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記者 李慶

    據中國扶貧基金會官網顯示，截至2020年12月31日基金會捐款總額已超過11億元，這是中國扶貧基金會創會以來捐贈收入最高的一年，那么，這一籌款數據的背后有著怎樣的故事？基金會下一步的工作重點和方向是什么？ 

    《公益時報》記者就此采訪了中國扶貧基金會副理事長兼秘書長劉文奎，詳述對基金會籌款、鄉村可持續發展、鞏固脫貧攻堅成果等問題的思考。

    捐贈收入超11億元

    《公益時報》：新冠肺炎疫情對基金會的籌款工作是否有影響？相較往年，2020年基金會的籌款工作發生的最顯著的變化是什么？

    劉文奎：2020年上半年，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暴發，經濟下行壓力持續加大，一方面眾多企業經營面臨巨大挑戰，另一方面，部分企業因抗疫需要，將原本計劃在2020年投入脫貧攻堅的資金投入抗疫項目，導致扶貧領域的資金減少。

    面對特殊的外部環境，基金會及時做出調整，通過“抗疫扶貧”的策略開展籌款工作。但是由于線下活動無法開展，如：善行者、善行100等形式的公眾參與式籌款活動受到較大影響。

    《公益時報》：截至2020年12月31日基金會捐款總額已超11億元，主要是哪些方面有所突破？

    劉文奎：2020年的籌款額是基金會建會以來最多的一年，主要有兩個原因：

    一是疫情影響，來自抗擊疫情的捐款超2億元，相較往年這是新增部分；二是脫貧攻堅收官之年，企業參與非常踴躍，尤其體現在到款比較早，6月份之前很多捐贈款就已經到賬，善款早到位就可以早發揮作用。所以，2020年捐贈能夠突破10億元跟這兩個原因密切相關。

    2020年年初制定的籌款目標為8億多元，由于年初突發疫情，新增抗疫捐贈超2億元。

    2020年基金會捐贈總收入11.01億元，總支出11.35億元，其中慈善活動支出10.92億元。捐贈收入中機構捐贈7.51億元，公眾捐贈（含互聯網捐贈）3.5億元。機構捐贈相較2019年增長47%，公眾捐款相較2019年下降5%。

    脫貧攻堅占總籌款的比例大概為80%左右，抗疫占20%左右。

    這幾年脫貧攻堅戰，我們在扶貧資金方面加大了投入力度，2018年、2019年、2020年連續三年當年支出超過上一年收入的100%，共投入扶貧公益資金25.69億元，為助力打贏脫貧攻堅戰做出了應有貢獻。

    《公益時報》：據你觀察，2020年基金會捐贈人構成發生了哪些變化？

    劉文奎：最大變化就是公眾捐贈人的比例下降了，因為在抗疫的過程中基金會并沒有啟動互聯網募捐，也沒有啟動公眾募捐，超2億元的新增抗疫捐贈都是機構捐贈。過去幾年扶貧基金會的籌款結構中公眾籌款平均占45%左右，2020年由于新增的抗疫捐贈主要來自機構捐贈，因此公眾捐贈的比例相應下降明顯。

    在大額捐贈貢獻來看，2020年中國民生銀行捐贈超9000萬元，中國一汽捐贈5600萬元，蘋果公司捐贈5000萬元等貢獻較大，其中大部分都是以往合作過的企業伙伴，已經建立了較好的信任關系。比如蘋果公司雖然并不是每年都有大額捐贈，但是2020年決定參與脫貧攻堅和抗疫時，還是選擇與扶貧基金會合作，就是因為雙方在過去幾年的扶貧、救災中建立了良好的合作機制。

    《公益時報》：2020年，扶貧基金會在籌款方面做了哪些新的嘗試和探索？

    劉文奎：嘗試每年都在做，今年突出的有兩點。

    第一，回應社會需求，推出有價值的創新項目，比如“活水計劃”“培訓新農人”等針對欠發達地區能力提升需求的創新項目；

    第二，過去經常做的線下捐贈人溝通、維護、回訪等活動由于受疫情影響都無法開展，2020年我們充分利用較成熟的信息系統，不僅可以進行線上辦公，還可以和捐贈人、受益人、項目醫院等保持良好溝通，相較往年更加注重技術的應用。

    抗疫行動需最大化發揮機構特長

    《公益時報》：2020年在抗疫方面，基金會是怎么做的？

    劉文奎：疫情暴發之初，我們并沒有第一時間啟動抗疫工作，原因主要有兩個：一是基金會的宗旨是扶貧，醫療救助并不是我們擅長的領域；二是因為當時我們的團隊不能前往疫區，不知道如何發揮作用。

    隨著疫情的暴發，有很多企業想要參與抗疫行動，卻苦于沒有方便的通道，不知道從哪入手。于是，他們找到扶貧基金會，希望我們能幫他們對接相關項目。隨著疫情的形勢越來越嚴峻，我們決定迎難而上，積極參與抗擊疫情行動。雖然我們在醫療救助方面并不專業，但項目管理、資金管理等方面卻是我們擅長的。經過充分討論請示主管部門同意后，很快啟動了抗疫工作，幫助企業更有效地參與抗疫，讓他們的資金和資源發揮最大的作用。

    剛開始我們通過自己的渠道和資源購買發放口罩、防護服、救護車、手套、呼吸機等抗疫物資，共計采購物資價值約3000萬元左右。但后來我們遇到了兩個問題：

    一是采購面臨很大風險。因為國內貨源緊張，后來只能從國外采購，但國外采購存在很大的管理風險。因為工作人員出不去，要訂貨必須先打定金，然而是否有現貨、貨能不能郵寄回來、貨品質量是否合格等都是問題，都有很大的潛在風險；二是隨著需求量增加，政府部門、社會組織、企業、個人等都在尋找物資，然而物資的數量有限，造成價格被越抬越高，這就造成了巨大的資源浪費，并且非常無序。我們覺得，雖然這樣錢花出去可能很容易，但并沒有實現價值最大化，所以不能再這么做。就是這樣，一開始我們遇到的最大困難就是物資采購難，主要體現在找不到貨源，而且商品價格畸高。既然這方面不是我們所擅長的，所以我們選擇退出抗疫物資的采購競爭。

    然而企業又有參與需求，怎么辦？我們就開始思考除了醫療物資，疫區還有沒有其它需求？于是我們緊急展開調研，發現疫區各家醫院除了醫療物資的需求，還有很多其它方面的需求。依據調研需求，我們緊急設立了“醫院后援基金”項目，定向疫區醫院捐贈，不限定使用方向，有抗疫任務的醫院都可以進行申報，具體做什么項目由醫院提報申請單說明需求，扶貧基金會請專家審核通過后即撥付資金。申請醫院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去執行項目，但是執行完項目后需給我們反饋費用清單，該項目在當時發揮了很大的應急作用。兩個月時間共計設置了35個醫院后援基金，通過這種方式向湖北疫區捐贈超1億元現金。

    此外，基金會針對疫情期間貧困人群需求，設計了疫區建檔立卡貧困戶支持項目，為疫區貧困地區受感染的建檔立卡戶提供資金援助，解決疫區感染貧困戶的生活負擔。同時以電商模式啟動針對湖北疫區的抗“疫”助農項目，開展疫區貧困地區農村合作社建設和農產品助銷工作，助力產業可持續發展和建檔立卡貧困戶持續穩定增收。

    《公益時報》：時下，面對疫情再次反彈，基金會開展了哪些具體行動？

    劉文奎：1月13日，扶貧基金會人道救援網絡正式啟動河北省新冠肺炎抗擊疫情救援行動，調派救援隊在新樂等高風險區參與政府部門組織的消殺工作，在石家莊、邢臺、廊坊等地組成超百人志愿者團隊，成立心理專家組提供志愿者心理陪伴和支持。并于1月21日向石家莊捐贈27000只醫用外科口罩、4400個防護面罩、500套防護服、420瓶酒精手消凝膠以及1210瓶酒精等物資。

    1月24日，吉林通化疫情形勢嚴峻，我們又派遣救援團隊前往吉林參與抗疫行動，針對通化市開展三方面響應援助：

    一是支持改善醫療團隊后勤補給；二是聯合各方力量，倡議社會組織為社區服務志愿者提供防護物資支援保障，并開展協調發放工作；三是聯合長春市廣益社會組織發展中心以及通化市本地愛心車隊，搭建從長春市到通化市的運輸專班和綠色通道，協助來自各界捐贈的物資順利運抵通化市。

    《公益時報》：在面對重大社會公共事件時，您認為如何最大化發揮社會組織的作用？

    劉文奎：在大的社會公共事件發生時，能夠最大化發揮作用的一定是該領域對口的專業機構。比如水災、地震災害救援方面，因為扶貧基金會有受過專業訓練的救援隊網絡，有救災備災多年的經驗積累，面對這類災害時中國扶貧基金會肯定會沖在前面，但是化學爆炸類、公共衛生類的我們就不擅長。

    對于抗擊新冠肺炎疫情，醫療類的基金會就可以發揮很好的作用，因為他們平時就在做醫療項目，有經驗積累，對于醫院的需求、物資的采購都有專業的判斷。非專業對口的基金會要參與抗疫行動，就要發揮機構各自的特長，比如有些機構擁有良好的捐贈人信任，這時候可以引導捐贈人把善款捐給最需要的地方；有的機構組織管理能力很強，可以在后方做資源鏈接、志愿者組織等力所能及的工作。

    《公益時報》：你覺得大的社會公共事件、經濟下行是否會對基金會的籌款產生顯著的影響？ 

    劉文奎：肯定是有影響的。因為慈善、公益捐贈是經濟發展的結果，它們是本和末的關系。經濟下行，企業和個人因收入下降對未來沒有好的預期，沒有安全感，就不會選擇做大額捐贈，有些經營出現困難的企業甚至會停止捐贈。所以，經濟不好肯定會對大家的捐贈心理有影響，最終體現在捐贈額、參與度方面出現下降。經濟環境不好，企業首先要保命，要維持運轉，給員工發工資。企業捐贈一定是在履行了企業的基本責任后的選擇，是更高一級的社會責任。

    2021年籌款額預計將有所下降

    《公益時報》：你對2021年的整體籌款形勢做何預判？

    劉文奎：扶貧基金會作為一家以扶貧為宗旨的社會組織，脫貧攻堅戰打完后，接下來的工作怎么推進？如何鞏固拓展過去實施的各類扶貧項目的成果，如何充分發揮扶貧基金會30多年來積累的鄉村發展經驗助力鄉村振興？這是我們最近一直在思考和研究的問題。對扶貧基金會而言，因為面臨機構工作重點的轉變和項目調整，我們預計2021的籌款將面臨較大挑戰，甚至可能會有所下降。

    （下轉0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