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池子華

    1900年，八國聯軍發動了旨在瓜分中國的侵略戰爭。6月17日，八國聯軍攻占大沽炮臺：7月14日，占領天津。義和團雖浴血鏖戰，但無力阻止八國聯軍北進，8月15日慈禧太后偕光緒帝西逃，16日北京淪陷。戰火在天子腳下蔓延，生靈涂炭，死傷累累，呼喚人道主義慈悲，呼吁紅十字關懷。為救死扶傷，浙江著名紳商陸樹藩等在上海發起‘中國救濟善會’，遵照國際紅十字運動的基本精神，救護傷兵難民。這是中國人自辦紅十字會之開端。毫無疑問，陸樹藩和其創建的中國救濟善會唱響了中國紅十字會之先聲。庚子救援中，陸樹藩雖竭力而為，歷盡艱辛，業績令人矚目，但仍不免陷入尷尬難堪的境地。

    陸樹藩：

    中國救濟善會締造者

    陸樹藩（1868-1926），字純伯，號毅軒，出生于浙江湖州。其父陸心源，曾任廣東高廉道、福建鹽法道，因謗罷官。1891年，陸心源得旨升復原官。翌年，陸樹藩即隨父去京候聘。抵京后，在陸心源一些故舊好友提攜下，陸樹藩得加侍讀銜，賞戴藍翎。不久，陸心源南旋，陸樹藩留京任內閣中書本衙門撰文，后任慶典撰文方略館、會典館校對官。

    “時正值光緒新政前后，而戶部尚書為光緒帝之師翁同龢。陸樹藩因年輕，思想較開明，對新政較易吸收，但因光緒年代一些舊官為其父之上司及好友（如李鴻章、孫毓汶、陸潤庠、瞿鴻禨等），因而受老一輩的影響，不敢于鋒芒畢露。”在陸樹藩看來，“改革新政難于成就，因而于戊戌年請假回鄉，欲不求仕途。其后即返滬利用當時在滬祖傳家業，進行建屋與經商”，同時投身公益事業，其中發起創辦湖州中西學堂就是一例。

    1898年7月26日《申報》刊登了他和弟弟在“天貺日”（陰歷六月六日）草擬的《募助湖州中西學堂啟》：“本年疊奉諭旨，開辦京師大學堂并各省府廳州縣一律開辦中學、小學以廣造就。伏念浙西為人文淵藪，吳興乃富有名邦，亟應實力振興，遍開風氣，廣設學校培養成材。況值此天步艱難，民心浮動，多財適足以賈禍，毀家即所以保身。今樹藩等敬遵先榮祿公遺命，將守先閣所藏中西書籍全數歸公，捐入學堂，并再措捐巨款，備器建堂。惟延聘教習，供給學生，常年需費，獨力難支，不得不廣為募助。想諸君子情關桑梓，自必藥子成全，慷慨輸將，多多益善。倘他日教化有成，人才蔚起，不獨鄉里增光，兼為朝廷生色。此樹藩等所私心禱祝者耳。”不難看出，陸樹藩雖在滬經商，但心系桑梓，為湖州教育事業奔走呼號。

    在滬期間，陸樹藩“暇時與友交游，并在滬娶妾徐氏。孰知休閑不長，僅僅二年至清光緒二十六年（庚子，1900年），庚子之難發生。陸樹藩出于義氣，在滬籌組京津救濟善會”，從而使陸樹藩的人生“起了一個大的轉折，經歷了一段傳奇式的生活”。

    1900年，八國聯軍發動了旨在瓜分中國的侵略戰爭，因該年為農歷庚子年，史稱“庚子之變”。京畿之地，烽煙滾滾，官紳商民，均遭池魚之殃，流離失所，苦不堪言。面對如此浩劫，江浙一帶的紳商發起救援行動，其中陸樹藩發起成立的中國救濟善會，成為救援的主導力量。

    陸樹藩走上慈善之路，與其父陸心源的“言傳身教”不無關系。陸心源是著名文人學士和大藏書家，而且熱心社會公益事業，常捐款捐物賑濟各地災荒。造福故里的善舉頗多，“積谷、育嬰、造橋諸事，無不任之”，曾出資興建升山橋，修復安定、愛山書院和仁濟善堂，舉辦義學等，頗得鄉里稱譽。受其父公益善舉的熏陶，陸樹藩深受教益，自小就“樂善好施，愛國愛民”，因而“平日見親故人之匱乏者，莫不竭力扶持”。“庚子國難”發生后，陸樹藩自然不會置身世外。在他的奔走呼吁下，中國救濟善會得以創立。如他與友人信中所說：“弟于庚子秋間，念時艱之迫切，憫民生之涂炭，創興救濟善會。”

    1900年9月9日，《申報》發布《救濟善會啟》稱，為救助北方難民，“先集同志籌捐舉辦，擬派妥實華人并延請洋醫華醫赴津沽一帶，遇有難民廣為救援，名曰中國救濟善會”。中國救濟善會簡稱“救濟善會”“救濟會”，在上海正式宣告成立。而此時距帝都陷落已20余日，距天津陷落近兩個月。

    植入紅十字會性質的新型善會

    中國救濟善會的成立，對陸樹藩而言，有兩大關鍵問題需要解決：一是尋求支持；二是如何運作。而恰恰在這兩大問題上，頗費周折。

    陸樹藩自身有一定經濟實力，浙江候補道潘炳南也熱情高漲地表示“先墊巨款”，救援經費并不是無法解決的難題，關鍵在于如何得到上海慈善界的支持，畢竟陸樹藩資歷淺，他在上海慈善界的地位不足以組織一場規模巨大的救援行動，因而特別渴望得到慈善界領袖人物嚴信厚的臂助。為此，陸樹藩曾專程拜會嚴信厚等，但遭到“婉辭謝絕”。無奈，陸樹藩只好向李鴻章求助。

    原來，清政府為了與八國聯軍議和，下詔將兩廣總督李鴻章調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委以和談“全權大臣”。1900年7月21日，李鴻章抵達上海，直至10月5日離滬北上。期間，陸樹藩多次拜訪，提出組建中國救濟善會的構想。“由于李是陸之父的上司，以前在京為官時亦受李之指點”，陸樹藩的設想得到李鴻章的贊賞和支持。這使陸樹藩深受鼓舞。

    然而，救濟善會如何運作，卻成為困擾陸樹藩的一大難題。畢竟在戰爭狀態下開展人道救援，非同一般性自然災害的救助，更何況八國組成的聯軍對華作戰，沒有交戰方的認可、保護，貿然前往，不啻為自投羅網。在這樣的“非常時期”，單純的善會善堂已無濟于事，也不可能得到八國聯軍的承認。

    在戰爭狀態下，只有紅十字會才能得到交戰雙方認可而出入戰地。除此之外，別無選擇。紅十字理念在上海的傳播，給予陸樹藩以靈感。因此，他設想能夠創建一個紅十字會組織來執行救援使命。他在致江蘇布政使陸元鼎函中曾謂：“侄不揣愚陋，為援救親友起見，創立紅十字會。”可以想見，陸樹藩原本擬組建紅十字會，之所以創設中國救濟善會而非紅十字會，其實不難理解，因為中國還沒有獨立的統一的紅十字會組織，事起倉猝，一時間也很難組建起來，更談不上得到紅十字國際委員會的承認。那么，如何“植入”紅十字“元素”，使救援行動能夠順利開展，在陸樹藩看來，只有“變通”將傳統的善會組織賦予紅十字的新內涵，才具有可行性。

    表面上看，中國救濟善會與傳統的善會別無二致，但運作方式在經陸樹藩“植入”紅十字后已經大不相同。《救濟善會啟》稱，中國救濟善會“亦如外國紅十字會之例，為救各國難民及受傷兵士起見”，正是對“舊瓶裝新酒”或“移花接木”的詮釋。

    有學者認為，陸樹藩組織中國救濟善會，意在救助旅居北方的南方人，是“東南意識”的表達，這一觀點，當然有充分的事實依據，中國救濟善會創辦的目的正在于此。但既然“植入”紅十字，就必須遵照紅十字會的規則行事。紅十字會是中立性國際組織，不允許抱有種族、宗教、政治偏見，救助無分敵我、國別，一視同仁，這一點，陸樹藩有理智的認識，這就不難理解為什么中國救濟善會宣稱“為救各國難民及受傷兵士起見”了。毫無疑問，這是對“東南意識”的超越，也決定了中國救濟善會的“紅十字”性質。

    遵照紅十字會規則行事，還必須通過外交途徑，取得八國聯軍的認可。為此，陸樹藩就創建中國救濟善會事特咨上海道臺余聯沅，“伏乞迅賜照會德總領事，聲明此系江浙善士募資創辦，亦如外國紅十字會之例，為救治各國難民及受傷兵士起見，務請德總領事頒給護照，俾救濟會之人準向北方軍前隨時救護”。余聯沅不負所望，照會駐滬各國總領事，“請煩查照俯如所請辦理”。經交涉，“已蒙各國領事會議，允由德總領事發給護照”，希望救濟善會本著紅十字精神，“按照各國規矩并西美各官向來辦法，如有病人或受傷之人，無論友國敵國，理當一律和衷相待救濟”。至此，具有紅十字會性質的中國救濟善會，登上“庚子救援”前臺。

    （據《河北學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