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陳曉平

    廣州方便醫院，是廣州市第一人民醫院的前身，于1894年為應對鼠疫流行而創辦。在一個多世紀里，這家重要的慈善醫療機構垂愛人間，救治了無數傷患，體現出高度的人道主義精神。

    廣州原有城北方便所，位于三眼井（今應元路北面），設立的初衷是收容無家可歸的貧病者，也收殮一些‘路斃’（街頭無主尸體）。1894年，廣東、香港兩地鼠疫大流行，死者枕藉，慘不忍睹。因當時有城墻阻隔，西關一帶收容病人十分不便，善士吳玉階等25人在城西第一津高崗（今盤福路1號）發起成立城西方便所，容許疫癥病人留醫，但經費開支浩繁，而眾善士財力不足，只能勉力維持。

    1900年，第二次鼠疫高峰來臨時，著名慈善家陳惠普路過方便所，發現經費匱乏，遂召集廣濟醫院、愛育善堂、崇正善堂等同人開會，決定由省城七十二行（各行業行會）給予年捐，協助重新訂立章程，設法擴大籌募，增建病房。1901年，城西方便所改稱城西方便醫院，后來合并了應元路的城北方便所，改名為廣州方便醫院。

    1906年，在廣東商民大力推動下，清政府收回粵漢鐵路筑路權，兩廣總督岑春煊主張官辦，廣東紳商主張商辦，雙方大起沖突。廣州慈善界與商界本屬一體，為反駁商辦難以募集足夠資本的謬論，愛育善堂、述善堂、方便醫院等9家慈善機構發起粵漢鐵路募股集資活動，短短幾個月內募集股本超過原計劃一倍，迫使岑春煊同意商辦。從此，廣州‘九大善堂’名聞天下，不過此時九大善堂的領袖還是有著悠久歷史的愛育善堂，直到1930年代方便醫院才以其出色的成績，躋身九大善堂之首。

    方便醫院雖設在廣州，其創始人群體卻有大量港商，例如：招雨田是香港東華醫院的前主席，莫藻泉為香港太古洋行買辦，劉渭川則是香港有利銀行買辦。創始人群體的這種人員組成，體現了當時‘省港一家’的地域、族群認同感。

    救助港澳同胞與華僑

    方便醫院慈悲為懷，對入院病人各項就醫費用概行免除，病死者由醫院代為殮葬。醫院章程要求工作人員“一聞災即赴救，不避艱險，不計日夜，不論遠近，不避時疫，親理患者，親濟災民”，特別要求董事必須站在第一線執行最危險的任務，以此激勵醫務人員不避艱險、奮勇救人。

    1899年-1901年，省港地區發生第二次鼠疫。方便醫院主要擔負收治港澳回穗病人的重任，醫院董事親自到省港澳碼頭迎接港澳病人到院治療。

    據統計，兩次鼠疫高峰時期，方便醫院收治病人達到萬人以上。經此一役，港澳同胞對方便醫院的慷慨仗義留下深刻印象，源源不斷地向醫院捐款。

    為應對十分兇險的疫情，1901年方便醫院聘請名醫梁龍章坐診。梁龍章從1894年開始就深入研究用中藥治療鼠疫的方案，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寫成《辨證求真》一書，被中國紅十字會會長沈敦和譽為“專治鼠疫之無上寶筏”。

    1907年，越南西貢（今胡志明市）時疫流行，西醫對之也束手無策。西貢廣肇公所（廣州、肇慶兩府同鄉組織）電請方便醫院派醫生緊急支援。方便醫院特派鄧暢懷醫生前往西貢廣肇醫院，治愈病人無數，法國殖民當局對此表示嘉許，給他頒發獎狀，允許中醫師在越行醫。同年夏天，柬埔寨金邊也發生疫情，方便醫院派出熊幹廷醫生前往開設診所，應手奏效，同樣得到當地西醫的大力贊許。

    管理、籌款與成績

    方便醫院由全市七十二行商人共同承擔經費，其管理也效仿香港東華醫院采取輪值制，即每年從兩個行業中選舉總理8-12人，從另外兩個行業選舉值理8-12人，組成行政團隊，負責醫院日常事務。發起人以及一些知名慈善人士組成董事會，負責大政方針的決策。總理、值理定期向董事會匯報所做工作。醫院章程中未有明確規定的事務，總理、值理需提請董事會審核同意。院中醫師、專職工作人員、工人的膳食、住宿由醫院公款動支，董事、總理、值理等人到院辦事，其交通費、膳食費均由本人負擔，不得動支公款。

    在此之前，廣州已有的慈善機構如愛育善堂、廣仁善堂、廣濟醫院等，其性質是慈善基金會與社會服務機構合二為一，即在其成立時，發起人群體已捐集了充足的資金，購入土地、商鋪等收租生息，以資產收入作為機構的慈善支出來源，量入為出，優點是財務上十分穩健，缺點是在最初的慈善熱情消退之后，容易走向消極維持，阻礙了進一步的發展與創新。

    方便醫院屬于專業性的社會服務機構，除自用院址外并無生息資產，常年經費由七十二行中的輪值行業捐出，遇到重大流行病、重大災害時，董事會、總理、值理必須做高度動員，向社會各界臨時募捐，優點是能保持慈善機構的活力，但對病人“應收盡收”也常使醫院出現財政困難。

    方便醫院沒有資產收入，必須想盡各種辦法進行籌款。一是出售紀念章，二是沿門勸捐，三是派出代表到港澳募捐，四是向海外華僑勸捐，五是請車站、碼頭、輪船代為收捐。這些工作極為繁重，對管理水平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有時不免產生弊端，比如有人假冒方便醫院名義沿門勸捐，吞沒捐款，讓商戶大為憤怒，對登門勸捐產生抗拒心理。1925年省港大罷工時期，香港捐款中斷，國民黨政權為籌措軍費加重了商戶負擔，方便醫院發生極大財政困難，董事會決定于這年冬天停辦。廣州市教育局長伍大光聞訊，召集醫院、商會負責人開會，要求商界出錢出力加以維持。

    為響應市政府關于維持醫院的要求，董事會不得已重拾沿門勸捐辦法，只是這一次在本地報紙上刊登“勸捐同人”名錄，佩戴明顯標識，方便商家識別，避免上當受騙。經國民政府要人出面勸捐，方便醫院終于籌到一筆救命錢，暫時渡過難關。

    1929年開始，陳濟棠治粵，廣東局面趨于穩定，本市商界、港澳同胞、海外華僑也恢復捐款，加之政府對方便醫院實行“官助民辦”辦法，醫院的經費來源漸趨穩定。到1935年，醫院擁有床位超過1000張，該年到醫院就診、服藥者達到15萬多人，入院留醫者24000多人，贈棺殮葬1萬多具，收葬“路斃”2000多人。以當時廣州市100多萬人口來說，這個成績足以傲視群雄。

    “拯救于死后”

    方便醫院從成立開始，就不僅救治生命，而且處理“死亡”。正如1908年醫院告示所稱：“既謀拯救于生前，復思拯救于死后。”醫院不僅收殮無主尸骸，為其妥善安葬，并且舉行符合中國傳統的法事，讓亡靈得到安息。

    1927年廣州起義失敗時，在主要戰場南關（今北京南路一帶）、觀音山（越秀山），有大量革命烈士暴尸街頭。方便醫院與紅十字會等慈善機構頂住壓力，收殮了全部廣州起義烈士尸骨。醫院善董決定辦理此事，在當時是冒著很大政治風險的。

    1931年，主要由廣東人組成的十九路軍在淞滬英勇抗戰，犧牲極為慘烈。事定之后，十九路軍烈士遺骸運回廣州安葬。為弘揚愛國主義精神，鼓勵全民抗戰，方便醫院特地舉行了隆重的追悼大會，蓋搭精美門樓、棚廠、寶塔，邀集和尚、道士舉行盛大道場。為給慈善事業籌款，也鼓勵市民在繳納一定費用之后，為其先人“附薦”，即與十九路軍烈士同場追祭紀念。這種活動，滿足了當時普通市民心理需求，屬于富有時代特色的籌款方式。“慎終追遠”乃是中國數千年傳統，通過這種紀念活動，人們表達對先人的深切懷念，也將“孝道”精神傳給下一代。方便醫院由此與十九路軍結緣，董事會主席陳惠普受邀協助辦理十九路軍殘廢軍人教養院（今廣州市第六中學校園內）。

    廣州方便醫院以其出色表現，不僅得到本地居民的高度贊揚，也備受港澳同胞、海外華僑尊敬，自1930年代起成為廣州規模最大的慈善機構。1953年，方便醫院與廣州市立醫院合并為廣州市人民醫院，次年改稱廣州市第一人民醫院，服務市民至今。

    （據《善城》雜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