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分配：

    實操階段已經來臨

    2021年8月17日，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召開，“共同富裕”再一次被高規格提及。縱覽會議內容，它很可能意味著共同富裕或將從文件走進現實。會議還帶火了一個詞——“三次分配”，但其實它有很多意味深長的表述，會讓了解中國當代史的人浮想聯翩。

    三次分配首次獲得官方認定，是在2019年10月的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上。會議在提到我國“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時，提出“重視發揮第三次分配作用，發展慈善等社會公益事業。鼓勵勤勞致富，保護合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調節過高收入，清理規范隱性收入，取締非法收入。”

    而在次年的十九屆五中全會上，“三次分配”政策指向得到了進一步明晰，會議提出要“發揮第三次分配作用，發展慈善事業，改善收入和財富分配格局”。三次分配與改善收入和財富分配格局掛了鉤。

    而本次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指出，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正確處理效率和公平的關系，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使全體人民朝著共同富裕目標扎實邁進。智谷趨勢分析認為，聯系到同期共同富裕在2021年內被密集、高規格提及，這表明，第三次分配即將進入大規模的操作階段。

    第三次分配，誰被分?誰得配?按照五中全會的政策解釋，第三次分配是在道德、文化、習慣等影響下，社會力量自愿通過民間捐贈、慈善事業、志愿行動等方式濟困扶弱的行為。所以第三次分配，人人有份，既可以是分配者，也可以是被分配者，本質是社會主體自主自愿參與的財富流動。

    比較視野：

    西方慈善與中國語境

    可以看到，市場以資本邏輯主導的財富初次分配和政府以社會公平主導的財富二次分配機制之外，社會以道德邏輯主導的財富第三次分配開始以慈善的形式呈現。這一過程與現代社會理念的形成與實踐同步進行，為社會貧富不均和矛盾沖突的解決做出積極貢獻。

    第三次分配要在道德、文化、習慣等影響下，由社會力量自愿參與。這是當前第三次分配的重點也是難點，更是大家關注的焦點。從歷史上看，中國傳統慈善無論是儒家、道家、佛教甚至基督教傳統，其實都包含了樂善好施、造福鄉鄰之內涵。而共產黨成立尤其是新中國建立以來的共產主義傳統，也與現代慈善和共同富裕有著共同使命和目標。

    從文化上看，西方世界的慈善事業發展與其宗教背景有一定淵源。馬克斯·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寫道，“資產階級商人意識到自己充分受到上帝的恩寵，實實在在受到上帝的祝福。”于是，一種特殊的資產階級的經濟倫理形成了。作為“上帝寵兒”的約翰·D·洛克菲勒是美國歷史上第一位億萬富翁，他成長在新教的教會家庭環境當中，將個人財富的積累看做上帝的旨意，而在其人生后期所致力于慈善事業時，也認為是對上帝恩惠的回報。

    當然，西方這種慈善行為的背后還有著深刻的社會背景。19世紀末20世紀初是美國反托拉斯社會運動風起云涌的時期，這時人們開始普遍開始反思資本集中的社會后果。伴隨技術進步而來的資本擴張，建立起以標準石油公司為代表的大型集中式資本主義公司體系。托拉斯一方面獨占市場，另一方面侵蝕農民、工人階層的合法權益，引起社會反彈。隨著羅斯福新政的實施，反托拉斯法才得以以制度化的形式完善。這時以洛克菲勒為代表的一批美國大資本家開始回歸文化，反思財富的意義。現代社會中的企業一方面在財富生產方面取得突破，另一方面也帶來諸多社會問題。社會問題的解決，還是要從社會財富的科學分配和可持續性使用出發。1897年，從標準石油公司退休后的洛克菲勒投身于慈善事業，與卡耐基等人共同開啟了現代慈善基金會的新篇章。

    反觀今日之中國，隨著改革開放幾十年以來市場經濟體制的初步建立，社會生產的活力逐步釋放，社會財富逐漸得到積累。但是這種財富積累背后的分配結構并不合理，階層性、地域性貧富差距逐漸拉大，社會矛盾不斷凸顯。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國家和市場快速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問題的解決急切需要引入社會參與機制和完善財富的三次分配機制。

    慈善創新：從第三次分配到共建共治共享的現代治理

    但目前，中國的第三次分配的主要載體——慈善事業在中國發展仍然相對滯后。

    在當下轉型時代，中國面臨著結構性風險和挑戰。如貧富分化的風險、區域發展不平衡的現實、環境能源問題、國際關系的不確定性等。面對這些問題，如何進行回應?事實上，社會危機呼吁多元共治，也就是要思考如何構建十九大報告中提出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如何實現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到的治理目標：黨委領導、政府負責、民主協商、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科技支撐的社會治理體系，建設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

    一個社會問題的解決需要多重機制。一是政治主導的國家力量治理，我們稱為國家主義;二是以市場為主體的資源配置機制，可以稱為市場主義;三是社會參與治理機制。社會如何參與?社會在哪里?一種觀點認為，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的國家治理實際上是從一元的國家主義到二元國家-市場主義到多元國家-市場-社會共建共治共享的發展過程。

    所以可能未來非常重要的就是社會建設，或者社會重建力量的發揮。現代慈善，也是在這種話語背景下，無論作為“第三部門”或“第三領域”，不斷地被提出來。根據第三部門理論，非常重要的是關注到不同主體參與社會治理的邏輯區別。秦暉教授認為，政府是“強制求公益”，企業是“自愿求私益”，而公益慈善應為“自愿求公益”，三個層級分別構成現代政府，現代市場和現代社會。在這個意義上，第三次分配，不應是自上而下行政邏輯動員下的社會運動，也不應是總體主義治理邏輯下的新一輪“公私合營”，而應是在治理過程中，出現政府失靈和市場失靈后的第三種治理驅動機制創新。

    中山大學傳播與設計學院副教授

    廣州市社會創新中心理事長

    周如南/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