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教授

    劉培峰/文

    疫情對公益慈善組織的影響

    一、組織的定位。以往面對水災、地震等自然災害時，公益慈善組織可以利用自己的既有經驗和資源快速開展救援活動；但面對新冠肺炎疫情，很多公益慈善組織卻普遍存在一種無力感。畢竟很多公益慈善組織的業務并不涉及傳染病領域，相關的公益慈善組織網絡體系也不發達。從一定意義上講，存在無力感是好事，可以促使公益慈善組織更好地恪守自己的定位，也會促進一些公共衛生領域的公益慈善組織因相關社會需求而生長、發育起來。

    二、組織的生存空間。近年來隨著國家與社會關系的調整，公益慈善組織的生存空間一定程度上被進一步壓縮，疫情甚至可能強化這種被壓縮的態勢。疫情也不同于傳統的危機，往往靠隔離和疏離來降低傳播的可能性，而公益慈善組織最熟悉和慣常的做法是組織和動員、參與，于是在制度變革和路徑依賴的雙重壓力下，公益慈善組織的生存空間會有所壓縮，需要公益慈善組織自覺作出調適，在總體性社會的大背景下尋找自己的空間。

    三、資源受限。社會生活在逐漸正常化，社會經濟也在逐步恢復中。對于許多企業來講生存是一個大問題。公益慈善組織作為散財組織，其發展依賴于企業、政府和社會的支持。在經濟進入雙循環和新常態的環境下，企業和政府進入到公益慈善組織的資金會不會減少，還需要進一步觀察，但公益慈善組織自覺應對這個漲落的周期，可能是曲突徙薪之舉。

    公益慈善組織

    如何應對挑戰

    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外，中國整體的社會變遷一直在延續。中國的公益慈善組織和人一樣，我們熟悉的城市單位體制和鄉村的生產隊、小農世界，對于高度自組織的現代城市體系并不適應，對于完成精準扶貧邁向鄉村振興的農村也缺少親和感。如何在城市社區扎根，如何在生產和生活方式出現大變革的現代鄉村尋找自己的生存空間、生根發芽，是當下中國公益慈善組織面臨的大問題。

    公益慈善組織面臨的挑戰是互相交織的。對于公益慈善組織來講，自然的災害和危機從來不是影響其發展的決定性因素，危機帶來的國家與社會關系的調整，以及生產力發展所帶來的社會變遷，可能才是根本性的影響因素。面對復雜的局面，公益慈善組織只有更進一步分化和調整，才能有效維護和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間。具體來講，下面幾個方面也許可以先行一步。

    一、進一步分化。分布于不同領域的公益慈善組織，需要在社會發展中尋找自己的生存空間，但組織的同態復制和高度趨同化也是發展的基本態勢。近年來公益慈善組織根據社會需要和政策變動不斷地在調整自己的方向。如根據中國文化的復興和“一帶一路”倡議，不同的公益慈善組織推出了傳統文化項目和走出去的項目。

    現在需要根據中國社會發展的趨向更進一步分化，實現公益慈善組織的能力專業化，形成核心競爭力。隨著政府在教育和貧困治理領域的投入增加，公益慈善組織也需要將項目擴展到社會其他領域，發現新問題并尋求解決問題的方式，為公共政策的改進提供先導性探索。

    同時從關注社會問題的解決，轉向關注特定人群的生存狀態，提升特定人群生存能力，解決中國社會發展與人的素質不匹配的落差問題。

    二、抱團取暖。由于現行公益慈善組織管理制度的局限性，我國的公益慈善組織往往碎片化存在，既不利于公益慈善組織開展項目，也不利于公益慈善組織協同應對危機。近年來公益慈善領域出現了一些問題，也與缺乏組織網絡體系，沒有形成行業共同的行為準則和行業約束力有關。

    因此，亟待建立公益慈善組織網絡體系，形成行動合力，以適應社會治理現代化和治理能力提升的需要。目前雖然基金會領域已經形成了一些協同體系，科技類公益慈善組織也在進行類似努力，但仍然需要更多的協同體系，比如區域性、行業性、支持性組織，受助對象之間的、公益慈善組織與志愿者之間的。這些網絡體系，不僅可以提升組織的行動能力，降低信息和人力成本，擴展社會行動半徑和社會行動空間，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化解社會一體化與行政區隔之間的矛盾，提升社會的整體治理水平，對提高國家的治理能力也有意義。同時，一個生長的、擴展的、有行動能力的社會，對中國發展有別樣的意義。

    三、社區農村是重點。提升社區發展水平，促進鄉村振興，應該是未來一段時間中國社會發展的重點。在社區發展中做出特色，為鄉村振興尋找模式，既可以有效推進公共政策的落實，也可以為人的發展創造環境。

    （據《善城》雜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