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2019年，公開數據顯示，醫務社工發展最早的北上廣三地加起來不足700人，然而按照每500張床位配備1名專職社工估算，‘十三五’期間，全國需要新增12360名專職社工。

    什么是醫務社工，醫院里的醫務社工是做什么的？

    不僅大部分患者不了解這個問題，在大部分中國醫務工作者的眼里，醫務社工同樣是個模糊的角色。他們或許與醫院里身著馬甲的志愿者無異，承擔導診、帶患者做游戲及其他行政工作。

    然而，實際上，隨著現代醫學分工日趨精細，人們對疾病與醫療的反思不斷深入，臨床團隊成員不再囿于醫生和護士，類似醫務社工、康復師、臨床藥師和營養師等新興角色持續涌現，診療行為更依賴于團體合作。

    評價社工的作用時，常被提到的一個比喻：醫務社工像醫療團隊運轉的潤滑劑，可以承擔多種功能。在我國，常被詬病的緊張醫患關系背后，卻是作為醫患間潤滑劑作用的醫務社工這一職業的邊緣化，社工發展頻頻受阻，命運多舛。

    被中斷的歷史

    1930年，住在北京大牌坊胡同的小李遭遇了喪父之痛，巨額債務落在他肩上。

    小李的父親曾是皇家侍衛。清朝滅亡，父親失去工作，只能變賣唯一的房產以維系家庭開支。父親去世后，300元的家庭債務壓在小李身上。親戚們身處社會底層，做縫紉、拉黃包車、賣燒餅、做接線員……無人能為小李提供幫助。

    彼時，北平協和醫院的醫務社工注意到小李的困境。小李曾因慢性扁桃體炎在該院內科就診，由于家庭困難被醫務社工記錄在冊。在醫院幫助下，小李做過實驗室勤雜工、整潔員、裹傷員和住院部職員。這一次，社工部借給他52元，并制定了詳細的社會服務計劃……

    上述案例記載于《北平協和醫院社會工作檔案選編，1921~1950》一書中。很難想象，一百年前，醫院對患者的了解便如此透徹。幫助這些患者并進行案例記錄的人，正是我國最早的醫務社工。該書文末的評論文章里寫道：

    “近代的醫術確乎很發達了，可是到了19世紀，忽然發生一個大問題，便是單靠醫藥足以達到完美的治療目的嗎？醫院除了醫生和護士的服務之外，是否還需要第三者從醫藥以外尋求別的新方法，幫助醫治病人？ 例如貧苦的勞動者因受經濟的壓迫，不得不投入一個不衛生的工廠拼命地工作，終致于病。這樣的病人，若不在經濟上或職業上得到解救，僅由醫生’頭疼治頭，腳疼治腳’，恐怕這病人總要使醫生失望吧。”

    為了改善患者生存處境，1921年，美國著名社會工作者蒲愛德在協和醫院創建了“社會服務部”。醫務社工們進入病房，挖掘一切可利用的資源，為患者提供醫療救助、家庭隨訪和各類社會服務。

    在蒲愛德眼里，20世紀早期的北京和美國大都市不同，是一個交疊著帝制和滿族風格影響的大村莊。她傾向于選擇那些來自普通家庭的學生做醫務社工，因為這樣的人能更好的理解窮人。在蒲愛德的帶領下，協和社會部迅速成為國內頗有影響的專業醫務社工機構，幫助了大量身處社會底層的患者和家屬，成立6年間記錄在冊的案例便高達3158個。

    隨后，南京鼓樓醫院、上海紅十字醫院、上海仁濟醫院及重慶仁濟醫院也紛紛效仿，設立醫療社會服務部。醫務社工不僅協助醫務人員照顧患者，還幫助政府展開難民救濟、難民醫療、緊急救濟等活動。

    然而好景不長，新中國成立后，“社會主義中國不存在社會問題”的觀點占據主流，社會工作專業與醫院社會服務部于1952年均被撤銷，協和醫院社工部的部分成員則遷至臺灣發展。 

    中國政府實施效仿蘇聯模式的中央集權型計劃經濟體制，在醫療衛生領域扮演全能角色，對歐美國家醫務社會工作的借鑒由此中斷。

    50%以上的人認為他們可以緩解醫患矛盾 

    直到2000年，醫務社工才重新出現在中國。京津滬及廣州、深圳等城市的公立醫院在政策引導下，開始引入醫務社工這個概念。當時的上海浦東新區作為改革開放的前沿，最先嘗試“小政府，大社會”的治理策略。政府將大量公共管理和社會服務職能剝離，交給專業社會組織和人員。社工被引入各行各業。

    位于上海浦東的同濟大學附屬東方醫院（以下簡稱“東方醫院”）于2000年成立社會工作部，是新中國成立后國內首家重新設置醫務社工崗位的醫院。

    這些第一代醫務社工們大多由轉崗的醫務人員擔任，屬于過渡階段。一份回顧研究顯示，他們分散在例如院辦、黨辦、團委、醫務處、病人服務科等科室，但是尚不清楚、亦未認同自己的所屬崗位。

    做社工之前，東方醫院的社工部主任吳曉慧是護理管理者，她被醫務社工的理念打動，下決心轉崗。之后，和前輩一同學習臺灣、香港醫院的社會工作經驗，吳曉慧發現，經過幾十年變遷，醫務社工的角色已全然不同于以往。

    醫務社工由最初的家庭訪問者、醫務人員的助手，已經轉變成為了醫院服務管理者和臨床治療師，除患者的經濟補助問題外，還涉及慢性病困境、自殺防治、悲傷輔導、器官移植、醫療糾紛等多個領域。

    吳曉慧和同事們決定從慢性病患者入手，因為慢性病對患者的家庭和社會的影響更加顯著。

    吳曉慧回憶，醫務社工介入臨床的過程很艱難。“醫生們總覺得把患者看好是自己的本事，和社工沒有關系。所以找到有社會意識、認同社工工作的科主任，是我們選擇科室的標準之一。”2003年，醫務社工們最初在內分泌科、心臟外科的病房探訪，為出院患者提供康復期服務。

    吳曉慧的同事沈宜君也從護理專業轉崗，進入腫瘤科服務癌癥患者。這里的患者包括鼻咽癌、喉癌、胃癌和乳腺癌等疾病，每位患者治療手段不同，疾病變化復雜多端。

    沈宜君對整個治療流程爛熟于心，順利融入醫療團隊內部。但角色轉變并不容易，沈宜君在查房時經常陷入治療方案的慣性思維，如何讓自己不僅僅作為醫生的傳聲筒，如何從疾病的視角里跳出，關注患者本身訴求，成為了她面臨的新難題，為了解決這個難題，她甚至特意去修了一個社會工作專業本科。

    沈宜君的不適是普遍問題。有研究指出，盡管“社會——心理——生理醫學”模式在國際上提出已有60年以上的歷史，但醫療體系畢竟是在按照生物模式運行的。醫務社會工作的引進，實際上是對傳統醫療機構按照醫學分科的運行模式的沖擊。醫療服務行業與社會服務之間的適應困難是這種沖擊的表面現象。

    隨著時間的發展，沈宜君意識到醫務社工是醫療團隊的補充，她應該尋找被醫務人員忽視的問題，例如腫瘤患者的情緒問題、出院計劃、家屬關系等。她和同事一起組織策劃術前減壓小組和術后教育小組，通過疾病科普、園藝療法、芳香療法等方式，舒緩患者情緒。

    除腫瘤患者外，東方醫院的社工們還為帕金森、腸造口患者提供支持，也進入了新藥臨床Ⅰ期試驗中心和臨床心理科。東方醫院社工部的經驗輻射至上海市，她們編寫教材，甚至影響政策的制定。

    2006年10月，原國家衛生部首次發布《全國衛生系統社會工作和醫務社會工作人才隊伍現狀調查與崗位設置政策研究報告》，將醫務社會工作概念、現實狀況、社工角色定位、醫療衛生機構配備社工要求等公布于眾，首次以衛生部人事司名義規定，“全國所有二級以上醫療衛生機構均應設置社會工作部”。

    在地方層面，上海市于2012年最早頒布實施了相關政策文件——《關于推進醫務社會工作人才隊伍建設的實施意見（試行）》，詳細說明了醫務社工的崗位設置、人員配置及工作職責等內容，要求綜合性醫院按照每300-500張床位配備1名專職醫務社工，兒科、精神衛生、腫瘤、康復等專科醫院每100-300張床位配備1名專職醫務社工，在2015年全市在崗醫務社工總量力求達到400~500名。

    彼時，我國醫療體系市場化帶來的醫患矛盾也愈演愈烈，亟需醫務社工介入協調。2014年，第三方組織開展的調查報告顯示，有75%的人認為醫務社會工作能促進患者配合醫務人員診療，50%以上的人認為醫務社工可以緩解醫患矛盾。

    據上海市衛健委干部人事處的最新統計，2019年，上海成立社工部的醫療機構近300家，全市共有醫務社會工作者535名，其中專職醫務社會工作者已達156名。

    除上海外，北京、深圳、廣州、佛山、成都等地衛生部門也采取購買服務或項目競標等方式引入醫務社工，但發展速度較為緩慢。

    據《新京報》報道，截至2021年3月16日，北京專職及兼職的醫務社工不足百人，開展相關工作的醫院僅19家。

    廣州市截至2019年僅7家醫院開展醫務社工服務，其中三個屬于外包服務項目。七家醫院各自具備的醫務社工人數1~12人不等，總計43人。

    與目前的醫務社工人數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對“十三五”期間醫務社工的需求。

    盡管這類需求預測的口徑多樣，得到的數目也有很大不同，例如：按照每個醫療衛生機構聘用一位社會工作者估算，2013年末，全國醫療衛生機構總數達974398個，這意味十三五期間全國至少需要新增10萬個專業醫務社會工作的崗位；按照全國醫療衛生機構床位數估算，如果每500張床位配備一名專職社工，十三五期間全國需要新增12360名專職社工；按照每300張床位配備一名社工，全國共需要新增20600名社工；按照每100張床位配備一名社工，全國共需要新增61800名……

    但所有這些數據共同指向的一個問題就是——我國的醫務社工人才缺口巨大。

    引入醫務社工 臨床需要還是達標需要？

    盡管醫務人員轉崗可以彌補空缺，但醫療衛生機構最需要的是專業社會工作者。2014年一篇來自《中國醫院管理》的論文指出，我國醫務社工隊伍仍呈現出“醫務人員為主，專業社工為輔”的特點，專業社工在數量規模和影響上均處邊緣。

    （下轉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