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不同的目的他們來到這里

    世界衛生組織對安寧緩和醫療的定義，是“通過積極解除疼痛和其他身體、心理社會和靈性的困擾，來預防和緩解危重患者及其家屬面對死亡的痛苦，改善其生活質量的臨床學科”。由醫生、護士、志愿者、社工、理療師及心理師等人員組成的多學科團隊服務，為患者提供身體、心理、社會、靈性等方面的支持。

    在北京海淀醫院，安寧病房成立4年來，逐漸建立了一個安寧志愿者團隊。團隊負責人張薇介紹，志愿者目前已經招募了6次，將近300人，有四五十人十分穩定，每期服務都能參加，這其中有接近一半的年輕人，都是90后、00后。

    高二時候，陳知遇在一本小說雜志上第一次看到“臨終關懷”這個詞，這究竟是一種什么工作？在長春上大學時，她就曾主動尋找能做志愿者的機會，“可能因為每個人都有一個心結。”陳知遇說。

    念初三時，她最好的朋友跳樓自殺。“太突然了，那時候我年紀小，完全不知道該怎么面對。父母當時也沒意識到好友去世會對一個青春期的孩子有什么影響。甚至直到她已經火化了，我都以為只是暫時聯系不上她……這件事讓我對死亡有了很深的恐懼，此后一年多時間里，我都聽不得死亡這兩個字。”

    2019年春天，陳知遇來北京工作。在正式入職的前一天，她先去了海淀醫院，參加安寧志愿者的加入儀式，經過培訓，終于實現心愿。

    張婧一今年剛滿20歲，原本應該在美國一所大學念哲學，因為疫情，只能留在北京家中遠程上網課。疫情讓張婧一開始對醫療感興趣，也看了一些關于臨終關懷的書，正好看到海醫安寧招募志愿者，決定加盟。從去年夏天開始，張婧一有了個固定日程，主要是給病人洗頭、理發，陪他們聊天。

    在沒有成為志愿者之前，王健男就已是一個對臨終關懷情況的觀察者。作為中國人民大學社工系的博士研究生，從2018年8月開始，他專注研究這個課題，他去過北京的松堂醫院、首鋼醫院和上海的社區醫院。2018年11月，王健男在海淀醫院成為一名有學科背景的志愿者。

    “醫院在中關村，附近有很多大學、互聯網公司，志愿者中的年輕人普遍擁有較高的知識水平。”張薇說，“他們的一個共同特點是，都對精神生活有很高的需求，想去探索生命的奧義、了解生命的內在，然后去支持自己未來的生命。”

    如何與病人“聊天”

    是最大的困難

    在海醫安寧，志愿服務并沒有長篇大論的“培訓手冊”，但每次在服務開始前，志愿者們都需要朗讀“行為規范”。他們的服務規則包括，不要詢問病情，這容易引起病人心情不好；不要聊太多自己的事，更多是傾聽他人；不要承諾，比如說“下周再來陪您”，萬一病人在這段時間離去，別讓他臨走時還惦記著你的承諾……

    張薇說，最重要的是志愿者要“放下自己對任何人的評價標準”，“進到那個房間，看到那個病人的一切，你就要以生命的需求為服務方向”。

    沒開始服務之前，張婧一有點緊張，“那是個什么樣的環境，會不會很凄涼？我到底能為他們做點什么？”但真的走進了病房，她發現這里很平靜，“培訓老師說，如果在接觸病人的時候感覺不舒服，隨時可以退出”。

    最初，張婧一總是躲在資深志愿者身后，慢慢地，她開始主動自我介紹，用語言或肢體動作建立交流，“直到現在也是不斷學習的過程”。

    在病房，不可避免地會談到治療方案等話題，張婧一說，最重要的是不用質疑或責備的口氣去詢問，而是用同理心去共情他們所處的環境，“更多的是傾聽，很多時候他們愿意說，你就把話接下去”。

    陳知遇的第一次服務在2019年5月，那一天正好是母親節，她要給病人洗頭，雖然有過詳細的培訓，但真要上手了，她還是很緊張：“我的天呀！我能做好嗎？”當然，洗頭、理發這些具體事總是可以熟能生巧，跟病人“聊天”才是更大的困難。

    “2019年夏天，我接觸過一個高級知識分子老奶奶，阿爾茲海默癥很嚴重，她以為現在還是抗戰時期。”別的志愿者能拉著老奶奶的手說話，而陳知遇只會站在一旁，尷尬地笑著。

    一個病人爺爺徹底改變了她。那天，病房里有兩位爺爺同時提出要理發，陳知遇和其他人先給右邊的爺爺理，忙碌中，她忽然發現左邊的爺爺伸出手一直指向她，說不了話，卻一動不動地指著她，“我嚇壞了，以為我說了什么惹他生氣了”。

    老師蹲下來安撫了這位老人，才一點點猜出了他的意思——原來，老人想表達的是，他見過陳知遇，就讓陳知遇給他理吧！“這件事讓我好像沖破了一個封印！優質的志愿服務不在于你理發多么專業，而是給他們一種熟悉感、安全感，我實在沒必要那么緊張。”

    兩年過去了，如今陳知遇已是一名“資深”志愿者，簡單的洗頭理發不成問題。“作為志愿者，我也要找準自己的定位，用自己感覺最舒服的狀態，讓病人更輕松。”陳知遇最喜歡做的事是向病床上的每一個病人微笑，盡管戴著口罩，但她知道，他們看到了自己彎彎的笑眼。

    遺憾是永遠存在的

    和普通志愿者不同，王健男所在的服務團隊由心理師和社工組成，參與醫生和護士的臨床工作。他們看上去主要是陪病人或者家屬聊天，通過這種方式，與他們建立信任關系，發現病人在生命末期的具體訴求，比如家庭關系的處理、后事的安排。很多時候，病人無法主動開啟這個話題，志愿者為他們架起一座溝通的橋。

    有一位老人覺得自己的人生已經沒有意義，只會給子女帶來負擔。“我們通過社會工作的方法，讓他和子女一起做了一本回顧人生的時光相冊。時光相冊有著多重意義：一方面是讓老人回顧一生，看到生命的意義；另一方面，這本實體冊子留給家屬，老人離世后，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他們的悲傷。”王健男介紹。

    王健男回憶，去年，病房來了一個病情發展特別快的病人，他有一種“命運對自己不公”的憤懣，對前來照顧的醫生護士、志愿者惡語相向。“這讓每個人都有挫敗感，心里不好受。”王健男說，“他入院沒多久就去世了，但去世前，他對我們說‘謝謝’。”

    一位只有三十多歲的女病人，孩子還小，事業正處于上升期，卻被判了“死刑”。她和王健男聊得最多的還是孩子，媽媽要離開了，能為孩子做些什么？“一開始我們想了各種各樣的方式，拍照片、錄視頻、寫信……但后來她體力太差了，就沒有再嘗試。”王健男說，“太遺憾了，但遺憾永遠存在。”

    “我知道自己

    要往哪個方向去”

    “其實父母和我，都會對安寧志愿者存有一點疑問，覺得會不會是一個充滿創傷的服務工作？擔心我沒有足夠強大的心態來目睹和面對死亡。但我去了之后發現，并沒有想象中的創傷，有難受的時候，但更多是互相支持。”張婧一說，每次做完志愿服務，大家都會分享交流，甚至花一個小時來反思自己做的事。

    中學時代，張婧一身邊就有很多同學對生死的話題感興趣，“可能有青少年的存在主義危機，想去探索生命的意義”。當她突然意識到自己會死，親人也會死，一度陷入恐懼，又不知如何解決，于是想從文學、哲學、宗教作品中尋找答案。“一代又一代文學家、哲學家都在試圖打破恐懼，但答案仍然悲觀——沒有人可以永生。”

    成為安寧志愿者后，她換了一個角度面對死亡：如果人無法永生，那在死亡之前，有什么“最優活法”？我們能做什么？

    “我曾經以為做志愿者是幫助別人、助人為樂，但從在海醫安寧參加培訓的那天起，我覺得自己才是真正受益的那一個。”張婧一說，“作為學生，我們接觸的大多是同齡人，對死亡的經歷很少，沒有足夠的經驗來支撐我們的討論。而現在志愿者們分享的是實實在在的現實。”

    有一次，張婧一拉著朋友到海醫安寧參加“死亡咖啡館”的活動。這是一個沒有議程、結論或導向的小組活動，參與者討論有關死亡的一切。

    溝通，是張婧一從志愿服務中學到的最重要事項，“過去我總覺得每個人都是孤獨的，現在我發現通過某種溝通，大家可以慢慢相互了解。溝通讓很多事情變得容易”。

    張薇說，對志愿者而言，最大的困難是他們在服務中可能會遭遇富有挑戰性的生命狀態，可能會“擊中”自己某些過往的經歷。所以每次服務結束，志愿者們都進行分享，療愈曾經的創痛，讓生命更有力量。

    “每個病人都是獨特的，每個志愿者也是獨特的。”張薇說，有些志愿者和父母關系也存在問題，但在這里，他服務了很多父母，也見到了很多兒女，當他對雙方都有了解后，可能有助于他與父母和解——這是活生生的生命給予的教育。”

    王健男說，人和人的差異很大，臨終前的愿望很難歸納，“但這些愿望往往是與人的關系相關的，人們在生命的最后階段，都渴望與親近的人在一起”。

    有位志愿者告訴王健男，自從參與這個工作，對死亡不再那么恐懼了，王健男也漸漸反思自己，開始定期給父母打電話，主動關心他們，“這就是當下應該做的事情，而不是一定要等到什么時候”。

    陳知遇一開始并沒有讓父母知道自己在做安寧志愿者，長期以來，她與父母存在溝通障礙，一年回不了幾次家，隔閡越來越深。

    “身邊的很多朋友雖然跟父母常聯系，但很少有深度溝通，通電話只是說最近在忙什么，寥寥幾句就結束，真正想表達的，卻不知道怎么開口，然后積攢成了一個個小小的心結。”陳知遇說，“如果我對和爸媽改善關系仍有期待，如果我還有機會能做點什么，就應該去做。”

    2020年的國慶連著中秋，陳知遇回家過了一個長假。她硬著頭皮拉著爸媽出去喝了一頓酒，把多年想說的話都說了出來，還告訴了爸媽，自己在做志愿者，爸媽表示了一定的理解和接納。“對家庭關系的改善，可能是我在海醫安寧獲得的最大收益。”

    今年2月開始，她決定每隔三天，一定要和爸媽聯系一次，看是否能改變什么，“其實你不是不愛爸媽，爸媽也不是不愛你，只是沒對上頻道”。

    去年，陳知遇的姥爺被診斷出肺癌，今年過年回家，她發現原本精神好、牙口也好的姥爺已經瘦脫了相。“我該怎么辦？”陳知遇腦子里想起了自己做志愿者的那些事，心中有了答案，“多陪伴姥爺，哪怕和他一起看電視”。“做志愿者最大的收獲是，當死亡真的來到我身邊時，我知道自己要往哪個方向去”。

    （據《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