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22日是第29個國際生物多樣性日。國際生物多樣性日是聯合國為慶祝1992年5月22日內羅畢會議最后通過的《生物多樣性公約》而確定的節日，以此提高人們對生物多樣性問題的理解和認識。

    而我國古代的先人們經過長期勞動實踐和調查研究，很早就對生物物種、生態環境及遺傳的多樣性有了較多認識，并記述在浩如煙海的典籍中。他們通過發展農牧業、合理利用和管理生物資源以及建立各種形式的保護地和園林等，保存了20多萬種動物和3萬多種高等植物，約占世界生物物種總數的10%，為全球保護生物多樣性作出了巨大貢獻。

    對生態系統多樣性的
    認識和實踐

    在對生物進行分類方面，中國的先人們開始得早且成績斐然。在有歷史記載前就傳說神農嘗百草，“一日而迂七十毒”（《淮南子·修務訓》），這就是對植物的種類、用途進行專門的調查。在商代甲骨文中已有“黍”“稷”“菽”“麥”“稻”“禾”等區分禾草類的作物以及鹿、豕、兔、狐、雉等動物的記載。成書于春秋時代的《詩經》中提到了200多種動植物的名稱，而且還注意到它們中的一些分布的生態環境。《周禮·地官》已把植物分為皁物、膏物、覈物、莢物、叢物，動物分為毛物、羽物、介物、鱗物、蠃物，尤其是動物分類與今天的分類比較相近。到西漢時，生物分類有了飛速的發展，《爾雅》中的《釋草》《釋木》《釋蟲》《釋魚》《釋鳥》《釋獸》等篇中較全面地反映了動物分類，并記載有1000多種動植物名稱和600多種動植物的性狀。中國古代特別重視藥物的調查研究，陸續出版了《神農本草經》《新修本草》《本草拾遺》《經史證類備急本草》等涉及生物分類的著作。將生物特別是植物分類水平提到空前高度的著作，則首推明代藥物學家李時珍的《本草綱目》，記載了1892種藥物，其中植物有1196種。采用多級分類，如植物先是按草、谷、菜、果、木分類，然后草分為山草、濕草等9類，木分為喬木、灌木等6類，如此等等。他的分類采用了“析族區類”，特別是對動物的分類按照由簡單到復雜，低等到高等的順序排列，已含有進化思想，與現代的分類方法大致相同，可李時珍比西方植物分類學創始人林奈的分類早100多年，難怪國外對《本草綱目》倍加重視。此外還出版過許多專譜和地區植物與動物志性質的著作，如《竹譜》《荔枝譜》《洛陽牡丹記》《南方草木狀》《救荒本草》《植物名實圖考》《閩中海錯疏》等。中國古代為生物的分類和物種多樣性研究作出了不朽的貢獻。

    人類為了生存，在接觸環境的過程中，要熟悉可食的生物分布在什么樣的環境中，什么樣的環境適于人類居住，很自然地一開始就把生物生存與環境聯系在一起。古人很早就注意到山的陰、陽坡生物分布有差異，建立了“陰陽”概念，同時還注意到山地和低濕地生物種類的不同。《詩經》上有不少反映這方面的詩句：如“山有榛，隰有芩”“阪有桑，隰有楊”“山有扶蘇，隰有荷華；山有喬松，隰有游龍”等。《管子·地員篇》中還進一步注意到土壤對植物種類分布的關系，如說：“五息之土……其陰其陽，盡宜桐、柞，莫不秀長”“五沃之土……其陰則生楂梨，其陽則安樹之五麻”。遠在2000多年前，古人已注意到大尺度生態環境下生物的適應與分布，即氣候、地域、土壤等生態因子對生物存在的綜合影響，“桔逾淮而北為枳，鸜鵒不逾濟，貉逾汶則死，此地氣然也”（《周禮·考工記》）。《禹貢》《周禮》將中國分為九州，記述了各州的適生物產，如揚州宜種水稻，豫州宜種黍、稷、菽、稻、麥，雍州宜種黍、稷，生長楢、檀、榆、柳、楝、桑、松、杞等。

    先人更深入地觀察、了解到植被分布也會隨某類生態因子系列變化而有規律地變化。例如《管子·地員篇》記述山地植被的垂直分布帶和地下水位的關系時說：“山之上，命之為曰縣泉，其地不干，其草茹茅與蔖，其木乃樠，鑿之二尺乃于泉；山之上，命之曰復呂……”整段文字所述與今天陜西太白山植被垂直分布仍然十分相似。另外，該書在記述從水邊到水中不同的植物分布序列時說：“凡草土之道，各有谷造，或高或下，各有草土。葉下于芰，芰下于莧，莧下于蒲，蒲下于葦，葦下于雚，雚下于蔞，蔞下于茾，茾下于蕭，蕭下于薛，薛下于萑，萑下于茅。凡彼草物，有十二衰，各有所歸”。這段文字列出的序列與一般生態學教科書所列“水池或湖泊植物演替序列圖”相當相似，若與前蘇聯土壤學家威廉斯所繪的“湖邊或河流的弓形湖植物衍生圖”相比較，簡直連一些代表植物名稱都基本相同，可見觀察是何等的精細、準確。

    更有甚者，《周禮》上記載了不同生態環境類型上生存著不同的動植物和不同特征的人：“……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皁物，其民毛而方；二曰川澤，其動物宜鱗物，其植物宜膏物，其民黑而津；三曰丘陵，其動物宜羽物，其植物宜覈物，其民專而長；四曰墳衍，其動物宜介物，其植物曰莢物，其民皙而瘠；五曰原隰，其動物宜蠃物，其植物宜叢物，其民豐肉而庳”。這不僅比較準確地描述了各類生態環境中適生的動植物類型，而且是把動物、植物、人類和環境作為一整體來看待，很符合今天的“生態系統”的概念，不能不令人驚嘆。

    科學、持續地利用生物資源

    生物生長發育有一定規律性，遵循規律，可獲益大且不破壞資源。我們的祖先早就從實踐中總結出一套科學利用生物資源的寶貴經驗，使生物資源得以持續利用，一些政治家、思想家也積極給以倡導和推廣。例如孟子見梁惠王說：“數罟不入洿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林木不可勝用也”（《孟子·梁惠王下》）。荀子的論述則更系統：“斬伐養長不失其時，故山林不童，百姓有余材也”。“黿鼉魚鱉鰍孕別之時，罔罟毒藥不入澤，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汙池淵沼川澤謹其時禁，故魚鱉優多而百姓有余用也”（《荀子·王制篇》）。他還特別提出“人善治之……然后昆蟲萬物生其間，可以相養食者，不可勝數也”（《荀子·富國》），特別已懂得維持生物食物鏈關系（“相養食”）來保證生物資源的持續利用，這些論述恐怕是最早、最明確提出有關生物資源可持續利用的觀點。對這方面表達得更具體的要數《淮南子·主述訓》：“畈不掩群，不取麛夭；不涸澤而漁，不焚林而獵；豺未祭獸，且罦不得布于野，獺未祭魚，網罟不得入于水；鷹鶽不摯，羅網不得張于谿谷；草木未落，斤斧不得入山林，昆蟲未蟄，不得以火燒田；孕育不得殺，鷇卵不得探；魚不長尺不得取，彘不滿期年不得食，是故草木之發若蒸氣，禽獸之歸若流泉，飛鳥之歸若煙云，有所以致之也”。另外《逸周書·文傳》也有類似的論述：“山林非時不升斤斧，以成草木之長……澤不行害，土不失其宜，萬物不失其性，天下不失其時”。這些話雖講在2000多年前，對今天來說仍然不失其科學價值和教育意義。

    對生物資源的管理和法制

    據文字記載，在唐虞時代已有管理森林的官員“益”，“益為公虞，若于上下草木鳥獸佑之，朱虎熊羆而物繁衍”（《路史》），到周代管理已相當完善。據《周禮》記載：“大司徒”管土地，“山虞”“掌山林政令，物為之厲而為之守禁”；“林衡掌巡林麓之禁令”，“跡人”管田獵禁令，“囿人”掌“囿游之獸禁，牧百獸”，“漁人”掌管打魚政令，“川師”管河流，“澤虞”管湖泊等等，以后歷代也或多或少設置了類似的管理機構，加強了對野生生物資源的管理。

    為了有效地管理好、利用好自然資源，國家還制定了各種規章制度和法律，歷代不斷加以完善。夏朝就有“禹之禁”，禁止在不宜時間捕魚（見《逸周書·大聚篇》）。到周朝，各項規定已相當詳細、嚴厲。例如在采伐樹木方面規定“令萬民時斬材有期日”（《周禮·地官司徒·山虞》、《月令》），“有動封山者，罪死而不赦”（《管子·地數篇》）。即使軍隊也不例外，要求部隊在行軍中“無伐樹，無驚六畜，違者不赦”（《通鑒輯覽》）。周朝還嚴禁燒荒、伐大樹，作為最高法令規定：“毋行大火，毋斷大木……天子之夏令也”（《管子·輕重篇》）。秦朝制定了《田律》，規定2月到6月不得到森林去伐樹、捕捉幼獸、幼鳥、毒殺魚鱉等（《睡虎地秦墓竹簡》）。以后歷代也都有相應的制度、法規，這些制度和法規在合理利用野生生物資源和保護生態環境上起了一定作用。

    建立自然保護地和動植物園

    今天保護生物多樣性最重要的措施，一是就地保護，即設置自然保護區，二是遷地保護，即建立動植物園。中國早在2000多年前就有了這樣的思想和行動，雖然出發點是為少數特權階層需要，但客觀上保護了部分自然環境和一些生物物種，這種思想和創造的經驗都是十分寶貴的。

    在就地保護方面，遠在周朝，從天子到王公貴族都有一定范圍的狩獵場，“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毛詩注》），狩獵場內不允許百姓入內砍柴、獵物，“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孟子·梁惠王下》）。在以后朝代這種狩獵場規模在不斷增加，三國時魏明帝行獵場方圓千余里（《三國志·高柔傳》）。到清代設置的木蘭圍場達到了萬余平方公里，其間“萬靈萃集……物產富饒，牲禽蕃育”（《木蘭記》碑文）。這些圍場禁地在保護局部生態環境和生物資源上發揮了作用。另外，大型廟宇、皇家陵園、風水地、少民族神山、龍山都占有大面積山林，因長期封山育林，林茂草豐，林中各種生物得以安全生存，同樣起到了自然保護區的作用。例如佛地峨嵋山、黃陵橋山、建甌萬木林、西雙版納的“龍山”等地，其中峨嵋山就有珙桐、嘉利樹、雙盾、小熊貓、蘇門羚、短尾猴等大量珍稀動植物得到了保護。

    在遷地保護方面可能開始得更早。大約在3000年以前，文王在“靈臺”建造了35公里范圍的囿，養有大量鹿、鶴及魚類等，《詩經·大雅·靈臺》就描述了這里的動物形象。以后無論所建囿或園的規模及數量都在增加。秦始皇建的“上林苑”周圍150公里，漢代又加以擴建，“苑中養百獸……群臣遠方各獻名果異卉3000余種，種植其中”（《三輔黃圖》），可以說是中國最早的生物園。以后還有漢武帝的“甘泉園”，隋煬帝的“西苑”，唐代的“曲江池”，宋代的“壽山艮岳”，清代的“避暑山莊”等，這些都是大型皇家園囿。特別是壽山艮岳，據《艮岳記》反映，園林既有純林，又有經濟植物、水生植物、亞熱帶植物種植區，用今天的眼光看也不失為一個有相當規模的植物園。除此之外，一些富家的園林、宗祠、廟院也是一些不同規模的植物園。以上這些園囿保存了一些瀕于絕滅的生物，如野外已經絕跡的麋鹿保存在南海子皇家禁園中，我國最后一株普陀鵝耳櫪就是存活在浙江舟山普陀山廟內，這些園囿在客觀上起了保存物種和遺傳多樣性的作用。（據《生物多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