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全國檢察機關未成年人保護公益訴訟立案6633件，是2020年的4.2倍，是2018、2019兩年總和的3.3倍，涉及向未成年人銷售煙酒、網絡游戲、未成年人活動場所和設施安全、校園周邊安全及點播影院、電競酒店、密室劇本殺等新興業態治理。新類型公益訴訟案件4676件，占比70.5%。

    這是全國兩會期間最高檢公布的一組數據。2021年6月1日起實施的新修訂的未成年人保護法規定了未成年人保護公益訴訟制度，公益訴訟如何更好地助力未成年人保護，成為今年兩會代表、委員關注的焦點。

    兩地檢方“接力”公益訴訟

    今年兩會，最高法報告提到了國內某知名短視頻公司侵犯兒童個人信息民事公益訴訟。對此，全國人大代表、松下家電（中國）有限公司·松下康養商品營銷部全域營業課課長劉廷表示，這是民法典及新修訂的未成年人保護法實施后，全國首例由檢察機關針對“未成年人網絡保護”提起的民事公益訴訟，這起案例也是最高檢首次公布的未成年人保護檢察公益訴訟指導性案例之一。

    最高檢公布的案情顯示，2020年7月，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區人民檢察院在辦理徐某某猥褻兒童案時，發現北京某公司侵犯兒童個人信息民事公益訴訟案件線索。調查取證后，余杭區人民檢察院認為，北京某公司運營的短視頻App在收集、存儲、使用兒童個人信息過程中，未遵循“正當必要、知情同意、目的明確、安全保障、依法利用”原則，屬于違法違規收集、使用兒童個人信息，是侵犯兒童個人信息的行為。

    同年12月2日，余杭區人民檢察院作為原告向杭州互聯網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訴訟。這家公司根據檢察機關提出的要求，細化出34項整改措施，突出落實“監護人明示同意”等規則，重點制定單獨的兒童個人信息保護規則、用戶協議，建立專門兒童信息保護池、創建推送涉未成年人內容的獨立算法等制度機制，并明確落實整改措施時間表。同時，自愿接受網信等部門審查，并愿意公開賠禮道歉、賠償損失。

    該案還反映出相關行政主管機關對北京某公司監管不到位的問題，經浙江省檢察機關請示，2020年10月，最高人民檢察院將該行政公益訴訟案件線索，交北京市人民檢察院辦理。

    同年10月22日，北京市人民檢察院對該案以行政公益訴訟立案。經調查，向北京市互聯網信息辦公室提出依法履行監管職責，全面排查、發現和處置違法情形，推動完善兒童個人信息權益網絡保護的特殊條款，落實監護人同意的法律規定等相關建議。

    根據檢察機關工作建議，北京市網信辦出臺了《關于開展未成年人信息安全保護專項整治的工作方案》，對屬地重點直播和短視頻平臺逐一梳理，壓實網站主體責任，并將此次專項整治工作與未成年人網絡環境治理等專項工作有效銜接，形成保障未成年人用網安全管理合力。

    劉廷認為，新修訂的未成年人保護法增加了“未成年人網絡保護”專章，對未成年人特別是兒童的網絡安全作出專門規定，這起案件對于推動未成年人網絡保護的法治進程具有重要意義，為今后類似案件的審理確立了導向。他表示，杭州互聯網法院在審理該案時，秉持的理念特別值得強調：既滿足未成年人擁抱數字世界的需求，也為他們提供最全面的保護，全心關愛未成年人健康成長。

    全國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遼寧安行律師事務所創始合伙人李宗勝提交了關于深入開展未成年人網絡安全保護公益訴訟的建議。

    李宗勝建議，檢察機關要持續通過公益訴訟，加大對侵害未成年人敏感信息行為的打擊和監督力度，特別是通過檢察建議的形式，將一些“采集或誘惑未成年人同意采集敏感信息”的監督關口前移，防患于未然。“還應充分考慮到‘未成年人及其監護人很可能缺乏維護自身權益的意識和能力’的實際情況，聯合教育、公安等部門形成合力”。

    未成年人文身不是私事家事

    在最高檢發布的指導性案例中，還有一起“江蘇省宿遷市人民檢察院對章某為未成年人文身提起民事公益訴訟案”。這起案件寫進了兩高工作報告。

    “未成年人文身不是私事和家事，這是關系到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大事。”最高檢辦公廳主任、最高檢報告起草人馬騏說，未成年人心智尚不成熟，文身后很容易被標簽化，甚至結伙步入歧途。比如，某地檢察機關統計發現，一年起訴涉罪未成年人360人，其中190人有文身。未成年人身體尚在成長中，文身后很難復原，成年后容易影響就業等。

    “現在還沒有法律明確禁止未成年人文身。”馬騏表示，厲行法治，就是要做到法律有明確規定的，堅決落實、事不避難；法律沒有明確規定的，就秉持法的精神，依法能動履職。新修訂的未成年人保護法明確了“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則”，一些地方檢察院落實公益訴訟，專項監督督促禁止未成年人文身，“家長同意也不行”。

    據了解，《海南省未成年人保護和預防犯罪規定》《上海市未成年人保護條例》，都對為未成年人文身作了禁止性規定。

    “不就案辦案，而是深挖案件背后的社會治理難點堵點，推進溯源治理，檢察機關的做法值得點贊”，全國人大代表、北京市市政工程研究院副院長田春艷表示，希望檢察機關能在未成年人文身案辦理的基礎上繼續跟進，推動相關法律法規出臺，讓未成年人的未來不再因文身被“刺痛”。

    據了解，2021年10月，最高檢向國務院未成年人保護工作領導小組報送了《關于未成年人文身問題有關情況的分析報告》，得到高度重視。

    營造有利于未成年人的社會環境

    全國政協委員、四川省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羅春梅對記者表示，當前，未成年人保護形勢依然嚴峻復雜、不容樂觀，侵害未成年人的犯罪總體呈上升趨勢，未成年人保護法和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新要求與未成年人保護有法不依、執法不嚴等老問題并存。特別是運用“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理念指導司法實踐還不夠，統籌發揮檢察職能推進綜合司法保護工作還有差距，融入其他“五大保護”的針對性、實效性不足，未成年人檢察隊伍職業素養和專業水平與不斷深化的未成年人全面綜合司法保護要求還有差距，這些問題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未檢工作的發展。

    羅春梅建議，檢察機關可以運用公益訴訟的法定職能與相關職能部門共同發力，推進未成年人相關規定落地實施，更好地保護未成年人的合法權益。

    “必須緊盯未成年人保護的薄弱環節，瞄準未成年人最容易被忽視和侵犯的合法權益。從實踐觀察來看，社會保護和網絡保護應作為公益訴訟的重點領域。”中國政法大學未成年人事務治理與法律研究基地執行副主任苑寧寧指出，未成年人被侵害，通常與社會環境中的風險因素管控不力、保護因素缺失有密切關系，比如住宿經營者接待未成年人沒有盡到特殊注意義務，密切接觸未成年人行業的用人單位未履行從業查詢職責。

    苑寧寧建議，未成年人保護公益訴訟沒有明確的領域范圍限制，只要侵犯了不特定多數未成年人的合法權益，不管是造成了現實的損害結果，還是導致面臨現實緊迫的風險，都可以理解為涉及公共利益，也就具備了啟動公益訴訟的條件。

    2021年，未成年人檢察業務統一集中辦理工作在全國檢察機關穩步推開，這為開展未成年人保護公益訴訟提供了機制上的保障，檢察機關應充分行使檢察權，推動和參與治理導致未成年人犯罪或者被犯罪侵害的社會環境。“將行政公益訴訟訴前檢察建議做成剛性，有利于通過訴前程序達到維護未成年人合法權益的目的，實現雙贏多贏共贏的辦案效果。”苑寧寧說。

    （據《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