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記者 李慶

    一方有難，八方支援，娛樂圈明星紛紛捐款馳援河南，竟然掀起了一場硝煙滾滾的罵戰。

    有刷屏論證自己偶像捐得更多、人品更好的；有審視明星們捐款與身家和片酬的比例；有對比明星捐款沒進第一梯隊被羞辱摳門的；有質疑明星前往一線救援是作秀博眼球的。

    捐多捐少都會被罵，高調低調都是作秀。甚至有熱心網友還推出‘免嘴券’，誰捐得讓他們滿意，誰就能在未來一周內免于被他們吐槽、批評。

    如何看待明星捐款引發的爭議？是什么令明星捐款變了味兒？如何打破這種局面？面對這種情況慈善組織應該如何做？

    馳援河南

    明星藝人的公益行動

    7月20日晚上至凌晨，微博不斷有明星藝人為河南暴雨轉發求助、互助信息，這其中以河南籍明星為主。

    作為河南濮陽人，岳云鵬轉發了暴雨互助微博，并倡議多多轉發并提醒老鄉注意安全。作為河南省洛陽人的王一博也轉發了《人民日報》發表的“河南全省救援電話匯總”。

    河南籍藝人張檬、劉昊然、釋小龍、張子楓、馬可、李光潔、秦舒培等都紛紛轉發擴散“暴雨求助”微博。

    除了轉發微博外，隨著河南災情的不斷升級，明星藝人開始紛紛捐款捐物。

    《公益時報》記者根據鄭州市紅十字會、河南省慈善總會、社會組織的公示及微博公開披露等方面數據統計，截至7月27日，累計捐款明星超270位，捐款金額超2.2億元。

    李玉剛、李易峰、白敬亭、黃子韜、趙麗穎等明星藝人都進行了捐款。其中不乏有網紅主播捐贈，例如薇婭、李佳琦等。

    值得一提的是，在紛紛捐款的明星隊伍中，出現了不同組合的捐款形式：夫妻組合，例如張庭、林瑞陽夫婦捐贈500萬元；鄧超、孫儷夫婦捐贈100萬元；章子怡、汪峰夫婦捐贈100萬元；張杰、謝娜夫婦捐贈100萬元；陳榮煉、安以軒夫婦捐贈200萬元；趙又廷、高圓圓夫婦捐贈100萬元等。父子組合，例如郭德綱、郭麒麟父子，分別捐贈100萬元；王寶強、王子豪父子捐贈100萬元。朋友組合，例如李維嘉、吳昕聯合捐贈50萬元。

    隨著河南災情的不斷升級，災區對物資的需求不斷加大，眾多明星進行了物資捐贈。

    黃子韜除了捐贈現金外，還將自己的服裝品牌全部下架出倉供給救援隊。

    黃曉明分三批進行了物資捐贈，第一批：20萬瓶飲用純凈水，1萬瓶消殺用品；第二批：50萬瓶飲用純凈水；三批：5萬瓶酒精棉。

    李宇春捐贈了60艘救援艇和500件救生衣；王俊凱捐贈了50000箱飲用水+13000箱泡面；張藝興捐贈了107萬元物資。

    任嘉倫捐款以后，看到被困女性的求助信息，訂購了200箱衛生巾；與此同時，袁姍姍也通過扶貧基金會捐贈了1000箱衛生巾、衛生棉條及安心褲。

    除了捐款、捐物、轉發互助外，韓紅基金會聯合韓紅愛心明星志愿者團隊捐贈3000萬元，并成立“韓紅愛心支援鄭州”應急援助小組，由韓紅帶領王一博、醫療專家、車手等志愿者前往鄭州開展救援工作。

    除了韓紅、王一博外，作為河南籍的明星劉昊然趕到家鄉送物資。

    在中山大學傳播與設計學院副教授、廣州市社會創新中心理事長周如南看來，明星作為公眾人物，針對公共危機進行捐贈體現了其個人的社會責任，是作為社會有影響力公眾人物的行為表率，是值得肯定和贊賞的。

    明星獻愛心陷入“內卷”

    隨著明星們不斷為災區捐款消息的曝出，相較贊賞明星的愛心行動，更多人對他們進行了全方位的審視。

    從捐款金額到款項路徑，再到捐款名義，捐款獻愛心的大潮之下，在娛樂圈刮起了奇怪風向，明星捐款遭遇了來自網友高標準、嚴要求的審查。

    一方面，微博熱搜成為宣傳明星善行的娛樂圈視窗。另一方面，公開和未公開的明星捐款金額輪流被放置于咖位和收入做比較的天平。一時間，明星的捐款只有從網友口中得到肯定的答案才算勉強過關。

    社交平臺上，有一群營銷號和網友，緊緊盯著明星們的捐款動向。

    “大家都在捐錢，為什么某某星不捐？”“某某星這么有錢，只捐這么一點？”“50萬還好意思買熱搜？”“捐這么點和咖位不太相符吧!”……

    有網友甚至根據此前的片酬新聞，列出算式來論證逼捐的合理性：

    捐款10萬元，相當于日薪300元的打工人捐了14.5元；

    捐款30萬元，相當于日薪300元的打工人捐了43元。

    誰捐得多誰捐得少，誰捐得早誰捐得晚，都能被掛出來逐字逐句地審視。

    演員周冬雨因為捐了200萬元沒有在網上披露，在豆瓣和微博上引起大量網友的追問、諷刺和追罵。后來由粉絲曝出她已經捐了才瞬間平息。

    女團成員程瀟因捐款10萬元，被罵捐太少后發文感嘆，隨后秒刪。

    微博刪除后，網友繼續發表言論：“你一個包15萬才捐10萬，覺得委屈可以退圈”。

    不捐不行，捐少不行。捐得多就正能量蓋章，捐得少則成為眾矢之的。捐款金額的數字，在與明星收入的比較中被解讀出新的意義，捐款變成了一場“競賽”，逼捐的輿論場裹挾了整個娛樂圈。

    針對以上現象，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副院長鄧國勝在接受《公益時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從國際經驗看，自愿是慈善捐贈的基本原則，即捐贈人自主實施捐贈行為，自行決定捐贈的規模、方式和用途。禁止強捐、索捐、變相攤派等行為，充分尊重受贈人的尊嚴和隱私。

    “這次少數網友針對明星捐贈的道德綁架行為，反映了部分網友對現代慈善理念和《慈善法》的精神缺乏了解，公益慈善發展的環境亟待改善。”在鄧國勝看來，明星有較大的社會影響，所謂能力大責任重，明星可以在力所能及的情況下，積極承擔社會責任，發揮典型示范作用，樹立良好的社會形象。但最終是否捐、捐多少，應該充分尊重明星的個人意愿，由明星在自愿的基礎上選擇。

    鄧國勝表示，在公益慈善文化比較成熟的國家，一些慈善機構在大災來臨時，往往是根據組織的宗旨和使命決定是否捐贈，如果組織的宗旨使命與救災無關，這類慈善組織往往會選擇不參與。同樣，名人、明星也有自己的捐贈偏好，有的關注緊急救災，有的關注日常的環保行為、留守兒童問題等，應該充分尊重他們的選擇權利。

    被逼出來的“善舉”，有可能會導致“畸形的公益”。

    7月21日，“孩子王”發微博稱自己為鄭州市紅十字會捐款1.8萬元，但網友查詢后發現他捐款實為100元。隨后，孩子王在粉絲群中承認自己P圖，還說本想P成18萬元，因為別的同行“都幾十萬”。

    這場關于明星捐款的集中審視，衍生出逼捐、鼓動捐款“內卷”的爭議，同時篩查出詐捐等具有負面影響的行為。

    我國《慈善法》第四條規定，開展慈善活動，應當遵循合法、自愿、誠信、非營利的原則，不得違背社會公德，不得危害國家安全、損害社會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權益。

    “孩子王”的這一詐捐行為，在周如南看來是愛慕虛榮、破壞社會道德風尚的行為。詐捐屬于誠信問題，惡意散發不實信息，對社會秩序造成了實質性損害，相關機關可以根據行為惡劣程度，追究其行政責任甚至是刑事責任。“公益是由心生發的善意，絕不應該成為藝人公關的道德表演，否則就是本末倒置。”

    周如南認為，詐捐行為的出現，從另外一個層面來看，網友起到了技術賦權的功能，明星自認為只要貼出自己的捐款憑據就可以了，沒曾想到網友會進行多方證據的交叉驗證。“在移動互聯網時代，人人都是麥克風，在技術賦權的年代，網友的輿論監督起到了積極的一面，它可以讓詐捐現象遁于無形，從而使信息公開透明、可追責。”

    “逼捐”“裹捐”現象的背后

    網友“逼捐”“裹捐”等一系列現象的產生，在周如南看來，都跟現代的造星機制有關，比如一個流量明星，粉絲會對他有個定位，如果定位自己的偶像是頂流，就應該捐出頂流的金額，這就形成了粉絲裹挾偶像的情況，從而形成基于粉絲脅迫性的微生態壓力。

    “還有一種是鍵盤俠式的逼捐，這種類型反應了互聯網技術的過度賦權，或者說輿論過度監督產生的負面的一方面，更多的是一種情緒性的宣泄，它體現了網上群體無意識的極化效應。”周如南說，這個無意識的極化效應就像烏合之眾當中講到的，當我們都處在一個廣場上，人們就會陷入到無意識的狂歡和盲從心態，當有一些極端觀點出現的時候，人們會容易被其吸引并且產生不了理性的判斷。

    這不僅令人聯想到，此次水災鴻星爾克捐贈5000萬元被捧成了“神”，而上一輪新疆棉事件中把李寧捧成了“神”，這一次卻把李寧踩成了泥。

    周如南認為，鴻星爾克捐贈事件和網友對明星的逼捐情況相似，都體現了群體性狂歡背后的群體極化效應和非黑即白的臉譜化的網絡心態，一種雖然我不捐但我有權利去判斷別人的捐贈是否與其社會角色或社會責任大小相對稱的心態。

    蜜得創益品牌總監周功武專注明星公益和粉絲公益5年時間，對明星和粉絲公益有著自己的視角和觀察。

    他告訴《公益時報》記者，大多數明星在面對災情的時候都是愿意盡自己一份善心的，隨著網友的輿論發酵，有些明星在捐贈時確實會愈加的謹慎，他們中有很多人會過來咨詢一線的需求，根據需求來決定捐贈的方式。

    所謂的裹挾式捐贈，在周功武看來是由于明星一般都有簽約的公司，捐贈金額勢必會對公司的捐贈額進行考量，這屬于正常的現象。

    【下轉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