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認為，中國社會的根本問題是公共精神的匱乏。中國人是比較缺乏公共精神、公共關懷的民族。這個判斷是否正確，大家可以討論。我認為目前來講，中國的公益事業應該確定一個很重要的目標，就是去推動社會公共精神的發展。什么是公共精神？就是普遍的利他主義，普遍的公共關懷，普遍的向善意志和所謂的“金規則”，即中國古人所強調的一種價值觀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國有著悠久的歷史，中國在軸心時代所形成的文明最重要的就是普遍向善意志，從孔孟開始，這種向善意志就非常鮮明，到明代、宋代的時候，王陽明所綜合的新學核心就是三個字：致良知，這就是一種向善意志。

    怎么建立這個公共精神？有三個方面：第一發展教育，第二是建設社會共同體。我們的社會共同體太少，它是以分散為主體的，其實人的公共關懷是基于對共同體的認同，所以建立更多的共同體是建立公共精神非常重要的環節。第三是要發展公益事業，這是當前的主要話題。

    在中國來講，新時代的公共精神天然的承擔者是誰？是企業家。中國的企業家在努力推動建設公共精神，但是相對發達國家來講，我們還有很大的差距。企業家應該是天然的公益人，因為企業家熱心公益，有著共同的情懷和使命感。企業家必須成為熱衷于推動公共精神建立的承擔者，因為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先生在設計改革開放的時候，有一個特別重要的原則，就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這是打破了共同貧窮的一聲驚雷。但是小平同志也說，先富起來是一種策略，先富起來不是目的，先富起來的目的是為了帶動后富者。如果先富不能帶動后富，改革開放的先富政策就等于是失敗了。首先打破共同貧困，讓一部分人富起來，但是又給這部分人提出一項道義責任，就是必須要推動社會的公平。所以先富一代在當下來講應該有一種更加悲憫情懷，先富一代應該具有更高的道德水準，應該具有更多的公共關懷，應該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應該踐行“金規則”的帶頭者。西方有一種價值觀是清教精神，清教精神說了三句話：拼命地掙錢，拼命地節省和拼命地捐贈。他能夠掙錢，證明他有能力，證明他有更高的社會責任，但他掙錢的目的不是把它換成銀子埋在自己床底下，而是對社會完成他們的義務。中國的企業家現在面臨一個很大的問題是提高學習能力，我認為清教精神也好，公益精神也好，并不是西方企業家的專利，中國商人社會傳統的責任正在隨著中國企業家群體的崛起而崛起。

    我認為中國的當下是中國企業家推動建立公共精神的最佳時機，這個最佳時機不僅僅為了實現第三次的財富分配，而是在這個社會形成一種更高的、更加和諧的、更加公平的、更加平等的一種社會，我們大家都要為此來做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