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向常水

    胡氏宅心仁慈，廣濟博施，十幾年前即決定提存永安堂贏利四分之一為慈善公益轉款，嗣后逐年遞增至十分之六。’1941年2月，《新華日報》如是評價胡文虎的慈善公益義舉。

    胡文虎（1882-1954），祖籍福建永定，生于仰光，以繼承負債累累的永安堂藥鋪起步，經過不斷拼搏，打早了聞名遐邇的藥業和報業品牌，成為名副其實的商界‘雙王’，是南洋僑社的標桿式人物。

    胡文虎一生積極投身慈善事業，‘慷慨輸將，或辦公益，或作善舉，或助建設，或資抗戰達千余萬元之巨’。他做慈善持之以恒，不盲從，有自己獨到的認知，并成為他矢志不移的追求。

    熱心救濟國內兵災

    民國時期，各地戰火時起，兵燹不斷，將士面臨傷亡威脅，人們飽受顛沛之苦。對此，胡文虎通過積極捐贈款物的方式為救濟兵災出一份力。

    1927年年底，國共兩黨的武裝力量在廣州交火，“慘不可言，加以天氣嚴寒，遍地災黎，無家可歸，饑寒交迫，凍斃堪虞”。為此，胡文虎特捐款三千元。1928年4月，他給北伐將士捐贈了12箱自制藥品。5月16日，他致函上海華僑聯合會，對北伐順利推進深表欣慰，“海外聞之，咸深鼓舞”，決定再捐一萬元，“以盡國民義務”。九一八事變發生后，他決定“捐飛機兩架，專作救護之用”，“并贈虎標萬金油一萬罐”。1933年4月，他致電北平軍分會代理委員長何應欽，致函上海市市長吳鐵城，決定捐款一萬元，捐贈萬金油、八卦丹等30大箱，救濟在長城戰事中受傷的軍民。吳鐵城回函稱贊胡氏“熱誠愛國，推仁施惠，風義重于云天，德澤同夫霖雨”。國民政府為此給予他“天字一號褒狀”。全面抗戰爆發后，胡文虎特別關注傷殘將士的慰藉、殉國烈士遺族的撫養、被難同胞的救濟和流浪兒童的收容等問題，特地捐贈200萬元用于創設殘廢軍人療養院及陣亡將士遺孤教養院。他認為，在戰時，“醫院及保養所之設，實為急不可緩之舉。趕筑傷兵醫院，乃所以救護受傷勇士，培養國力；興辦保養原，乃所以收育軍人及難民之子女，使其無顧念家室之憂，一心直前”。時任國民政府主席林森對胡氏的這一善舉深表敬意，復電稱其“實為全民楷模，群倫表率”。胡氏對“匡助社會公益，救濟難童難民工作，無不殫精竭力，慷慨以赴”。據國民政府僑務委員會統計，“自抗戰以來，華僑愛國捐款已超過一萬萬以上，捐款最多者，首推新加坡富商永安堂主人胡文虎先生”，“所輸于公債義捐及建筑難童收容所的各項捐款，竟達到三百萬元以上”。1940年，他將長子胡蛟婚宴所得禮金萬余元捐贈給宋美齡創辦的重慶兒童保育院，并決定將每月350元的國民參政員補貼移交戰時兒童保育會。

    積極賑濟國內水旱災

    1928年-1930年，北方旱魃肆虐，“年來旱蝗相繼，慘禍至深”，“旱災區域之廣，難民之多，實亙古所未見，竟至人率相食，可謂極世間之慘事”。大災之后，必有大疫。胡文虎致函華洋義賑會，說自己“雖遠處南邦，聞茲慘劫，亦未嘗不惻然心動”，決定捐贈1萬多元和10箱虎標萬金油。1931年夏，江淮等流域發生特大水災，“淫雨連綿，山洪暴發……或積潦不退，或堤垸潰決，田廬淹沒，人畜漂流，災情至為慘重”。胡文虎“于初夏，即由日輪裝到萬金油六大箱，共有四千五百打”。9月14日，又致電華洋義賑會，決定再捐萬金油26箱。1935年，長江流域再發水災，民國政府賑務委員會委員長許世英致電胡文虎，請其捐贈款物，電文內言“貴堂藥品，收效尤稱宏巨。敬乞充分惠贈，迅賜寄發，俾便轉放，以拯民命”。接電后，胡文虎決定捐助款額1萬元和藥品11箱。8月底，他致電許世英，再捐萬金油14箱，共計400320包。可以說，凡是“國內水旱災禍，胡君所捐助者，亦不可以數計矣”。因賑救國內水旱災有突出貢獻，1928年11月23日，國民政府議決加派胡文虎等9人為陜甘賑災委員會委員。1935年8月，胡文虎被推選為上海籌募各省水災義賑會常務理事。

    大力支持國內醫療事業

    胡文虎自己從事藥品研發和制銷，自然對國內醫療事業發展支持樂此不疲。他積極捐建醫院，捐贈藥品，關注醫療人才的培養。1930年10月，胡文虎在南京期間，“特捐助國幣三十五萬元，作為建筑首都中央醫院婦孺部經費之用”，后又追加捐款二萬五千元。為褒獎胡文虎這一善舉，國民政府頒給他一方寫有“益在民生”字樣的匾額，南京中央醫院為他鑄造了一尊半身銅像。1931年，他致信蔣介石，建議當局重視中醫藥人才培養，表示“愿捐建筑中醫藥學校經費二萬元，以為之倡”。1933年7月，他決定捐資60萬元，在福州、汕頭、廈門各建一所大規模醫院，為此，國民政府又頒給其“仁心義舉”匾額一方。1934年，為了救治麻風病人，他“捐助籌建瓊崖麻風醫院委員會大洋二萬元”，還承諾凡能前往南海、石龍、東莞等地麻風院的醫師，且治愈了患者，就“可往虎標永安堂領去每名一百元之獎金”。當時有人評價說“胡先生真是麻風界的大救星”。1934年11月8日，他在一次集會上當眾宣布，“擬以五年或十年之期間，使吾國各省，均設一醫院”。1935年10月，他捐給上海衛生試驗所11萬元，國民政府因此頒給他“樂善博施”匾額一方和褒狀一張，以示獎賞。1941年，他在給蔣介石的信中說：“預擬于寇亂甫平，即在通國各縣治，創建醫院，大縣捐十萬元，小縣捐五萬元，借資提倡。其經常費用則由各地自籌，務使無數災民窮黎，有藥可服，有醫可就，化涙淚為祥和，于劫后同胞，當有裨補”。1948年1月22日，又表示要在全國興建醫院100所。這些宏大規劃多因時局動蕩未能完全實現，實為憾事。

    重視國內教育事業

    1929年夏，“上海大廈大學，赴南洋英屬各埠，籌募建筑新校舍經費。胡君……遂慨捐國幣一萬元，以為僑胞之倡”。1930年5月，他被教育部授予一等獎。同年，他在汕頭捐資5000元建正始學校校舍，次年，捐3000元建回瀾中學校舍。上海一二八事件后，大量學生（多為華僑子弟）無書可讀，南下廣州，“惟各大學以名額所限，校舍不敷支配，無法收容。插班既不能，旁聽亦不得，坐失光陰，殊屬可惜”。在此情勢下，馬君武計劃籌辦華僑大學，以解決失學者的讀書問題，于是在1932年3月18日致函胡文虎，請其署名為贊助人。胡文虎爽快答應。1937年7月，胡文虎決定在國內捐建1000所小學，每所出資法幣3500元，設備及各項經常費則由地方政府負責。后因戰事影響，建設小學宏愿未能全部實現，他因此決定將尚存的200萬元法幣悉數購買救國公債，“待將來戰爭結束后，復將此項債票，向銀行抵押現款，繼續建校進行”。對這一決定，蔣介石給予嘉許。

    熱衷參與南洋慈善

    南洋各地華僑眾多，所在社區每年都有鼠疫、霍亂發生，華僑的生命健康受到嚴重威脅。1922年，胡文虎先捐一千盾作為籌備費，發起成立仰光中華醫院，以防治流行疫病。他還“在南洋緬甸直通瓦城等處，曾建有宏大養老院多所，計為收養者，不下千余人之眾”，“在新加坡，曾上書華民政務司，請愿當地政府建筑養老院，以重人道”。他捐建的養老院，“專收一般無家可歸之貧老，留院給養，免致在外乞食，以羞辱國體”。

    他在仰光創設中國女子公學，在新加坡捐助創辦南洋女子中學等，在馬來亞檳城捐建鐘云中學等，給無數華僑子弟提供了寶貴的求學就會。1935年9月1日，他在新加坡捐建的容納1500多學生的民眾學校正式開學，“從此僑胞子弟可免失學，誠為僑民造福不淺也”。他又捐巨資建筑華僑貧民工廠，還“鼓吹僑民提倡實業”。為幫助新加坡華僑禁絕鴉片，他呈請當局將巴縣絲巴影原有的瘋人院騰空，并捐贈開辦費1萬元，建立拒毒社，“專為救濟一般貧苦而無力戒除之煙民……由社中供給其戒煙時期之生活費”。他還陸續創辦了星洲老人院、仰光杜宇尊養老院、棉蘭華僑慈善協會收容所等，對“各埠大校學校，各種公益事項，以及各地災禍等等之捐款，年在三十萬元以上”。英國殖民征服因“胡君贊助當地慈善事業，年耗巨金，獎以寶星”，以資鼓勵。

    胡文虎熱心慈善，令人欽佩，媒體紛紛稱他為“華僑中最有名望之人”“熱心之慈善家”。時人評價他是“得意的財主……對于中國一切都非常熱心的華僑富翁”。1927年11月28日，上海華僑聯合會召開常年大會，胡氏被推舉為參事會參事；1932年3月26日，行政院第16次會議決定加派胡文虎為僑務委員會委員。（據《史學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