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前，91個中國人以捐獻遺體的方式‘在至暗時刻邁出勇敢一步’，幫助世人認識了新冠肺炎的發生發展機理，永遠留在了武漢。

    中國科學院院士、時任國家衛健委病理專家組組長卞修武在武漢主導了大部分遺體解剖及病理檢查和診斷工作。

    他對中青報·中青網記者表示，‘與病毒作斗爭的患者及其家屬都值得稱頌’，捐獻志愿者是‘勇士’‘英雄’，為國家乃至全人類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醫學進步作出了偉大貢獻。

    中國衛生法學會副會長、清華大學法學院院長申衛星對記者稱：‘常規捐獻中，一個人的器官最多可以救幾個人，在烈性傳染病流行時期，捐獻遺體的科研成果可能拯救無數人的生命，價值不亞于烈士。’

    但是，許多家庭并不愿意公開這一‘英雄行為’，他們有的遭遇了親人的不理解，有的遇到‘網絡暴力’，選擇沉默。

    【一】 

    吳尚哲的外婆夏艷文，是火神山醫院第一個主動捐獻遺體的新冠肺炎患者。

    在2020年年初武漢新冠肺炎疫情期間，90后吳尚哲有一個更廣為人知的稱呼——“火神山女孩”。為照顧外婆，同樣感染新冠肺炎的她申請從方艙醫院搬去火神山醫院。她在微博上用“阿念”的名字記錄下這一切，感動了當時無數為武漢揪心的網友。

    外婆病重住院時，吳尚哲的母親把一串鑰匙塞到外婆兜里。母親聽說，帶著家門鑰匙的人，就一定能再回到家。最終外婆還是沒能回來。

    吳尚哲和母親看過一段央視拍的《大體老師》視頻短片，里面歌頌了新冠肺炎遺體捐獻者的貢獻。在一閃而過的鏡頭中，母親注意到一只在檢驗臺上露出的手，覺得特別像外婆的。母親哭著說：“刀切下去，你外婆的身體（遺體）該有多疼啊。”

    “我在外婆去重癥監護室前見過她，相當于見到她最后一面了，但我媽沒有見到，卻（可能）用這種方式在看著她是怎么走的。”吳尚哲說。

    2020年3月6日凌晨，夏艷文在火神山醫院重癥監護室去世。由于當時我國有關患有烈性傳染病的遺體捐獻程序尚不完善，吳尚哲手寫了一份志愿捐獻說明，“握筆的手一直在發抖”。

    吳尚哲說，這是外婆生前的愿望。母親告訴她，很早的時候，外公外婆在報紙上看到過有關人體器官捐獻的報道，兩個人偷偷到醫院去登記，打算去世后捐獻器官，“不知什么原因，沒有登記上”。

    外婆的遺體捐獻后，吳尚哲在火神山普通病房里聽說，一位重癥老人也主動向醫生提出去世后可以捐獻遺體。這在當時非常難得。

    卞修武帶領的病理研究團隊當時表示，最起碼需要通過20例遺體解剖研究，才能對新冠肺炎在人體的發生發展機理有基本認識，“不然相當于盲人摸象”。初期有捐獻意愿的病人數量和解剖條件均不理想。

    陸軍軍醫大學陸軍特色醫學中心（大坪醫院）的王斌是首批來到火神山醫院的醫生，他的主戰場在重癥一科，這里住著新冠肺炎危重癥病人，距離死神只有一步之遙。除負責常規診療以外，王斌一項重要的工作是與患者家屬溝通遺體捐獻意愿。

    當病人病情發生重大變化時，王斌會第一時間用病房里的公用手機向家屬通報病情，病人病危時，他在通報完病情后會向家屬詢問“是否有意愿在患者去世后捐獻遺體”。

    1982年出生的王斌是卞修武教過的學生，畢業后到美國哈佛醫學院當博士后，年紀輕輕已是博士生導師。他小心翼翼地開口詢問，還是感到這個問題帶有某種冒犯。

    王斌聽到過手機另一端掛斷、沉默、詢問、重復詢問，但是沒有勃然大怒。在他眼里，遭遇不幸的同胞在重大危難之時展現了超常的理解和寬容。

    來火神山醫院前，在醫院工作近10年里，他沒有遇到過主動提出捐獻遺體的人。在武漢期間，他遇到了兩例。夏艷文的事跡經媒體報道后迅速流傳，遺體捐獻的數量也在當月迅速增加。

    武漢“解封”時，共有37位新冠肺炎逝者捐獻遺體用于大體解剖，54位逝者捐獻遺體用于“微創尸檢”。除了來自火神山醫院的逝者，他們中還有的來自武漢市金銀潭醫院、同濟醫院中法新城院區、泰康同濟醫院、武漢市中心醫院、武漢協和醫院西區、重慶三峽中心醫院。

    卞修武說，無論逝者和家屬選擇大體解剖捐獻還是“微創尸檢”捐獻，醫學科研價值可能有不同，但是逝者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貢獻一樣偉大，家屬都“深明大義”。

    【二】

    吳尚哲得到了很多網友的關心，但她也感到一些人對新冠肺炎的認識荒誕、無知和冷漠。

    一次，她所在的公司與外單位開會，領導向對方介紹這位“勇敢的火神山女孩”，原本坐在她旁邊的人迅速搬起椅子躲遠。

    一個朋友從不接她的電話或語音通話，擔心“打電話傳播病毒”。

    她的母親重返工作崗位，有人打完招呼，轉頭就拿著酒精上下噴灑身體。母親買了一頂能擋住臉的遮陽帽，像蜂農那樣把自己罩起來，“這樣別人就不怕我了”。

    在人口過千萬的武漢，公開過確診經歷的新冠肺炎家庭是極少數。吳尚哲有時自責在社交平臺上的“高調”，讓母親承受了原本可以避免的壓力。

    蔡雅卿的父母當時均為新冠肺炎危重癥病人，報道后，她受到許多人的關心，但也遭受了歧視。開會時傳閱文件，她后面的人看完后，立馬搓洗手消毒。她在小區乘坐電梯，有鄰居打開電梯看到是她，扭頭就走。

    蔡雅卿的父親蔡德潤去世后在火神山醫院捐獻了遺體。她的故事被自媒體掐頭去尾做成短視頻，多數網友為這家人點贊，但也有一些網友言辭激烈，批評她在父親去世后“擅自”作出決定捐獻遺體，“不孝”。

    2007年國務院頒布的《人體器官移植條例》規定，“公民生前未表示不同意捐獻其人體器官的，該公民死亡后，其配偶、成年子女、父母可以以書面形式共同表示同意捐獻該公民人體器官的意愿。”這一規定在2021年1月1日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中又得以強化。

    當時，蔡雅卿的母親昏迷，家里只有她一人可以作決定。她當時并沒有考慮太多，“只是跟著直覺走”。

    “為什么要捐呢？不多此一舉不就沒事了。”“你把你爸的遺體‘賣了’？拿了多少錢？”她從來沒想過一些親人會如此想這件事。一些親人至今與她們母女斷絕往來。

    一位患新冠肺炎的老人生前提出死后捐獻遺體給國家，他的孩子簽字同意后，遭到老人農村老家親屬的強烈反對，這些人指責他們“心狠、不孝”。直到現在，老人的葬禮也未能順利舉辦。

    他們不想再為此引發老家親戚新一輪的爭吵，在約定采訪的前一小時改變了主意，拒絕了采訪，“為何我們做了一件好事反而跟做了一件大逆不道的事一樣？”

    吳尚哲在微博上寫道，希望有更多遺體捐獻的視頻或節目，希望更多人“能夠了解和有一點點觀念的變化吧”。

    吳尚哲外婆這一支的親戚較少，沒有遭遇多少現實中的責難，她的微博多收到的是祝愿和點贊，也收到一些私信謾罵，“說我為了炒作、出名，把外婆的遺體都捐了”。

    蔡雅卿也收獲了很多理解，她爸爸的一位老同事對她說：“你讓你爸爸在最后當了一次英雄。”

    【三】

    火神山醫院關停前，陸軍特色醫學中心副主任、時任火神山醫院醫務部副主任的張宏雁，想著怎樣給遺體捐獻者的家庭留下一些紀念。

    最終，一封蓋有武漢火神山醫院公章的感謝信送到了家屬手里。張宏雁設計了圖案和文字，金黃色的邊框，莊重的“感謝信”三個殷紅大字打在上面，在開頭寫上了捐獻者的名字。

    信里寫著：“感謝您及家人無私捐獻逝者遺體用于醫學研究，為我國抗擊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作出突出貢獻。對您及家人的這種無私奉獻精神，我們表示由衷的欽佩！正是由于有你們的奉獻行動，醫學事業才得以推動進步和發展。謹向逝者致以深切的哀悼，并向您和家人表示崇高的敬意！”

    軍醫趙鵬南用A4紙把感謝信彩打出來。他們發現一張紙實在有些單薄，趙鵬南到后勤找到一臺未拆封的塑封機，自己摸索了塑封技術，讓感謝信看起來更鄭重，再送到在火神山醫院開展過遺體檢驗的30多個家庭。

    91個家庭中有一部分未收到類似的感謝信。“以后可能沒人能證明我們做過這件事。”一些家屬說，他們的親人沒有在火神山醫院捐獻。

    一位在武漢打工的60歲老人捐獻了自己妻子的遺體。他們3年前離開武漢周邊的農村，到武漢一家大醫院當護工。

    他記得那天是農歷臘月廿九，天氣濕冷，下著小雨，妻子開始高燒、乏力。后來發現，那天是2020年1月23日，武漢封城的日子。

    深夜，馬路上已沒有公交車和出租車。妻子的手機不能上網。他用自己的手機掃了一輛共享單車讓她騎著，自己在旁邊小步跟著跑。

    病床緊張，他在醫院大廳的暖氣片邊上用兩把長椅搭成簡易床，讓已經上氣不接下氣的妻子躺下。他還花5000元搶購了一臺小型制氧機。

    最終妻子還是轉為危重癥，并在3月底去世。

    妻子病危時，他請求重癥監護室的醫生把電話拿給她。妻子拖著長長的氣說，她知道自己不行了，讓他回老家，不要再打工了，兒子、女兒也都成家了，不要操那么多心，累了一輩子歇歇吧。

    醫生后來問他，是否愿意捐獻妻子的遺體？他同意了，“需要就拿去吧”。妻子走后，他把制氧機消毒后捐給了他和妻子打過工的醫院，希望能留給需要的病人。

    武漢“解封”后，他取回妻子的骨灰，埋在了老家的祖墳邊上。記者找到他時，這位60歲的老農說，本打算把這些事永遠埋在心底。

    記者問他，你現在后悔捐獻嗎？

    他說：“不后悔。”

    他在妻子送往重癥監護室前一直沒有離開。妻子去世后，他覺得自己應該很快會確診，也將很快死去，他當時也做好了捐獻自己遺體的準備。

    （據《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