整體格局、發展路徑，整體上明確縣域模式的界定與類型，挖掘縣域模式背后所需的公共服務技術專業體系，明確縣域模式當下的挑戰與未來發展建議。

    報告顯示，當前，具體進入到教育公益領域，有以下幾種表現：項目的實踐范圍以縣域地域為單元；項目的工作手段通常是先與縣教育部門合作，再逐步整縣推進；項目的目標往往是致力于縣域教育生態的改善或治理。

    那么，為什么很多公益組織不約而同地選擇了“縣域”？縣域模式包含哪些組份，其中又蘊含著怎樣的專業性要求？如何進入縣域，與當地建立信任關系？針對以上疑問，報告均給予了詳細解答。

    教育公益組織

    為何選擇“縣域”

    縣域一直是中國社會結構中關鍵且重要的治理單元和社會單元，在教育公益領域，縣域作為一個項目的干預單元成了當下不少公益組織的選擇。其背后的原因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縣域面對的群體：教育公益組織想要干預的群體往往在縣域之下，即鄉鎮兒童。當把鄉鎮兒童作為教育公平等理念下的主要支持對象時，就需要在縣域的單元下去思考廣大鄉鎮兒童需要什么樣的教育？僅僅解決教育公平，把城市的教育內容移植到鄉鎮體系是否就可以了？

    第二，縣域作為行政單元：以縣為主的基礎教育管理體制，是教育公益組織開展合作的恰當“單元”。縣作為一個非常適合嵌入的行政層級，其掌握著鄉鎮教育基本的財權和事權，也是進入鄉鎮無法繞開的行政單元。即使公益項目從省市一級切入向下推進，也離不開在縣域層面落實具體行動。

    第三，縣域作為一個“社區”：每個縣都有著自身具體的民情、政治文化生態，并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共同體氛圍。縣域作為一個外部力量、觀念嵌入的一個單元而存在。而在某個地區開展行動，最終往往是以縣為單位取得當地認可、口碑、輿論傳播等。

    第四，縣域作為項目目標：越來越多的公益組織從回應社會問題、進行社會變革的角度出發，已經不僅僅停留在一對多的傘狀結構層面將項目落地，而是開始將眼光放入到立體的縣域生態中來開展項目及行動，力圖在根源處發揮力量，且產生真正可持續的社會效果。

    第五，縣域項目的具體運作：不少公益組織在散點推進項目時都或多或少感受到項目無論是在資金成本還是在溝通成本、政府關系運維成本等方面都呈現出激增態勢，為了更好地降低執行成本，部分公益組織傾向于在某個固定縣域內盡可能的全面鋪開，該做法甚至能在當地產生聚合效應，實現一舉多得的效果。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從運作層面解釋了縣域模式出現的合理性。

    縣域模式的發展軌跡

    從客體到主體、從執行到籌款

    報告指出，早期的縣域往往是單個項目的落地執行場域，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國際機構在國內開展教育公益項目也是以縣域為單元推進，和教育部門等合作進行整體的干預，例如云南、四川、陜西等地的一些偏遠縣，已經有了二三十年的公益項目合作和落地的經驗。

    到了20世紀初期，大型的公募基金會也開始借助于體制內的抓手（如團委、婦聯等）進入縣域，但當時的項目往往是流程化的公共服務，較少涉及到深度的在地群體觀念、能力等方面的轉變。

    報告顯示，社會力量的基金會或者其他公益組織在過去十五年左右開始陸續興起，并從零散化的行動逐漸開始向系統化改變發展，這時候機構的項目內容也對應發生了變化。大體上經歷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傳統慈善救助”，這一階段主要還是基礎的助學支教、物資遞送、修建硬件等內容，整體思路偏向于傳統慈善救助，這時候的縣域力量通常是幫助公益組織落實物資和人員，是一個偏被動接收方，通過流程化體系往往就能解決大部分問題，當地的政府部門介入主要也是在款物對接和硬件落地等方面。

    第二階段“公益項目執行”，這一階段“軟件”開始疊加進來，硬件+軟件的組合類項目開始興起，往往是某類硬件空間+課程體系，涵蓋音體美和兒童全面發展的各個方面。這時候公益組織已經開始關注當地的教師、校長等群體，但整體思路還是偏向于項目流程執行的思路。這時，縣域力量除了需要對接資金和硬件之外，還會根據需要組織校長、老師等群體的對接，但整體行動還是以外部公益組織為主，在地的縣域力量主要也是圍繞外部進入的公益項目而行動。

    第三個階段“生態系統變革”，當公益項目執行發展到一定階段，有些前行者已經不僅僅滿足于項目如傘狀結構在一個縣機械疊加，即覆蓋了多少個學校、多少名學生等。他們開始進入到縱深地帶，即如何讓當地的人發生轉變、產生內在生長的力量，如何在縣域形成整體性的氛圍或生態而不是項目的機械重復持續……這些都成為前行者們越來越關注的核心問題。

    同時，隨著互聯網公益時代的到來，打通了地理、信息、連接等屏障，社會的目光下沉進入縣域。而縣域本身也可以成為籌款主體或行動主體，例如，早期的免費午餐是在微博上一所學校接著一所學校地開餐進行獨立運營，一校一夢想（北京感恩公益基金會）這樣的項目也開始產生，縣域自身便可以成為公益項目的核心主體開始延伸發展……縣域中的本地力量已經從過去的執行主體擴展到了籌款主體、決策主體等。

    縣域模式的四種類型

    報告指出，縣域模式主要分為以下四種：

    第一，本土化+政府合作。公益組織在縣域開展項目時，與政府的合作主要體現在兩個階段：一是在項目進入縣域的初期，不少公益組織都會首先與政府建立起合作關系，借助于政府的行政力量進入縣域內的學校、社區（村莊）；二是在項目落地扎根過程中，公益組織會自然而然地發現將政府卷入的巨大潛力空間，因此不少公益組織都會邀請政府參與進項目執行中，尋求合作關系的波浪式升溫，而當政府有意愿主動推進項目、成為項目運作的主人，其合作關系就迎來高點。

    第二，本土化+在地共同體。在縣域模式中，并不是所有項目在小有成效后都能較為順利地獲得當地政府的認可，因此遇到此類情況的公益組織便進入到在地共同體培育版塊，在自下而上路徑上持續深化，于縣域底部產生更為廣泛的影響。當然，隨著項目的逐漸深入和相關主體被激活的情況發生變化，可以由“本土化+在地共同體”演變為“本土化+在地共同體+政府合作”。

    第三，本土化+資源募集。在縣域模式中，借助于互聯網平臺的資源募集與社會化動員，通常出現在本土公益組織的行動當中，這樣的公益組織既可以是在外來公益組織支持下成長起來的本土組織，也可以是自發生長出來的草根縣域公益組織甚至是教育局支持成立的組織。

    沿著本土化+資源募集路徑進行的縣域模式探索，其目的不在于資源募集的多少，而是借助于資源募集讓政府、縣域內的公眾看到公益項目的目標是什么，公益組織如何真誠、務實地為當地需要幫助的孩子提供服務等，由此激發起公眾對于此公益項目、對于公益本身的認可與信任。

    第四，本土化+外部支持者。如果說在項目剛剛進入縣域處于本土化發展階段時，部分公益組織還將自己定位于項目執行者的角色，那么到了本土化后期或已經基本實現的階段，幾乎所有的外部公益組織都開始從項目執行者向外部支持者轉型。實際上，許多具有前瞻性的機構從一開始就將自身定位于外部支持者。

    公益項目本土化

    落地的關鍵因素

    報告指出，公益行動者往往有著自己的“項目框架”，帶著項目書進入到縣域現場。例如，某組織到貧困地區的學校為學生上衛生課，并制定了一系列的個人衛生操作指南（比如玩耍之后必須洗手、衣服必須多久洗一次等），對于很多鄉村學校來說，尤其是人數較多、留守兒童較多的學校，這樣的要求在實際中幾乎無法實現，項目目標的出發點雖然很好，但忽略了現實情況下的可行性。

    因此，公益項目本土化的關鍵是行動者需要尊重對方的主體性，先站在受益人的需求脈絡上了解對方當下的實際情況，判斷出對方的實際需求進而調整項目設計實現供需匹配。

    還有一種情況是公益組織被現實的困境和局限束縛住手腳，即公益組織帶著一個較為限定的公益產品進入現場，例如只提供單一的閱讀、合唱、鄉土課程等，并且項目已經具有一套完整的項目框架與課程體系。這類的項目依然可以沿著對方的需求脈絡提供服務，其關鍵因素是把握當地的需求脈絡。

    公益項目本土化落地的另一個關鍵環節在于公益產品本身能夠專業有效，這體現在兩個方面，一個是項目的專業性能夠被學會并有效使用起來，另一個是其效果能夠被看到。否則即使激活了當地的需求，但當公益組織無法回應該需求，帶進來的公益項目在當地看不到落地成效的時候，也無法落地生根。因此，項目本身的專項技術在縣域模式中并不能完全與公共服務技術分離開來，專項技術是縣域模式中的內核，需要借助于公共服務技術使其更好地落地，并在根本上達到“有效回應當地需求”，讓對方看到實效的長遠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