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記者 李慶

    ‘近年來，我常去農村地區調研鄉村教育，發現一個鎮中心學校，有兩三百人在里面上學，但鎮子下面的三所鄉村小學，每所學校只有不到二三十人就讀。這三所村小之所以還存在，是因為這三個地方離鄉鎮太遠了，要翻山越嶺，孩子們沒有辦法去鎮里學習。’

    202年3月13日-14日，在北京舉辦的‘做有根的教育·中國鄉村教育振興研討會’上，全國政協委員、新東方教育科技集團董事長俞敏洪在主旨演講中分享了自己近年來在農村調研中看到的鄉村學校的現狀。

    隨著城鎮化的快速推進，縣域內學齡人口從農村不斷向縣鎮集聚，鄉村學校學齡人口密度不斷下降，出現了‘城擠鄉空’的縣域教育發展困局。‘鄉村一級學校的學生人數還會減少。’在俞敏洪看來，在城鎮化背景下，鄉村人口外遷，且回流難度非常大。

    鄉村教育目前遇到的問題和困境有哪些？步入新時期，我國鄉村教育面臨著哪些變化趨勢和挑戰？鄉村教育要培養什么樣的人才？是重復城市模式還是回歸鄉土本原？‘城擠鄉空’的教育局面怎么破解，鄉村學校會不會慢慢消失？在全力推進鄉村振興背景下，公益組織可以發揮怎樣的角色和作用？

    為此，21世紀教育研究院與新東方教育科技集團聯合主辦了‘做有根的教育：中國鄉村教育振興研討會’，將教育領域專家、學者，教育行政管理人員，鄉村學校校長和老師，公益組織代表聚集在一起，探討和尋求體現教育規律、根植于我國鄉村教育現實的創新解決方案。

    1. 鄉村教育的癥結在哪？

    根據教育部發展規劃司歷年統計，2013年我國鄉村小學數量為14萬所，2014年的數量為12.9萬所，到2019年，降至8.9萬所。7年的時間，超5萬所鄉村小學被撤銷或合并。

    俞敏洪在多年的走訪調研中發現，鄉村里條件非常好的家庭基本都搬去了省城，條件相對較好的家庭搬去了地級市，相對不錯的家庭會選擇搬去縣級市，條件一般的也會努力搬去鎮上。在這些遷移的家庭中，有一半以上是為了孩子移動的，因為他們認為好的教育資源都在城市里。即使是在他的老家江蘇省江陰市，一個縣的年產值數千億，但依然存在城鄉教育不均衡問題。

    “只有鄉村發展找到新出路，鄉村教育才能找到新方向。”俞敏洪的觀點是，未來鄉村教育的常態可能是以鎮一級的住宿制學校為核心，待鄉村發展穩定后再摸索出一套合適的鄉村教育發展模式，這中間需要10到20年。

    21世紀教育研究院理事長、國家教育咨詢委員會委員楊東平向大家展示了一組城市進程的最新數據，2019年中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60.6%，但是小學生的城鎮化率75.8%，初中生的城鎮化率86.5%，分別比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高15.2%和25.9%。“也就是說，大量的農村學生進城上學，這個數字和圖表尖銳的揭示了城鄉之間教育巨大的不均衡。”

    在楊東平看來，鄉村教育的問題，很大程度上不是教育本身的問題，“除了少子化、老齡化這些城鄉共有的特點，家庭功能退化在農村也非常顯著，許多家庭都是親子分離，或者是單親家庭、失能家庭，這都占比很高，曾經的‘鄉土社會’正逐漸成為‘離土社會’。”

    楊東平認為，鄉村教育的振興，實際上是鄉村文化、鄉村社會的恢復重建。只有在鄉村建設的視野當中，才能夠破解鄉村教育的難題。

    在西北師范大學教育學院副教授、副院長高小強看來，要想保障當下仍在鄉村的孩子的教育，核心仍然是鄉村教師，要通過改變鄉村教師來改變鄉村學子。

    “鄉村老師最大的問題是從小到大的過程中接受的是城市化教育，從文化上已經脫離了我們的根。”高小強說。

    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大量以公平導向、偏向農村教育的政策和措施岀臺。北京大學中國教育財政科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宋映泉從財政投入角度談道，自2005年以來，有“特崗教師計劃”“鄉村教師提升計劃”等項目，政府在財政上盡可能促進鄉村教師的供給，提高和保障鄉村教師的待遇。但是，“要想保障鄉村教師留下來，目前的激勵政策是不夠的。”

    在俞敏洪看來，如果想吸引更多優秀老師到鄉村教學，其薪資水平應該比城市老師高出30%。“我現在聽說的是，鄉村教師工資比城市教師高出10%左右，每個月能多拿幾百塊錢，如果能提高到30%的話，他們每個月大約能多拿1千到2千塊錢，這個吸引力就上去了。”

    2.各方探索鄉村教育破題路徑

    近年來，為了給鄉村孩子提供更優質、適切的教育，許多扎根鄉村教育一線的校長、老師、公益人做出了很多的努力。

    10年前，詹大年從公辦學校的校長崗位上辭職，創辦了民辦中學——昆明丑小鴨中學，旨在專門幫助“問題孩子”，10年間讓2000多個“問題孩子”回歸到了正常的生命狀態。

    據詹大年介紹，校園里，孩子們把籬笆變成了他們想要的樣子，把冷冰冰的鐵皮畫得浪漫可愛，他們自己布置教室，自己設計、布置閱覽室。寢室很老舊，孩子們就把寢室畫成了星空、森林。

    “多輪車、射箭、瑜伽、吉他……這些是丑小鴨中學的課程，有的課程沒有老師，孩子們自己是老師。”在昆明丑小鴨中學校長詹大年看來，好的教育應該是讓孩子建立好的關系。

    “現在許多父母和老師都把孩子不愛學習、沉迷網絡、依賴手機等行為歸類為學習問題，這其實是學生的關系問題。”詹大年說。

    丑小鴨中學雖然不是以教育鄉村孩子為主，但對于鄉村教育卻有借鑒意義。詹大年認為，人是關系的動物，社會是關系的產物，網癮少年之所以沉迷網絡，是因為他在現實生活中的關系斷裂。學校和家庭的功能缺失，讓孩子在情感上自然地朝虛擬世界建立聯系。“如果孩子現實關系沒有，網絡關系也沒有，那他就只會望著窗戶發呆，這是很可怕的。”

    為了讓學生感到需求、信任、平等，讓學習在真實、自然、自由的情境中發生，詹大年覺得要從孩子的視角來做教育。他把教學稱為學習；讓作業變成作品；把管理改為治理。“教學，是你教我學，但學習，是我主動去學；作業，是機械重復的，作品，是可以創造并拿來欣賞的；管理，是上級管束下級，而治理，是大家平等地參與，商量著辦事。”

    “我們沒有教務處，只有學習部。沒有后勤處，只有生活部。”其核心目的是建立師生之間信任、需求、平等的關系。

    詹大年的觀點與深圳市恒暉兒童公益基金會理事長陳行甲不謀而合，陳行甲認為做鄉村教育，要了解孩子們真正需要什么，把對他們的關愛用在真正需要的地方。

    “我小學時學過一篇課文叫《山的那邊是海》，雖然我生在湖北山村，沒有見過大海，只見過村里的那條小河，但這篇文章卻激起了我想走出去看看大海的夢想。”陳行甲認為，現在許多鄉村孩子最需要的已不再是當初的硬件設施，而是像自己兒時那種想去“山的那邊看海”的內動力。

    陳行甲說，他想激發農村孩子對美好事物的體悟能力、對世界的好奇心以及追逐夢想的動力。因此，他每年會從定點幫扶的貧困山區邀請50名學生和6位老師一起到深圳看海、坐地鐵、去世界之窗游玩。他想通過這種方式，讓孩子們看到山外面更大的世界，從而激發他們的內生動力。

    貴州黔西南巴黎鎮塘房小學是鎮里地理位置最邊遠的一所學校，17年來輟學率為0。校長吳雄介紹道：“我們是一所有標準、弱競爭的學校。學校里不再評優秀班級，我們希望塑造一種大家互相幫助、共同成長的氛圍。”

    值得一提的是，吳雄帶領全體教職工捐款建立了“塘房基金”，用來重點幫助貧困孤兒和留守兒童及走在失學邊緣的孩子們完成九年義務教育，截至目前有30余位老師義務參與，共資助20余名學生。

    吳雄說，他們是“不追求特色、也沒有特色”的學校，盡可能地培養孩子們的寬度，再根據孩子的興趣、需要提供幫助，而不是一刀切的對孩子們進行教育。

    3. 公益組織可以做哪些方向的努力？   

    教育是實現社會底層向上流動最公平、最有效的通道，在這方面，社會公益力量大有可為。據數據統計，中國超過40%的公益組織都在為教育助力。

    國務院參事、友成企業家扶貧基金會副理事長湯敏曾在聚力鄉村教育振興論壇上指出，很多人認為鄉村教育振興有政府的關心和投入以及企業的支持和參與就可以實現。但實際上社會各個層次都有其各自的分工，公益組織和政府、企業聯合起來可以解決政府顧及不到、實施效果不理想，以及企業從商業角度無法涉足的領域。這就是公益組織在鄉村教育振興上的定位。

    事實上，很多公益組織都在做類似的事情，比如怎樣改變目前中國教育最底層的小規模學校使他們成為一個教育高地？如何將小規模學校的優秀案例進行更大規模的推廣？這些問題就需要公益組織去推動和支持。

    在深圳市恒暉兒童公益基金會理事長陳行甲看來，貧困地區和城市的教育鴻溝，并非體現在“Knowledge”（知識）和“Skill”（技能）上，而是體現在“Attitude”（態度）上，即對于美好事物的體悟能力、對于世界的好奇心、對于人生成長的內動力，因此教育公益要著眼于對于鄉村孩子審美教育、視野拓展、夢想激勵等“軟性實力”的培養。

    北京慈弘慈善基金會作為多年深耕鄉村教育的公益組織，一直致力于用公益的方式支持我國欠發達地區的教育發展，探索鄉村教育的激活。其發起的公益項目“鄉村師生賦能計劃”針對貧困地區的留守兒童出現的身心問題和教育缺失開發了一套培養學生健康素養和提升學生自我效能感的綜合性課程。以培養鄉村兒童社會情感技能的發展，聚焦中國兒童發展核心素養，精準地找到鄉村教師的專業發展需求及教師培訓切實有效的實施路徑。

    通過多年鄉村教育的探索和總結，北京慈弘慈善基金會秘書長助理李雪婷認為，公益組織可以通過自身資源及優勢為鄉村學校提供更多創新思路和成長路徑，幫助鄉村學校找到自身的教學優勢，激活鄉村學校的教學活力從而提升教育質量。

    同樣作為深耕鄉村教育領域的公益組織，自2007年以來，真愛夢想一直致力于青少年教育公益事業，旨在通過其項目和服務解決中國教育領域發展不均等問題。在上海真愛夢想基金會理事長潘江雪看來，公益組織可以通過組建民間新師范課程體系，遴選優質資源，補充既有的鄉村教師培養和發展體系。尤其是在職發展；立足鄉村振興與社區發展，提供多元能力指導，打造教師新鄉賢，提供資金、知識、資源等項目支持；提供多元優質的兒童素養教育課程資源，保證鄉村孩子上齊上全國家課程。

    4. 鄉村教育的出路在哪里？

    隨著鄉村脫貧攻堅取得全面勝利以及互聯網的普及，鄉村教育問題的解決出現了新背景和新契機。

    楊東平認為，“鄉村振興和鄉村教育誰為因誰為果，誰先誰后沒有標準答案。”俞敏洪也表示：“鄉村振興和鄉村教育，其實這兩個是互為因果的。”

    無論誰先誰后，不可否認的是，在鄉村振興這個新的歷史起點，鄉村教育問題必然是最核心的“門檻”。

    “當前鄉村面臨著很多問題，例如家庭問題、父母問題、孩子的成長環境問題。與此相應，鄉村學校也遇到很多問題，例如人口自然的遷徙、學校規模在不斷縮小，鄉村老師的出路問題、質量問題、待遇問題等。”俞敏洪說。

    談及鄉村教育當前需要改變的現狀，李雪婷告訴《公益時報》記者：鄉村教育需要逐步實現學區間同等規模學校間的交流及共享機制。學校層面需要把握國家課程的教學目標，探索本土化實施方案。與此同時，鄉村教師需要具備以課程目標為導向的課程設計能力，需要定標、對標的教學技術，需要獲得更多有助于開展本土化課程及多元化教學評價的專業能力發展的方法和路徑。

    在潘江雪看來，鄉村教育需要改變的現狀是立足“十四五”時期，從發展鄉村教師的培養體系入手，加快建設優質教師隊伍；加強全面育人，特別是品格教育和心理健康方面的師資配備、優質素養教育課程資源和系統的師資培訓。

    為此，潘江雪建議，首先，促進優質教育培訓資源在線化，推動鄉村教師的自適應成長課程；其次，加快民間新師范補充課程，提升鄉村教師職業化、專業化水平；最后，擴大教育先進理念傳播，打造多元路徑培養鄉村教師，推動鄉村教師走向新鄉賢，打開鄉村學校大門，使得學校恢復為社區的文化和學習中心，在鄉村振興戰略中努力發揮新鄉賢示范引領作用。

    研討會最后，俞敏洪對未來幾十年農村教育的趨勢作出了判斷。他認為隨著城鎮化的推進和農村人口的外流，農村學校的規模會進一步減小，鎮一級為核心的住宿制學校或成為中國鄉村教育的常態。在這個過程中，國家應采取措施確保教育資源的公平分配，交通、住宿、學習環境的健全，提升鄉村對優秀教師的吸引力；民間則可以通過互聯網、人工智能等技術向更廣泛的地區傳遞優質教育資源，還可以爭取更多有影響力的人參與到鄉村教育中來。

    與此同時，俞敏洪呼吁嘉賓提出對鄉村教育振興的幾點展望。兒童本位、教師成長、學校自主、扎根鄉土、區域生態，成為最頻繁被提及的五個關鍵詞。

    在未來的鄉村教育圖景里，我們希望能夠看得見孩子，關注兒童情感陪伴，培養學生學習興趣與求索精神；看得見老師，完善教師激勵機制，設立教師個人成長基金；看得見學校，尊重辦學自主權、構建村小和中心校共同體；看得見土地，建立探究式鄉土課程體系，培養農村學生歸屬感與對家鄉文化認同感；看得見區域，創新教育管理制度，改善區域生態，為種子的萌芽積蓄能量，靜待花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