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連源

    1932年3月5日，國民政府決議以長安為陪都，定名西京，隨后時任國民政府主席林森赴陜視察。彼時，西安孤兒教養院在坎坷中已走過十年，由于張子宜傾心投入社會慈善事業，使孤兒院在全國影響很大，同時張子宜又是辛亥革命先驅，故林森在西安期間專門視察了西安孤兒教養院。

    林森全面地巡視了孤兒院教室、操場、辦公校舍及果蔬園等，深入了解教職員工、教育、教材情況、學工系列科目及孩子們畢業后去向等，事無巨細，褒獎了張子宜的善舉。當了解到張子宜在陜西又做了許多顯著慈善事業后，感觸良多，當即批評有云：“陜西除吊兒嘴水利工程及先生（張子宜）所辦之孤兒院外，余皆為苛政，此蓋由于先生之事業偉大，目的正確，慈善為懷，始有此好評也?！?/p>

    此后，陜西慈善第一人張子宜和他的慈善事業備受世人矚目。

    發愿為民眾謀福祉 

    張子宜（1881年5月24日—1964年12月13日），老同盟會員，辛亥革命先驅，國民黨元老，近現代民主革命先驅，革命家、教育家、實業家，著名的慈善事業者，中國現代慈善事業先行者，陜西宗教界著名的愛國人士，杰出的基督教愛國主義者，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的先行者。

    1915年，袁世凱復辟帝制，12月蔡鍔等在云南組織護國軍舉兵討袁。1916年元月，革命黨人響應，在西安策劃和發動起義，張子宜是重要組織和領導者之一。2月22日夜，張子宜在西安紅十字會租住的宿舍家中被捕，押于西安西華門陸軍監獄。在獄中百余日，因是主犯被加以鐐銬，受嚴刑審訊，多次險遭殺頭。5月下旬，張子宜經陜西著名辛亥革命先驅焦子靜等營救出獄。與張子宜先后被捕入獄的三十多名西安起義主要人員，唯有張子宜一人出獄幸存。在監獄時，他說若能出獄，將畢生為民眾謀福祉，不為官，不為錢，不為名，不為個人利益。

    為撫恤反袁斗爭中犧牲的烈士親屬，他與新任陜西督軍陳樹藩意見相左，屢次拒絕后者封官許愿和給以錢財，專心致力社會慈善事業，追隨郭希仁等人修河渠、辦粥廠、救濟難民，參加地方賑務工作，任陜西賑務會委員。

    回陜后，張子宜想起辛亥革命犧牲的先烈遺孤，以及本省連年水旱災，流離載道，逐發愿在西安辦一所孤兒院，收容無依靠兒童。

    1921年，馮玉祥聘張子宜為陜西第一平民工廠經理，招收失業青年，學習工藝。1922年春，馮玉祥離陜，張子宜將此廠停辦，所余物資，造具清冊，函請馮玉祥同意，作為創建孤兒院之修建費。同年10月28日（農歷九月九日重陽節），在高增爵、郭希仁、馮玉祥（孤兒院名譽董事長）等人幫助下，西安孤兒教養院成立，張子宜任院長，由郭希仁任董事長，唐慕汾任名譽院長，收養烈士遺孤和貧寒孤兒，院址設在今西安市解放路中段東側（今西安民生百貨大樓處）。

    傾力舉辦孤兒院

    在積貧積弱的年代，百姓生活水深火熱，政府無暇顧及這些流浪失所的孤兒。唯張子宜心系平民，縮衣節食，不吸煙，不請客，不惜一切創建西安孤兒教養院，為此傾注畢生精力。為了專心致志地辦好這項社會慈善事業，他一生不置私產，孩子自幼，即語之日：“積財于子孫，子孫未必能守；積書于子孫，子孫未必能讀；不如積德于冥冥之中，以為長久之計。”

    孤兒院一帶原是滿城居住區，辛亥革命后成為廢墟，這里地下到處皆是滿人挖的存放馬匹的馬窨子，常常一場雨后地面便下陷一個坑，基礎非常不穩固，維修成為常態。當年為搜集蓋房的材料，也同樣頗費周折。孤兒院現場曾拆過一座破廟，取其舊建材蓋房，并要將廟里殘損的神像推倒。民間有神佛信仰，拆廟無懼，但推倒神像卻讓匠人們膽怯。為了消除大家疑慮，張子宜解釋道，建孤兒院是惠民善舉，神明會理解和護佑的，隨后用手握住系在神像上的繩子，大聲說道：“有事我擔！”眾人才聯手干了起來。

    事后社會上許多人說：張子宜在孤兒院住的房子（亦為辦公室），是拆了一座廟的材料建的，這在一般人是承載不起的。

    張子宜創建孤兒院得到社會上有識之士的大力支持。王陸一是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監察院秘書長，曾把他在西新街一院臨街房捐贈孤兒院，抗戰爆發南京失守后，王陸一回陜西，任國民政府監察院晉陜西監察史，因無處安身暫住其岳母家。張子宜先生聞訊后，隨即把其原房歸還，他說：“我一生不置私產，我辦的孤兒院再困難也不虧人的?！?/p>

    王陸一對張子宜很敬重，是張子宜的好朋友。王陸一年輕時經濟緊張時張子宜常予以資助，王陸一終生不忘；王有成就后，時刻不忘張子宜，對孤兒院給予很多支持。

    1926年，鎮嵩軍圍城，西安附近難民流落西安者不計其數。圍城初期，張子宜協助各慈善團體盡量收容難民，發給食品、服裝、藥品，向死者家屬發給棺木。當時西安各校，有部分學生留校未出城，到了后面有的已經斷炊，張子宜以私人名義借炊，救濟絕食學生，使大部分學生渡過難關。

    西安被圍期間，孤兒院已收容孤兒約一百名，圍城后期糧食斷絕，以麩皮等物充饑，繼而宰殺騾馬牛充饑。西安解圍后，馮公煥章到西安，張子宜當面報告圍城期間，為維持孤兒生活及救濟各中等學校學生，共借款若干。馮公慨然曰：“你借款救人，所有債務由我總部撥款清償?！?/p>

    圍城期間，城內混亂，由張子宜、劉含初、周伯敏、王授金、俞嗣如等任市民自救委員會委員，最大程度地保障了特殊時期西安城內的治安穩定，也大大增強了西安軍民御敵守城的決心。

    1929年，關中大旱，赤地千里，餓殍遍野，全省200多萬人活活餓死，200多萬人流離失所，800多萬人以樹皮、草根、觀音土為食，有的甚至人人相食，易子而食，慘絕人寰，而孤兒院無一人罹難。時鄧長耀任陜西省振務會主席，聘張子宜為委員，他雖患肺病三期，但協助鄧長耀、楊仁天等人籌辦全省賑務，百姓贊揚。

    1929-1930年陜災嚴重，省各縣賣兒賣女，青年婦女和女孩以年齡論價，每歲一元，其狀甚慘。張子宜找唐慕汾，由北平孝惠學社出資在眉縣設立收容所，先后收容女童百余名，后全部送進孤兒院，從此孤兒院開始收女孩。朱慶瀾將軍在西安籌款，由張子宜在關南會館處辦婦女習藝工廠，收容災民婦女入廠，紡線織布，災后送回原籍。他并在西安大差市、湘子廟街開辦舍飯場，救濟災民。

    同時，張子宜以個人名義致函國民政府，請南京國民政府來陜賑災。

    1930年，張季鸞自天津來西安，親自到院將孤兒生活攝制許多照片，回天津后將照片登載在大公報上，為孤兒院募捐數千元。張子宜遂將此款購買大卡車數輛，平時以拉運郵件（賺取運費）補助院中經費。張季鸞常說：“張子宜辦的孤兒院是陜西模范的社會事業，我每次到孤兒院都有許多感觸和收獲?！?/p>

    同年冬季，楊虎城將軍回陜，對兒童生活異常關懷。經楊將軍提議，由陜西省財政廳按月給孤兒院補助一定經費。楊將軍的母親亦慈悲為懷，多次捐款。1932年，楊母捐助500元，連同募集款共1000余元送至孤兒院，修建千惠堂樓房一座。楊母過生日，送禮人很多，楊母說：“把送的禮整理一下，送給張子宜的孤兒院去?！?/p>

    1937年，日寇開始轟炸西安，孤兒院兒童在張子宜帶領下整天躲炸彈。為躲避空襲，1939年5月孤兒院搬遷到西安南郊新開門村，借祠堂廟宇為教室給孤兒上課，但仍躲不過日機轟炸。

    一次，日機轟炸后張子宜來到長子張克顯家，打開大立柜門，拉開門內抽屜，發現抽屜里有400大洋。張子宜對大兒媳說：“日本鬼子把孤兒院的遠東旅社門樓炸了，院里最近資金緊張，把這400塊錢送到院里去修遠東旅社門樓?！眱鹤踊貋砗蟀彦X送給了院里，這是兒子和兒媳的錢，就等于捐給院里，足見張子宜以院為家，舍小家顧大家的精神風范。400大洋在當時是一個不小的數目。

    為抗戰勝利，張子宜傾盡家產，如此率先垂范，親力親為，在國家危難的情況下做大做強了慈善事業，他高風亮節，贏得了世人的崇敬。由于河南、山西等省相繼淪陷，大批難民涌入陜西。張子宜調整收容方針，優先收容淪陷區災童，然后收容陜西孤兒。

    所收孤兒不負期望

    抗戰時期，張子宜孤兒院收養大量抗戰或已殉國將士子女，悉心加以教育，俾其成才，抗戰勝利后所收子女由本院介紹轉入遺族學校。1937年全面抗戰開始后，張子宜將150名青年孤兒，通過西安八路軍辦事處，送往中共領導的陜甘寧邊區參加抗日，有的后來成為我黨我軍高級干部。

    據《西安孤兒教養院第十二周年紀念報告書》，孤兒院到1934年10月人數已達到708人。1947年，又成立職業班，招收本院小學部學生，學期三年，除講授一般中學課程外，又教給各種生產技術。在張子宜一視同仁的收容原則之下，西安孤兒教養院逐漸成為民國時期全國救助和教養貧困兒童人數最多的孤兒院。據1948年的不完全統計，經西安孤兒教養院救助和教養的兒童不僅人數眾多，達14000余名，且成果豐碩：先后留院306人，升學者462名，除285人在初高中、大學繼續深造以外，其他人進入各類專科學校，就業者共計3633名。

    西安解放后，張子宜于1950年將育幼院移交給人民政府管理，改名為西安市子宜育幼院，直至1984年先后改名七次，今為西安市第二社會福利院和西安市兒童福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