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道路，多以全國各個省市區縣的地名命名。但在上海市區的西北方向，卻有這么一條小小的路，它位于寶山區與靜安區交界處，在走馬塘和鐵路南何支線的北面。它的名字，是用少年命名的——少年村路。

    少年村路上，是否存在過少年村？少年村里，是否真的有過少年？

    一切，都要回到1946年7月的上海，回到當時的古剎寶華寺腳下，回到一群流浪孩子身邊。那一天，這群孤苦無依的孩子的瞳孔里，映照著走來的一群人，人群中有一位，是后來為人們所熟悉的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著名的社會活動家趙樸初。這一天，趙樸初有了一個新的身份：上海少年村村長。

    少年村的慈善根脈

    南宋咸淳年間，走馬塘之側，這里曾有一座寶華寺，又稱惠濟寶華寺，明、清兩度重建。寺內除了佛殿、藏經閣等宗教場所常見建筑外，還兼顧許多慈善實事。1921年由惠生慈善社施資，添設病院、校舍、殘廢院、放生池等設施。這是它與一般寺廟的不同之處。

    1932年，日寇強攻吳淞口，十九路軍即駐扎在寶華寺。守衛寶山城的上海市民組成的義勇軍也駐扎在大場寶華寺訓練。當時，“不遠便是前線，槍炮聲日夜不斷。義勇軍為防日機空襲，抓緊日出之前和日落之后訓練，白天講課。2月初的上海，春寒料峭，隊員們摸爬滾打，往往手足凍裂，耳鼻紅腫，宿則僅有稻草為褥，輕絮薄被，一日兩餐，青菜米粥，但沒有人叫苦。有一位南洋歸國的華僑青年，每天天未亮即起，面對大樹以雙掌內側交替猛擊，苦練鐵掌，皮肉紅腫而不覺痛”。

    數年戰亂頻繁，令上海街頭增添了許多流離失所的兒童，1946年7月，由佛教團體凈業教養院和惠生慈善社聯合創辦，租賃惠生慈善社在寶華寺的土地80畝，房屋5幢計大小25間，成立少年村（Shanghai Boys Town)，并在上海赫德路（現常德路）設辦公處，由趙樸初主持董事會兼村長。

    少年村位于上海市郊大場鎮東首，環境清幽，占有很大的一塊土地，也方便組織學生進行勞動生產和鍛煉學生們的生存能力。這與趙樸初讓孩子們自食其力、斷絕沾染都市惡習的想法不謀而合。趙樸初從當年4月少年村籌建之初，就指導師生們做了大量的前期工作。當時，有兩位老師帶領沈妙根、焦發康、曹春民等幾位同學最先去了大場寶華寺，整理房屋和場地。同年7月15日，大批師生到了大場后，少年村正式掛牌成立。

    1946年，正當不惑之年的趙樸初，胸懷堅定的信念，步入了一無所有的少年村。他以超人的工作能力和深邃的思想理念，帶領少年村走向光明，使他成為史上最著名的村長之一。從難民收容所到凈業教養院，再到上海少年村，趙樸初所從事的工作性質其實相同，皆為慈善事業，皆與佛有緣，或言之，少年村亦是難民收容所和教養院的延續，此三者一脈相傳。

    最初，少年村只有2名老師和6名學生，不久，就有60名學生，主要是孤兒和家庭經濟貧困的兒童，后來也收流浪兒童，實行半工半讀，學制和課程參照普通小學，上午上課，下午參加勞動，有種植、飼養、縫紉、學工（白鐵工、加工筆尖等），并有豐富的課外活動，成立銅管樂隊，教唱進步歌曲。

    在1946年滬上有媒體在《流浪兒童的家，記上海少年村的建立》一文中提到“本博愛之精神服務街頭流浪兒童，予以優良之環境，施以適宜之教育，藉以啟發彼等之向上精神，養成良好之公民”，這是上海少年村計劃大綱中首先明白表示的宗旨。

    在少年村，這些平均十來歲的流離失所的孩子獲得了生活上的保障，還能夠獲得文化知識，學習生產技能，但少年村外的世界不太平。

    全面內戰爆發在即。為了制止內戰的擴大，1946年7月23日，宋慶齡發表《關于促成組織聯合政府并呼吁美國人民制止他們的政府在軍事上援助國民黨的聲明》。然而，1946年秋冬之際，國民黨政府開始在寶山地區大抽壯丁，人心惶惶。

    少年在社會關懷中成長

    1947年，大場區從江蘇劃歸上海市。

    少年村的規模不小，全村事務繁雜，而各項開支自然數額客觀。為了籌集充足的經費，趙樸初從創辦少年村之初就做了充分的準備。由于他在佛教界已經有了一定的名望和影響，亦與當時眾多的社會賢達交往頗深，故而還得到了宋慶齡、陸梅僧等人給予的大量財力和物力的援助。

    宋慶齡先后創辦的中國福利會、國際戰災兒童義養會中國分會、上海臨時救濟委員會等救濟團體，成為少年村背后溫暖而可靠的大山。

    1947年9月起，中福會通過戰災兒童義養會撥給少年村義養60名兒童的經費，每月420美元，對少年村給予了大力援濟。因為宋慶齡的緣故，少年村也不再僅僅是一個被動接受救濟的場所，它主動參與到推動光明事業的隊伍中來。

    1981年，在《人民日報》刊登的《“爭取他們應得的一份”——記宋慶齡同志組織的中國福利基金會給解放區募捐物資的情況片段》的報道中，提到這樣一則往事：

    解放戰爭期間，上海的地下黨在經濟上也得到了宋慶齡同志很多幫助。中國福利基金會運往解放區的衣物數量很大，次數較多。為避免引起國民黨特務的注意，宋慶齡同志叮囑在基金會工作的同志，將衣物的一部分交給佛教界著名人士趙樸初居士主辦的少年村，然后再分批交地下黨組織運往解放區。

    而陸梅僧等慈善家的慷慨解囊，也有力地支持了趙樸初創建少年村的事業，為少年村的成立和發展掃除了許多障礙。這些不能不說是源于趙樸初村長的個人魅力，因為他卓越的社會活動能力，少年村才有了廣闊的社會平臺與諸多獲得募捐的機會。上海解放后，村董事會也曾于1949年底捐贈100萬元人民幣，這再次有力地保障了孩子們的經濟來源。

    少年村是一所無產階級的子弟學校，主要責任人為之制定了養教并重的方針，對舊習俗進行了徹底的改造，成立了村務委員會，清點物資，建立各種會議制度，實行村務公開，采取民主集中制，在村民充分的對話和溝通之后，求新求變，不斷改進。

    少年村建立了六大教育體系，分別是生產教育、組織教育、階級教育、紀律教育、文藝教育和知識教育。而且，少年村還形成了別具特色的新型政治組織系統，即把學生會與教師工友組織的輔導部并列起來，加強學生會的職權和業務，在輔導部門又把教育處與養育處分開并列，嚴格地實行集體領導與個別負責的制度。

    此外，少年村的會議制度也頗為完善，每月5日和20日定期舉辦村務會議，討論和決定全部村務；每月15和30日召開輔導會議，報告和設計導師個案、進修及商議輔導學生會等事宜；每月8日和23日舉行教育會議，檢查教學、掌握原則、探討理論、布置活動；每月10日和25日舉行養育會議；每周三下午2時到4時，開展學生生活檢討會；每周一下午6時半到9時半舉行全村檢討會；每周二、四夜間，應每組實際需要，安排生活小組會；每天上午8時到9時，召開教師工友會……而這些制度的謀劃與實施，都離不開趙樸初的辛苦付出和精細安排。

    趙樸初身為少年村的村長，又是村董事會的實際負責人，從創建少年村之初，他就傾注了大量的心血，對之滿懷深情。他隔三差五地回村巡視，了解村情。少年村的孩子們都親密地稱呼他為“父親”，而少年村的先生們則將他視為兄長，喚作他“老大哥”。這已足以顯示趙樸初的親和魅力和仁者風范。

    少年村不是一個自然村，也不是一個行政村，或者說不是一個嚴格意義上的村，而是一所教育機構，其教育靈魂擁有革命性，從某種角度而言，或可稱之為“革命村”。

    1948年，為迎接上海解放，集結進步力量，中國少年劇團團結了各地來訪的兒童劇藝術家，成立了“上海兒童戲劇聯誼會”，其中一些反映流浪兒童苦難生活的兒童劇就是在上海少年村進行的公演。

    少年村的教員中有中共黨員，師生們經常以歌舞和講演形式向社會進行宣傳，很受群眾歡迎。在中共地下黨的領導下，少年村還成立了學生會，他們幫助地下黨員老師半夜油印毛主席的重要文章《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學生們思想進步，上海解放后，有許多學生參軍入伍。

    資料顯示，上海解放后，少年村由師生員工代表組成村務委員會，進行管理。從1950年到1953年共招收1528人，其中在學習中參軍的137人，到機關工作的7人，去工廠工作的196人，去工程隊工作的133人，升學的23人，動員回家的255人，領養的43人，轉院的231人，流生18人，死亡2人。1954年初有學生420人，同年7月市孤兒院停辦并入該村，學生多達669人。年齡最大的18歲，流浪兒童占66%，孤兒占34%。

    1951年4月，少年村由中國人民救濟總會上海分會接管，1954年并入上海兒童福利院。該村于1954年停辦。少年村的舊址一度成為大場鄉政府所在地，今為上海市寶山區文物保護單位。

    20世紀50年代，少年村東側和南側筑路，取名少年村路。曾經在村舍、田園、小河環繞中的少年村路，在進入20世紀90年代之后，迅速向城市化演進，成為繼彭浦新村之后上海北部又一個大型居民住宅區。如今，少年村周邊，龍馨嘉園、翔前小區、白玉蘭馨園等高層建筑鱗次櫛比，商鋪羅列，車輛往來，公交便捷，南側南何鐵路支線上，仍然有火車進出。當年地處郊區的少年村，早已是一派繁華景象。

    現少年村尚存鶴廬、放生池上八角亭兩棟建筑。鶴廬為二層磚木結構建筑，斜坡式屋頂，二樓走廊中央突出一平臺，整體呈正方形結構，邊長19.14米。正門上掛清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科嘉定進士秦曾潞題字的“鶴廬”楷書匾額，匾額右側題字。鶴廬后是一片長約40米、寬約15米的水池，四周是刻有花紋的漢白玉欄桿。池中央有八角亭，邊長4.55米，二層，扶梯盤旋上下。

    昔日少年村里沿著這條盤旋扶梯蹦跳著奔下樓的少年們，想來應該已是年過七旬的老人了。

    （據上觀新聞、《趙樸初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