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記者 李慶

    9  月10日，世界自然基金會（WWF）發布最新一期《地球生命力報告2020》（以下簡稱《報告》）。其中指出，由于自然環境遭到破壞，造成包括新冠疫情在內的人畜共患病蔓延，在不到半個世紀的時間里，哺乳動物、鳥類、兩棲動物、爬行動物和魚類的全球種群數量平均下降了約三分之二。

    據悉，世界自然基金會每兩年發布一次地球生命力報告，此次報告由125名專家提供，他們跟蹤了近41000種脊椎動物的近21000個種群，發現其中生活在淡水中的動物數量下降了84％。人類與自然從未像現在這樣交織在一起，在過去的80年中，傳染病的發生率急劇上升，其中近一半與土地用途變化、農業和食品工業有關。該報告引用的另一項研究表明，源自動物的疾病每年導致約25億例疾病和近300萬人死亡……

    全球野生動物種群數量減少了68%

    此前，世界自然基金會在2016年發布的地球生命力指數表明，2012年，野生動物種群數量相較1970年平均減少了58%。2018年發布地球生命力指數表明，截至2014年，野生動物種群數量平均減少60%。今年的地球生命力指數中新增了近400個物種、4870個種群，監測顯示野生動物種群數量則在1970年到2016年間平均減少了68%。

    《報告》顯示，包括土地用途變化、野生動物利用及貿易等在內的因素加劇了地球應對大流行病的脆弱性，也是導致1970年至2016年全球脊椎動物種群數量平均下降68%的部分原因。例如把原始的森林、濕地變為農業用地，其它造成生物多樣性下降的原因還包括過度開發，例如過度捕撈造成漁業枯竭，以及氣候變化、污染和外來物種入侵。

    《報告》提出，地球生命力指數僅是顯示近幾十年物種種群嚴重下滑的眾多指標之一，除此之外，物種棲息地指數、基于世界自然保護聯盟瀕危物種紅色名錄的紅色名錄指數、生物多樣性完整性指數均指向過去幾十年間地球生物多樣性呈現凈減少的趨勢。

    世界自然基金會北京代表處項目主任李楠表示：“我們認為造成這種趨勢的主要驅動力還是人。WWF不反對發展，人口在增加，國際貿易在蓬勃發展，這些是非常好的成就，但人們也要認識到，這些成就也許建立在比較脆弱的基礎上，是以過度消耗自然為代價的。”

    五分之一的植物

    有滅絕風險

    與海洋或森林相比，淡水生物多樣性喪失速度更快。《報告》顯示，淡水地球生命力指數監測了944個物種、3741個種群，其數量平均下降了84%，相當于自1970年起每年下降4%。淡水種群數量下降主要集中在兩棲類、爬行類和魚類，且遍及全球所有地區，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尤為突出。

    除了野生動物種群數量減少，植物多樣性也嚴重下降。《報告》中提到，在對全球不同植物分類群和地區具有代表性的數以千計的樣本物種評估之后發現，五分之一（22%）的植物有滅絕風險，且大多數處于熱帶地區。備受歡迎的阿拉比卡咖啡豆在一份滅絕風險評估中被列為瀕危，并被預測其自然種群規模在2088年會縮減一半。

    這些下降的數據，如同大自然向人類發出的紅色預警信號，提醒著人們必須及時反省。

    原因令人深思

    除去物種形成與滅絕的自然原因外，動物種群數量銳減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

    第一，氣候變化。《報告》重點指出，氣候變化是威脅生物多樣性的重要因素，即便人類做出巨大努力來減緩氣候變化，單單氣候變化一項仍將造成最高五分之一的野生物種在本世紀面臨滅絕的風險，且最高喪失率將出現在某些“生物多樣性熱點地區”。

    根據世界氣象組織（WMO）發布的報告，2015至2019年是有氣象記錄以來最熱的五年，海平面上升、海冰消失及極端天氣增多等情況加劇；大氣中的溫室氣體濃度也上升到了創紀錄水平。

    而生態、物種進化是非常緩慢的，若氣候變化非常劇烈，生物緩慢的進化是無法適應這個速度，因而物種滅絕的風險呈指數型加速。

    今年2月15日，南極洲的氣溫首次超過20℃。伴隨著氣溫的攀升，南極大陸或正在快速消融，這不僅導致全球海平面加速上升，也對生活在南極的動物——企鵝，構成了致命的威脅。從1971年的10萬多對，到如今的5萬多對，近60％的企鵝已經因氣候變暖與融化的冰川一起消失了。

    2016年，第一個已知的與氣候變化有直接關系而導致滅絕的哺乳動物——澳大利亞的荊棘礁裸尾鼠，也是大自然的一個嚴酷提醒。

    第二，土地、海洋資源過度開發。

    過去幾十年陸地系統生物多樣性喪失的最重要直接驅動因素是土地使用的變化，土地資源的占用直接導致物種棲息地的減少，使很多動植物“無家可歸”。

    自工業革命以來，人類活動不斷加速著森林、草原、濕地和其他重要的生態系統的退化。至今，地球上85%以上的濕地已經消失；原始生態環境轉變為農業系統；而大部分海洋已經被過度捕撈。

    《報告》指出，為農業糧食用地而砍伐森林是物種減少的主要原因，適宜物種棲息的生存環境正因此而逐年下降。

    聯合國2019年發布的生物多樣性報告也顯示，目前全球1/3的土地和3/4的淡水被用于農作物種植和牲畜飼養。人類活動“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威脅到其它物種”。

    第三，食品浪費也會對自然界產生巨大影響。

    據估算，在全球范圍內人類生產的所有食物中有至少1/3是在運輸過程中損耗或丟棄的，這個數字大約為14億噸。而生產這部分被浪費的糧食所排放的溫室氣體至少占全球溫室氣體排放的6%，是每年航空業溫室氣體排放的3倍。

    很多人并沒有意識到食品的浪費也會對自然界產生的巨大影響。溫室氣體排放的一個主要來源是肉類生產，比如反芻動物（主要是牛羊）在消化過程中產生甲烷。另外，放牧占用了全球許多耕地，使生物棲息地銳減。

    土地、海洋、氣候……這些生物生存要素的惡化，都與“人類活動”密不可分。

    WWF北京代表處副總干事周非表示：“如果人類依然忽略來自大自然的預警，我們的食物、生計、健康和未來將不可避免地受到影響。”

    自2017年開始，世界自然基金會和40多所大學、環保組織以及政府間組織組成的聯合體——“扭轉曲線倡議”（Bending the Curve Initiative）開始研究扭轉生物多樣性喪失的各種路徑并進行模型推演。這項研究及其成果是《報告》中的重要內容，它聚焦于生態保護與現代糧食系統轉型，通過模型證明，人類可以遏制并且扭轉因土地利用改變而造成的陸地生物多樣性喪失趨勢。

    “扭轉曲線倡議”認為，加大保護力度是扭轉生物多樣性下降曲線的關鍵：比任何其他單一類型的行動更有力，增加的保護行動將收窄未來生物多樣性的進一步損失，并使全球生物多樣性走上恢復軌道。只有將保護目標與圍繞生境轉化驅動 因素的針對性措施相結合，采取綜合手段（例如采取可持續生產或消費的干預措施，或者最好兩者兼顧），才能成功扭轉生物多樣性喪失的曲線。

    “我國近年來劃定的生態保護紅線，規定最重要的保護區域，以最嚴格的方式進行監管，就是一項很好的創新。”李楠說，“公益機構開展的項目，包括螞蟻森林之類互聯網產品，把公眾和環境保護聯系在一起，也能提高公民的環境保護參與度。”

    消費者同樣能夠為扭轉生物多樣性喪失貢獻自己的力量，李楠提道：“消費者可以更多地選擇本地產品，消耗能源更少的產品，經過認證的產品。”她說：“例如有些泡面會使用棕櫚油，但對棕櫚油的生產如果不經規范管理，很容易造成毀林。如果消費者對這類信息多加了解和關心，消費側的改變可以帶動上游生產供應鏈的調整，進而達到保護的目的。”

    全球性保護已刻不容緩

    針對人類遇到的以上挑戰，全球性保護已刻不容緩。生態環境專家從已知經驗中給出以下幾方面措施：

    第一，清潔能源、低碳排放，倡導從化石燃料轉向清潔能源，減少碳排放量。

    第二，提高公民環保意識，加強保護生物多樣性教育與宣傳，增強公民自我環保意識。

    民眾可以通過改變飲食習慣和出行方式等，為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保護貢獻力量。當然，這并不意味著每個人都要成為素食主義者，而是要在肉類、蔬菜和水果等食物之間找到平衡，更多地步行外出或者騎自行車。

    第三，改變生產和消費食物的方式。只有開展更大膽的保護工作，對人類的生產和消費食物的方式進行變革，才能更迅速地減輕對野生動物棲息地的壓力，從而扭轉生物多樣性下降趨勢。改變包括提高食物生產和貿易的效率和生態可持續性，減少浪費，鼓勵更健康、更環保的飲食等。

    可通過合理規劃土地來提升耕地的可持續性，為物種生存提供更多空間，同時減少食物浪費、改革生產供應方式，爭取更有效地利用資源，促進可持續飲食。

    第四，亟須采取全球一致保護行動。全社會需要行動起來保護自然生態系統，維護生態平衡。

    世界自然基金會總干事馬可·蘭博蒂尼表示，人類對自然的日益破壞不僅對野生動物種群，而且對人類健康和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造成了災難性的影響。特別是在冠狀病毒病（COVID-2019）全球大流行期間，采取前所未有、協調一致的全球行動，遏制和扭轉生物多樣性和野生動物數量在全球范圍內的喪失，保護我們未來的健康和生計，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重要。

    諸如糧食生產用地與生物生存環境之間的矛盾、極端氣候頻發等問題仍舊是當前生態環境保護的主要矛盾，全球亟需找出達成人類和自然永續和諧共處的最佳方案，來平衡人類發展與生態保護之間展露的問題。因而，全球協調一致的保護行動至關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