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堂  這個名稱，最早出現于明代江南地區，太平天國運動后盛行于廣府地區及嶺南各地。改革開放以來，潮汕地區陸續恢復了數百家善堂，廣府地區的慈善機構則大體另起爐灶，很少沿用‘善堂’這個傳統名稱。百多年來慈善文化在不同區域之間的遞嬗演變，深刻折射出中國文化的多元一體性質。

    1871年廣州愛育善堂的誕生，為嶺南近代慈善事業的先聲。廣東原有普濟堂、育嬰堂、恤嫠局、棲流所的設置，注重救濟孤寡廢疾、收容流民，受惠者有限，教化色彩濃厚，注重消極性質的收養。與此對照，愛育善堂實行普惠性質的施醫贈藥，免費教育，注重身體健康與能力發展，具有更多積極慈善的性質。愛育善堂有效動員行會商人持續參與，形成龐大的資產規模，帶動了晚清廣東全省興辦慈善事業的熱潮，在數十年里一直處于嶺南慈善界的領導地位。

    善堂之設，創于近代，各府州縣皆有之。而廣州愛育善堂，其規模之大，積儲之厚，捐輸之廣，施濟之宏，尤前此所未有，偶有災荒，賑濟平糶，一呼即應，其惠及遍于全省。

    善堂的創始人群體

    愛育善堂的首倡者，是南海縣一位白手起家的商人鐘覲平（鐘輔廷）。鐘覲平出生于南海大瀝隆福鄉一個五世單傳的赤貧家庭，年輕時往廣西販運桂皮，遇上市道轉好，外銷暢旺，苦心經營，遂成巨富。鐘覲平發家之后，定居廣州西關，與好友陳次壬等12人發起成立愛育善堂。

    陳次壬在12人“首事”（發起人）名單上列第二位，實際上出力最多。陳次壬，南海縣云津堡王緱鄉人。1861年，他經人介紹前往漢口，擔任外商廣南行買辦，主理茶葉、鹽務等生意，獲利巨萬。武漢為九省通衢，災荒年饑民蜂擁而來，陳次壬向同業商人發起募捐，加以賑濟，活人無數。陳氏在武漢經商十多年中，出資修葺湖堤、幫助發運客死者靈柩還鄉、捐助救火水龍、設置救生船等，屢有善舉。

    同治十年（1871）農歷三月，愛育善堂成立，暫時租借十三行洋行會館辦公。在此之前，粵中著名鹽商潘仕成破產，潘氏豪宅被鹽運使沒收抵債。潘氏大宅位于十七甫（今十八甫），為西關商業中心，造價昂貴，加之配套的家具用品十分豪華，頗難出手。新來的鹽運使鐘謙鈞，曾在武漢為官多年，與陳次壬為莫逆之交。陳次壬向鐘謙鈞提議，由善堂集資購入作為總部，鹽運使司趁機脫手回收現金。是年冬，善堂用三萬八千多兩銀子購入潘氏大宅，除部分用作辦公外，其余改建為商鋪出租，收取租金用作善舉之用。

    1871年春，向廣東善后總局呈請立案的12位善堂首事（發起人），主要由商人，買辦組成。近代以來，廣府地區工商業持續發展，形成富裕的工商業者，買辦階層。他們出身于平民家庭，靠自己的努力積聚財富，也勉力回報社會。據查，12個首事都沒有舉人，進士身份，但至少有4人是買辦，3人是行會商人。

    在善堂首屆“總值理”（董事）里面，有來自龍潭村的著名慈善家白綸生（又名白經，白進賢）。他少年時進入洋行打工，熟悉生意門道之后獨立經商，一生熱心公益，至今海珠區龍潭村仍保留著光緒皇帝御賜的“樂善好施”牌坊。另一位總值理吳熾昌，原籍廣東四會，早年赴上海經商，精通英語，回廣州之前擔任上海普育善堂董事。

    愛育善堂的倡建人群體中沒有“正途出身”的科舉人士，在中國慈善史上有著標志性意義。在此之前，長江流域的諸多善堂，總是會請正規的紳士（舉人、進士、退職官員等）領銜，以顯示其正統性。同時期的上海同仁輔元堂，雖由沙船幫商人捐助，仍然需要請紳士掛名。愛育善堂的純商人背景，代表了一種新型慈善組織的興起。

    慈善歷程

    從同治十年正月開始，鐘覲平，陳次壬發起籌建善堂，得到買辦與各行會商人的熱烈呼應。1874年，廣州博濟醫院院長嘉約翰醫生在一篇英文文章中寫道：“（愛育善堂）頭一年收到捐贈高達49063.91元。”愛育善堂募集善款的規模，顯示城市工商業者實力雄厚，一旦出現有能力的慈善領袖，形成完善的管理制度，他們對慈善事業便不吝投入。

    除鹽運使鐘謙鈞在第一年捐贈四千兩之外，愛育善堂的經費主要來自參與的各行會每年的認捐，以及房地產租息收入。“該堂最盛時期，擁有鋪屋180多間，并在南海，番禺，中山等地有田產2500多畝。”善堂吸收了傳統祠堂，廟宇的經驗，用可靠的租息收入來維持收入來源穩定，避免大起大落。

    愛育善堂的常年經費，除收租外，主要來自輪值行會每年約六千兩的捐獻。從創建初期開始，愛育善堂就建立了“行頭值理”制度，從21個工商業行會中，每年選出7至13人擔任善堂值理，管理日常事務。到1933年，善堂的行會組成增加到30行。輪值制度加強了行會商人的參與感和榮譽感，保證每年的善款投入穩定。

    愛育善堂的常規善舉主要是施醫贈藥、興辦義學、施棺施葬，突發性的工作則包括救災與興修水利。善堂開辦的第二年，即在全城開設義學19間，學生人數達到564名。義學主要是啟蒙識字，除宣講圣諭外，注重實用教學，以便將來謀生之用。施醫贈藥以貧困民眾為對象，1872年即已施藥37758帖。1879年起，愛育善堂負責撿拾水面浮尸，并購買義地為之殮葬。

    愛育善堂在廣東乃至全國突發性的賑災工作中，有著突出的表現，大大地提升了善堂在社會上的聲譽。

    1877年，在賑濟清遠水災后，善堂為之出資興建石角圍，保護田園不再受浸。1878年，省城西關一帶遭遇數百年未遇風災，龍卷風掃過密集居民區，倒塌房屋兩千多間，壓死男女一千多人，受傷者無數。愛育善堂立即組織大批傷科醫生前往救治，在現場蓋搭棚廠，安置傷員。

    1885年夏，北江，西江，東江同時暴漲，水災極為嚴重。善堂紳董立即捐款一萬余金，立即派出多個隊伍四處放賑。因災情嚴重，除在本地募集善款外，還請香港、上海、寧波等地粵商廣為勸募，愛育善堂擔負起了民間救災的總收發，總指揮職責，一個月內接受各地匯來善款達十多萬之巨。因災情緊急，善董稟請地方官，借用輪船前往災區散發救災物資，各善董無不奮力爭先，心力勞瘁而不顧。

    愛育善堂在存續的八十幾年里，一直堅持穩健政策，不愿為了發展而承擔過多財務壓力，有人或許會認為這種做法過于保守。慈善史專家夫馬進在《中國善會善堂史研究》一書中，曾論及晚清上海大量善堂因急于擴大視野規模而陷入財政危機。事實證明，愛育善堂按投資收益制定開支計劃的經營策略是正確的。省城另一著名善堂廣濟醫院，曾以多方參與社會事務而聲譽鵲起，至20世紀20年代，因經費不敷，被迫停止贈藥，對廣府慈善事業產生了一定的負面影響。

    善堂與公共事務

    1907年，因受水災影響，粵省米價飛漲，時有搶米事件發生，人心浮動。兩廣總督岑春煊為平抑米價，籌集資金二十多萬元，由九大善堂，七十二行商人，香港東華醫院組織實施，從外地購買米糧運粵平糶，在愛育善堂東廳設立平糶總公所，推選銀行業同仁管理財政，米埠行米糠行辦理運輸。購糧款由各大善堂及總商會先行墊付，愛育善堂出資最多，達到兩萬元。經各善堂，商會緊急調運，粵中米價終于回落，貧民均稱頌其功德。

    愛育善堂在起初二十多年里，謹守本分，單純辦理慈善，不過多參與其他公共事務，避免動搖根本。然而，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運動，多次以廣州為主要進取目標；孫中山的許多重要助手曾先后在廣州進行革命活動；香港的革命報刊曾在廣州廣泛發行。愛育善堂善董也逐漸受到革命思潮的影響。

    武昌起義爆發后，廣東商界，慈善界積極商議應對之策，經過激烈辯論，同意響應武昌起義，推翻清朝統治。農歷九月八日，省城九大善堂、七十二行、總商會在愛育善堂召開會議，通過決議，宣布接納共和政體；九月十八日，在愛育善堂代表黃云軒主持下，各善團、行商在總商會集議宣布廣東獨立。慈善界與各界人士的積極活動，促成廣州迅速光復，也有力地支援了各省革命力量，對推翻帝制，創立民國有一定貢獻。

    民國初年，政局多所變更，對愛育善堂有不少影響。1923年，軍政府因軍餉匱乏，向愛育善堂勒借數萬元，久拖不還。為籌措北伐軍餉，大元帥府成立官產清理處，將原有官產進行變賣，殃及池魚，將愛育堂后面“暹羅貢館”沒收拍賣，拆除凈盡，善堂租金收入因而減少。

    愛育善堂以其慈善界領袖地位，被社會寄予重望，不時要承擔各種額外義務，負擔越來越重。政府槍決罪犯，均要求善堂施棺殮葬；各醫院，安老院有人病故，沒有親屬的，均由善堂殮葬，每年這項開支超過萬元。1925年發生省港大罷工，從香港回到廣州的罷工工人沒有寒衣，由善堂捐資制作棉衣。

    1938年廣州淪陷，善堂各善董逃往港澳避難，經費無著，業務停頓。抗戰勝利后，政府派出米糠業同業公會主席黃詠雩等富商擔任整理委員，各項善舉次第恢復。1954年，愛育善堂并入廣州市公益善團聯合會，改為聯合會第二診所，在它誕生的第83個年頭畫上了句號。

    作為嶺南近代慈善先鋒，愛育善堂開創了大規模的施醫贈藥、施棺殮葬、義務教育、賑災救災等慈善救濟服務，為后起慈善機構辦理業務提供了范例與經驗。隨后，兩粵廣仁善堂、廣濟醫院、方便醫院接踵而起，形成清末蜚聲海內的廣州“九大善堂”，以慈善集群的形式服務大眾，成為嶺南慈善史一段佳話。

    （據《善城》雜志）

    ■ 陳曉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