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劍翹，原名施谷蘭，是民國時期刺殺軍閥孫傳芳、為報父仇的‘俠女’，揚名于天下。案后，施劍翹被判處有期徒刑七年，后經各界努力，于1936年10月得到國民政府特赦而出獄。出獄后，這位民國俠女繼而與中國福利基金會和宋慶齡共譜了一曲慈善佳話。

    創辦學校 支持中共地下黨工作

    出獄后，施劍翹為救國救民而努力奉獻。抗戰爆發后，她奔波于長沙、重慶等地，為軍隊籌措慰勞品，不辭辛苦地為慰勞前線抗日將士忙碌。

    在從事抗戰愛國活動期間，施劍翹看到無數面黃肌瘦、飽經苦難的少年兒童，心里很不是滋味。抗戰勝利后，施劍翹遷居蘇州，想創辦一所平民小學，讓那些失學的孩子能讀上書，解決貧困孩子的失學之苦。為籌建學校，她特地到重慶找馮玉祥幫忙，馮玉祥非常支持施劍翹辦學，欣然擔任學校董事長，還介紹施劍翹去拜見平民教育家陶行知。隨即，施劍翹拿著介紹信求教于陶行知。陶老夫子傳授了辦學經驗和教育思想、辦學方針，并向她推薦了經驗豐富的蘇州人士孔令宗協助其辦學（孔后來即主管從云小學教務工作），另外還請劇作家田漢為學校譜寫校歌。當時，書畫家馬公愚在蘇州平江重建安徽同鄉會，會館有空余房子，他歡迎施劍翹去辦學，于是校址也很快選定。

    1946年初，施劍翹傾注精力創辦的私立小學，在蘇州平江南顯子巷的安徽同鄉會館正式開辦，施自任校長。為紀念辛亥革命中犧牲的烈士、施劍翹的四叔施從云，學校取名為“從云小學”。從云小學招收的絕大多數是工人城市貧民子弟，也有部分孤兒和流浪小孩。半數以上的學生學費全免，其余的免三分之一至三分之二不等，只有附近家境較好的7名學生交納全費。對家境貧寒但學習刻苦、成績優秀的學生，學校除免收學費外，還每天免費供應一頓午飯。學校的教師大多是進步青年，待遇菲薄，基本是盡義務。學生免費入學，師生關系平等友愛，學校辦得頗有特色。新奇的校規在當時的教育界引起不小的反響，不久學生總數就從最初的70多人發展到400多人。

    在蘇州辦學期間，施劍翹常去南京探望母親，那時周恩來、董必武、鄧穎超等都住在梅園新村。施劍翹經常去拜望他們，有過多次接觸，不時受到啟迪和教益，逐漸建立與中國共產黨的深厚感情。1946年，國民黨飛行員劉善本駕機起義，其家屬受到特務迫害和嚴密監視，處境十分艱難。施劍翹接受周恩來安排的任務，利用合法身份，冒著生命危險，把500元法幣送到劉善本同志的家屬手里。在主持從云小學時，施劍翹積極支持中共地下黨和進步青年的革命行動，為地下黨的活動做了不少掩護工作。

    由陶行知介紹來學校主管校務工作的孔令宗，其實是中共蘇州縣委委員，1947年秋，孔令宗介紹中共蘇州地下黨縣委書記陸兆書（即卜明）和陶掌珠（中共無錫縣委委員）來校任教，地下黨縣委機關就設在從云小學內。接著，1948年，史良推薦民盟成員金祺（又名金若年）到從云小學任校務主任兼教導主任。金祺到校后，同其他盟員一起編輯、印發地下刊物《民工通訊》和《光明報》，把這些刊物投寄到許多單位并秘密貼到大街上，學校成為地下民盟的活動據點，盡管當時中共黨員和民盟成員的身份是不公開的，但他們的革命活動都得到施劍翹的支持和幫助。

    施劍翹多次表示，外面的事由她負責對付，她特將通過社會關系在蘇州城防指揮部辦到的蓋有關防大印的“學校重地，禁止駐軍”的牌子掛在門口。所以，在國民黨吳縣當局多次到校搜查時，她總是挺身而出，使敵人陰謀不能得逞。1949年2月，金祺接上級指示，配合中共地下黨組織在蘇州城內設置秘密電臺。金祺同施劍翹商量，想把電臺設在從云小學內，其理由一是庭院深，鬧中有靜；二是校門上懸掛著的“禁止駐軍”的告示對國民黨特務耳目有相當的震懾作用。施劍翹表示全力支持，愿為人民的解放事業冒風險。

    她的八弟施則凡是國民黨少將，施劍翹憑姐弟手足之情，向其反復宣傳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說服他為共產黨出一份力，最終施則凡聽從施劍翹的勸告，留在大陸，解放后在南京解放軍步兵學校任教員。她還和史良一起給閻錫山部中將參謀長郭宗汾發出一封長信，勸他認清形勢，棄暗投明，爭取起義。后郭宗汾終于離開太原，隨傅作義部起義。

    史良牽線

    得到宋慶齡辦學資助

    施劍翹既無產業，又無錢財，辦學經費全憑她奔波各地，向父親同僚友好籌措而來，經費時常捉襟見肘。

    徐悲鴻夫人廖靜文是施劍翹的好友。1947年冬，施劍翹到北平，徐悲鴻邀請在北平的葉淺予等8位著名畫家，為施劍翹辦學集資而作畫。畫家們深為施劍翹的義舉所感動，奮筆揮毫，將作出的畫全部贈給從云小學。葉淺予還拿過紙筆，勾勒出劍翹的畫像，贈給劍翹。其余幾位畫家也先后在圓月形折疊畫冊上為劍翹作畫留念。徐悲鴻在畫冊上寫下詩句：“豈有蛟龍愁失水，只磨故劍問青天”，并在次頁畫了一匹昂首奔騰的駿馬，題款“贈劍翹女士留念”。施劍翹從北平帶回的書畫，無一不是上乘之作，但在從云小學舉辦畫展時，參觀者寥寥無幾，出錢購畫者更是少得可憐。

    此時，支持她辦學的董必武已撤回延安，而馮玉祥還在美國考察水利，孔令宗因吐血請長假休養使她失去重要的幫手，施劍翹陷入前所未有的孤立無援之中。據其子施羽堯憶述，當時施劍翹躊躇不決進退兩難。然而，施劍翹實在不忍將精心操辦的事業毀于一旦。正在此時，故交史良得知施劍翹和從云小學的窘境后，向她建議說：“你為什么不見一見宋慶齡女士呢？她現在兼任戰災兒童義養會的主席。你向她呈述從云小學的辦學宗旨，她肯定會支持你的。”

    原來宋慶齡為了救濟解放區的兒童，在中國福利基金會下設立兒童工作組，呼吁美國進步朋友義養中國孤兒。早在1946年4月，陶行知為了曉莊的10個孤兒，就到中國福利基金會找宋慶齡幫忙，宋慶齡立即與美國救濟機構“戰災兒童義養會”聯系，讓自愿認養中國孤兒的國際友人當義父、義母，按月給每個孤兒寄10美元作撫養費用，并寄給他們大米、奶粉及鞋子、毯子、衣服等生活必需品，將他們寄養在曉莊小學，解決了這10名兒童的生活和上學問題。1947年3月10日，中國福利基金會與“戰災兒童義養會”合作，成為其在華代表，組成“戰災兒童義養會”中國分會。

    根據“戰災兒童義養會”中國分會的章程和工作計劃，凡是戰爭孤兒與難童，由所在學校或保育機構提出申請，經中國分會認定合格后報請總部批準，即為“義養生”。由在美國的認養人為其每月提供15美元的生活費，直至能獨立生活為止。受援助的中國孩子經常寫信給捐款人保持聯系，匯報學習成績，彼此建立感情。第一批義養生名額為200名，至1949年擴大到350名，以后陸續增至579名，全國共有30多所學校和兒童團體、5000余名兒童，受到“戰災兒童義養會”的資助。按中國分會規定，義養金除用于義養生本人生活費外，多余部分用于義養生所在學校或團體的其他兒童。因此，實際受益的兒童達5870名。

    經史良牽線搭橋，施劍翹到上海拜會了宋慶齡。在詳細詢問了從云小學的創辦經過和具體情況后，宋慶齡肯定了施劍翹為貧苦孩子辦學的精神，對教師們的努力也大為贊賞，當即同意從“戰災兒童義養會”的基金中按月撥款，長期對從云小學進行資助。同時，為表示對施劍翹的特別支持，孫夫人還同意擔任“從云小學”的名譽董事長。此外，中國福利基金會第一兒童福利站站長馬崇儒積極推行陶行知“即知即傳”“小先生”活動，1947年12月23日，宋慶齡邀請馬崇儒和陳維博、周爾賢等3個站長以及中福會兒童工作組組長顧錦心，一起參加圣誕家宴。席間，宋慶齡對馬崇儒等表示親切慰問和新的期望。1948年夏，馬崇儒得到顧錦心轉達宋慶齡的口信，他的行動已引起國民黨特務注意，遂于8月7日撤離轉移到蘇州。馬崇儒擔任中共蘇州工委委員，分管青年學生工作，對從云小學也有所指導和幫助。

    自納入“戰災兒童義養會”中國分會義養生計劃后，1948年冬，從云小學得到戰災兒童義養會補助義養生額每月50美元。到1950年，從云小學的義養生增至16名，每月得到112美元，同年還得到上海臨時救濟會捐助木料，另有圖書費等若干。正是因為有了宋慶齡的資金資助，從云小學才得以維持辦學。然而，由于中美關系發生變化，1950年12月，戰災兒童義養總會停止撥給中國義養兒童的經費，中國分會隨即宣布結束中國的義養活動。

    潛心修行

    在京安度晚年

    1949年4月27日，施劍翹與中共地下黨、地下民盟的同志一起，迎接蘇州解放，并先后把兩個兒子送入二野軍大和三野軍大（后改華東軍大）。9月27日至10月8日，蘇州市在樂群社召開首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施劍翹當選為代表之一，隨后當選為蘇州市婦女聯合會副主席。

    1952年，因學校經費困難無法維持，施劍翹將傾盡心力創辦的“從云小學”移交給蘇州市人民政府，共有7級7班，270名學生，12名教師，完整地貢獻給國家。8月25日，從云小學被接辦為公立學校，合并于大儒中心小學，成為大儒中心小學二院。就在這個時候，施劍翹拖延已久的疾病發作，感到異常勞累。于是赴北京協和醫院檢查，被診斷為子宮癌，手術后前往五臺山光明寺村療養，并以居士身份在碧山寺修行。不久返回北京，在鄧穎超的關照下定居北京，安度晚年。其間，擔任北京市政協委員會第二至五屆特邀委員。1979年被確診為晚期直腸癌，由北京醫院院長吳蔚然大夫親自主刀，手術成功。然而，由于尿毒癥并發心肌衰竭，于當年8月27日猝然去世，享年73歲，骨灰葬于蘇州城西天靈公墓。

    同為中國近現代史上的杰出女性，施劍翹與宋慶齡都十分關心兒童的學習教育，并竭盡所能為之奮斗以使更多的孩子受益，二人的交往，為世人留下了一段佳話。

    （據《世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