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史料記載，元至元十二年（1275年）‘大都饑疫流行，疫者眾，乞以積谷賑濟’，這是有關疫情在北京最早的記載。明清時期北京地區疫情頻發，累計達29個年份。在科學不發達的年代，人們是如何防控疫情，開展賑濟的呢？

    歷史上北京疫病頻發

    古人將各種傳染性疾病泛稱為“瘟疫”，亦稱“大流行”，其中危害性最大的是傷寒、天花、白喉、鼠疫、猩紅熱、霍亂等。據《北京災害史》記載：明代北京地區發生瘟疫計有12個年份，大致分布在京城、京畿、順義、通州、延慶、良鄉、昌平、密云等地。清代發生瘟疫計有17個年份，大致分布在京城、京畿、通州、延慶、平谷、昌平等地。實際上，當時北京城內每年都有惡性傳染病出現，只不過沒有大規模流行，所以史書不載。凡是記載下來的，都是波及面較大，后果嚴重的瘟疫。

    明萬歷十年（1582年）包括北京在內的華北、華中地區發生大規模瘟疫。《明神宗實錄》載：“連歲雨澤愆期，比復風霾蔽日，京城內外災疫流行，人民死亡甚眾。”《通州志》則稱：“萬歷十年春，通州大疫，比屋傳染，雖至親不敢問吊。”這場瘟疫史稱“大頭瘟”，又稱“大頭風”，其特征是病人頭面紅腫，發熱，且發病迅速，傳染性極強。

    崇禎十六年（1643年），京師出現疫情，夏燮在《明通鑒》記載：“京師大疫，死者無算。”抱陽生所編《甲申朝事小計》稱：“崇禎十六年二月，北京大疫，病名叫疙瘩病……大疫，人鬼錯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戶丁盡絕，無人收殮者。”由此可見當時疫情勢態極其嚴重，北京城死亡人數之多，竟達無人收尸的境地。

    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北京發生鼠疫，紀曉嵐在《閱微草堂筆記》中記述道：“乾隆癸丑春夏間，京中多疫，以張景岳法治之，十死八九。以吳又可法治之，亦不甚驗。”張景岳與吳又可為明代京城名醫，其所傳療法對這場瘟疫也“醫莫能療”。

    光緒二年（1876年），北京地區暴發瘟疫，譚嗣同在《先妣徐夫人逸事狀》載：“光緒紀元二年春，京師癘疫熛起，暴死喉風者，衡宇相望。城門出喪，或哽噎不通。”“癘疫”為傳染性很強的疾病，史籍中將這次瘟疫記為“喉風”，就是現代醫學所說的“白喉”。譚嗣同說當時因此病死亡者眾多，乃至每日出城的棺欞往往使城門的交通為之斷絕。

    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六月，京津地區大范圍暴發霍亂。由于該病潛伏期較短，傳染性較強，發病突然，所以病人發病前并無什么癥狀，突然起病后，短者一二個時辰、半天左右就不治病死，長者也僅一二天身亡。數日內，京師霍亂因轉相傳染，形成了發病高峰，每天死人不計其數，一時間人心惶惶。直隸總督袁世凱在六月初十日給幕僚徐世昌的信函中說：“近日疫癥大作，傷人甚多。”

    歷朝對疫情多有防控

    歷朝歷代對疫情的防控均以重視，并采取了多項措施予以救治與賑濟。

    當疫情出現時，首先是采取“離間”，即今天所說的“隔離法”。一種是收容式隔離，在寺廟及空曠之所等專門開設“癘人坊”，收治傳染病患者。另一種是強制性隔離，官方或地方在疫情區封鎖各進出道路，并派兵丁鎮守。據《漢書·平帝紀》記載，漢代朝廷采取的辦法是“民疾疫者，舍空邸第，為置醫藥。”即政府給災民免費發藥，提供醫療、救治服務的同時，專門騰出空房子來安置患者。這種做法是中國設立傳染病醫院和實行醫學隔離之始，歷代沿襲。明清時，當北京出現疫情時，也多采取此法。

    據《北京衛生史話》載：明天啟七年（1627年）及崇禎七年（1634年），因天花流行，在京城郊外設有避痘所，對染病者予以隔離。崇禎十四年（1641年）“七月丁亥時，北京甚疫，患者就近而離間，于寺院、于空室，不與人近，以避染之。”

    清順治十八年（1661年）北京發生天花，“凡理旗人疙瘩及內城民人痘者”下政令遷移避痘。當時連宮里也出現疫情，孝莊文皇后急忙令人將三個染病的小太監送出宮門，安置到西郊的一座寺廟中隔離，“百日之內不得入宮，日觀其恙，三日一報。”

    清朝政府還設有“查痘章京”官職，專事痘疹的防疫檢查。清朝刊行的《海錄》記載“凡有海艘回國，及各國船到本國，必先遣人查看有無出痘瘡者，若有則不許入口，須待痘瘡平愈，方得進港內。”

    在開展防控的同時，朝廷還進行多種賑濟。明嘉靖二十年（1541年）五月，京城暴發“疾疬”，世宗親自撰寫方書，制成《濟疫小飲子方》，“頒下所司，遵用濟民”，并令禮部向民間散發藥方。萬歷十五年（1587年）五月北京發生暑（鼠）疫，神宗遂詔令禮部：“朕聞近日京城內外災疫盛行……爾部使行太醫院，精選醫官人等，多發藥材，分設診視施給，以稱朕救民疾苦之意。仍照嘉靖年間例，每家量給銀錢六分……俱于房號內太倉動支。”

    清康熙十八年（1679年），北京出現瘟疫，康熙皇帝即命官員到疫區發放銀兩，以便安葬逝者，避免腐尸傳播疾病，還令大興、宛平二縣設置粥廠，救濟疫民。

    同治元年（1862年）六月初，京城發生疫情，同治皇帝隨即傳旨賑濟疫民。據《清穆宗實錄》載：“京城內外時疫傳染，貧民不能自備藥劑。情形殊堪憫惻，除御藥房藥丸照舊支領外，著由廣儲司（清朝內務府所屬七司之一，掌皇宮庫藏出納）發給實銀二千五百兩，分交五城支領，選擇良方，修和藥劑，于五城內外坊地面，分段設局施放，廣為救治……各該城御史仍不時前往認真稽查，不準假手胥吏，偷減藥料，以致有名無實。”

    歷史上京城街巷中多水井，為防止瘟疫對水源的污染，一旦出現疫情，特別是鼠疫，五城兵馬司的主要任務便是令“井窩子”（即賣水的水鋪）對水井加置封蓋，以防止老鼠及“病瘤（病毒）”掉入，污染水源。同時疏浚溝渠，及時排泄城中污水。乾隆年間還曾把瘟疫的預防知識和簡單的藥方刻錄在石板上，放置于京城的胡同口處，以示民眾。

    清末出臺疫病管理制度

    據《北京衛生志》載：清代始有傳染病管理制度，從民國起傳染病管理趨向法制化管理。

    清宣統元年（1909年）閏二月十七日，直隸總督楊士驤為警務處擬定客店等三章程致民政部咨文，不久清廷予以頒布。其中《預防傳染病章程》共十七條，對傳染病的管理進行明確規定。第一條為“本章程所謂傳染病者，霍亂、瘟疫、痘疹、白喉及其他容易傳染之病皆包含之。”第二條規定“前條所指容易傳染之病，當行預防后，應由該管官臨時指定之。”第三條“有得傳染病及因傳染病死者，應于當日速行呈報該管巡警局。”第四條“患傳染病者，應從巡警局之批示用清潔及消毒方法。”第十一條“醫生診視傳染病時，須將消毒及清潔各法告其家人，并即時呈報該管巡警局。清潔法有掃除、洗滌、疏浚、搬運。消毒方法有焚燒消毒、蒸晾消毒、石灰消毒、藥品消毒。”

    宣統三年（1911年）發布疫情報告律令：“各管地有無疫患（疫情），必須五日一報，市、州、縣以上，有疫斃人數，應報呈。”

    民國十七年（1928年）政府頒布《傳染病防治條例》，規定傳染病人（或疑似傳染病人，或因傳染病致死）之親屬及接觸人為義務報告人，需在發現病人24小時內報告所在地衛生主管機關。保甲長、警察及醫生、護士發現傳染病人應在發現后24小時內向衛生主管機關報告。

    宣統二年（1910年）十二月，東北地區發生鼠疫，為防止疫情傳入京城，次年正月初九，民政部撥款10萬金，組織臨時防疫總局，其址在錢糧胡同內城官醫院內，局長由內外城兩廳長丞兼辦，防疫局醫士定額20名，非有畢業文憑等不得派人。同時設分局4所，分立在內外城，并在永定門、右安門外先后設立防疫病室、隔離室、防疫出診所。

    民國元年（1912年）成立防疫委員會和衛生委員會，民國八年（1919年）成立中央防疫處，此后又在京師設立區衛生事務所4處，衛生局所屬醫療機構多處，由此形成北京近現代醫學史上傳染病救治及疫情的防控機制。

    （據《北京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