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侯利文

    鄉鎮（街道）社工站（以下簡稱‘社工站’）建設是最具中國特色的社區社會工作實踐。目前全國各地社會工作站建設呈現明顯的‘政策先行、實踐探索、模式創新、多點散發’的特點。‘政策先行’指的是從民政部到省市民政廳關于鎮（街）社會工作站的相關政策都陸續出臺，并有相關的配套政策和文件來推進社工站的發展；繼而在此基礎上的‘實踐探索’不斷深入，社工站建設的‘模式創新’呈現‘多點散發’之勢，形成了諸如廣東‘雙百’、湖南‘禾計劃’、上海‘雙站’等推進模式，各地的社會工作站建設構成了基層社會治理中的重要實踐創新和探索，顯著提升了社會治理的現代化、專業化水平。

    從社工站建設的政策和實踐脈絡看，呈現出“廣東先行、湖南跟進，全國一盤棋”。2017年，廣東省民政廳以民政部加強基層民政能力建設為契機，率先啟動實施了“雙百計劃”，助推基層民政工作發展。2018年5月28日，湖南省民政廳印發了《湖南省鄉鎮（街道）社會工作服務站項目實施方案（試行）》，在全省范圍內開展“禾計劃”項目，以深化基層民政改革、加強民政基層服務能力建設。2020年10月17日，民政部在湖南省長沙市召開加強鄉鎮（街道）社會工作人才隊伍建設推進會。2021年12月30日，上海市民政局印發《關于推進上海市街鎮社會工作服務站建設的通知》，創新性地提出在街鎮層面推動“社會工作綜合服務站+社會工作專項服務站”兩類社工站建設。

    繼而，在各地鄉鎮（街道）社工站實踐探索的基礎上，2021年4月20日，民政部辦公廳印發《關于加快鄉鎮（街道）社工站建設的通知》，統籌加快推進鄉鎮街道社工站建設進度。通知提出，要加緊制定政策，將鄉鎮（街道）社工站建設納入民政重點工作；要把握推進步驟，抓緊制定時間表和路線圖；要強化資源整合，聯動各方力量共同開展服務。通知還對把握專業化高質量的鄉鎮（街道）社工站發展方向等方面做出了明確規定。這標志著鎮（街）社工站建設在全國的全面鋪開。

    從社工站建設的推進模式看，可以概括為，廣東“雙百”、湖南“禾計劃”、上海“雙站”，全國各地多樣態。其中，社工站建設中的全覆蓋、專業性，以及“先有后好”的發展進階明顯。在這一過程中，服務領域不斷拓展、內容不斷豐富且專業，取得了明顯的建設成效。

    雖然各地鄉鎮（街道）社工站推進模式不盡相同，但基本上的服務大都涉及社會救助、養老服務、兒童關愛、社區治理等四大類服務領域（對象），同時結合具體的場域實際，發展一些特色的服務項目；鄉鎮（街道）社工站建設一般都采用“黨委領導、政府購買、社會參與、服務社區”的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治理模式，即黨委負責頂層設計和黨建引領，政府負責資源籌集和向社會組織購買服務，專業社會組織協同政府負責社工站運營和精準服務輸送（突出社會工作專業特長和專業的督導服務等），也特別注重本土人才的選拔、培養和使用。

    社工站建設在國家的高位推進中快速發展，與此同時，我們也需要保持“冷思考”，對其推進過程中存在的問題保持敏感和反思。其中，尤為關鍵的便是社工站建設與推進過程中“系統性思維”的缺失。

    其一，社工站發展邏輯中“系統配套”不夠所引發的“先有難好”問題突出。對于社工站建設中“先有后好”的發展邏輯我也是認同的。但我們需要進一步保持敏感的則是，“先有”形式（或者是初級階段）之后，同步的頂層設計（區縣層面為要）、配套政策，以及相關體系之間的聯動協同不足的話，就會出現“有了難好”建設困局。

    比如，已有研究發現，社工站建設中存在明顯的“體制吸納”，以及服務專業性問題明顯。有的鎮（街）可能將社工站完全當作政府的幫手和下級，社工站可能完全被政府吸納，失去社會工作的專業功能甚至出現社會工作站官僚化、體制化的現象。實際上，在我們對社工站建設的調查中這一現象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越往基層鄉鎮就越明顯。鄉鎮所存在的極大體制慣性將很快對社工站實施和實現“收編”與“鎖定。社工站有了之后，難以走上“好”（專業）的發展道路。由此，需要在“先有”的過程中匹配進行一定的頂層設計，特別是制度上的保障，以規避和減少來自鄉鎮可能發生的對社工站的滲透和吸納，甚至是“收編”，即要從制度設計上為社工站建設保駕護航。

    其二，社工站具體服務遞送中“供需對接”以及“部門聯動”不夠，導致服務存在重復投放、資源浪費明顯以及服務不精準等問題。現在社工站建設（無論是項目承接還是平臺運營）中“甲方為本”思維明顯，缺乏對已有服務場域中已有資源、服務以及多方力量的梳理關聯和聯動整合，成為孤軍奮戰的一方。服務過程中多方供給主體對接、溝通和聯動困乏，多方的服務提供與相對固定的民政服務對象在匹配的過程中，資源浪費和重復投入下社會治理成本的居高不下也是尤為嚴重的問題，這進一步導致社工站發展中的功能異化和效應遞減，沒有實現增量上的貢獻。此外，社區站建設在基層社會治理實踐中轉變為“民政部門”的獨角戲，局限于從單一的服務項目的角度來推進，其對基層社會治理的影響以及增量價值都大打折扣，也與社工站的宏觀定位存在嚴重的錯位，社工站進而懸浮于基層社會治理場域。

    其三，社工站整體設計中價值理念缺失所造成的實踐探索不系統、不聯動明顯，嚴重影響社工站的制度效能和創新實踐。這涉及的現實問題是，社工站是什么？為何推進社工站建設？實際上，目前關于社工站建設取得的成績（模式）以及存在的問題已有不少相關研究，但整體從技術和經驗層面分析和研判居多。而從價值理念設置、系統體系謀劃，以及作為治理脈絡中增量的存在價值認識分析不夠。

    從實踐來看，各地在推進社工站建設的過程中主要工作即是以配備硬件（站點建設）、打包服務（項目購買）、人員安排等作為工作推進重點，而沒有從“為何要做”這個本源上去思考、去做頂層設計。對社工站是什么、發揮什么功能，與已有的服務主體、服務項目，以及治理場域中的其他結構是一種什么的關系定位，思考、設計不足，進一步導致基層在推進社工站建設過程中的思路、規劃和系統性的缺失和不清晰，轟轟烈烈的社工站建設就演變成了基層社會治理的一個項目（與已有的其他服務項目，特別是政府購買服務項目并沒有什么不同）或者是一個陣地（更多時候就是一個牌子而已）。這就是說，作為推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使命的增量發展，社工站被降為一些具體的服務項目。由此，社工站建設被賦予的職能使命、社工站推進被寄予的專業化期許可能都失去了落地生根的依托和保障。

    由此，我們主張從社工站與政府購買服務、項目制以及基層治理體系的關系互動和深層建構出發，對社工站建設中所嵌含的價值缺位、研究滯后、經驗碎化（這也是我認為目前社工站建設與研究存在的主要問題）等困境進行系統整合研究和糾偏，繼而在找回社會和專業為本的雙維中推進社工站的良性發展。

    背后的假設即是，社工站建設不是單一的、孤立的新實踐，不是“另起爐灶”的服務配送，而是嵌入在基層社會治理場域中的，嵌入之后如何實現內源動力發展以及與場域的融合，這是社工站建設和推進亟待回應的議題。這不僅需要整體上的社會治理基礎作為支撐，也需要不同系統、不同主體在分工合作的基礎實現整合和重構。由此，邁向以專業性為核心建構，在找回“社會”的過程中，注重與基層治理場域的匹配與融合，也注重在體制機制上的系統設計與服務聯動的社會工作站建設應該成為接下來思考、設計以及推進的邏輯前提。

    （作者侯利文系華東理工大學社會工作系副教授、碩士生導師。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