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8月，多地政府召開“99公益日眾籌動員部署大會”的現象在草根公益界引發悲觀情緒。事實上，沒必要這樣悲觀。“國家隊”再強勢，慈善項目還得由民間公益機構來執行，官民之間如何進行妥善的分工合作是真正需要討論的問題。

    騰訊主辦的“99公益日”已進入第六個年頭，在過去的幾年里，許多原本在政商庇護下沒有競爭、不思進取的慈善組織不得不思考如何去爭取公眾的“選票”，許多偏安一隅、自娛自樂的公益機構開始從全行業、大社會的維度進行合縱與連橫。

    應當說，這是一種進步。

    騰訊的“99公益日”為公益界帶來了兩條發展線索——一條明線，一條暗線。

    明線是競爭。通過構建慈善市場，讓網友用捐贈的方式投票選出他們最喜歡的公益慈善組織，并注入資源使這些被選出來的組織發展壯大。

    暗線是聯合。在一致的規則之下，人們想贏就得合作，其中影響最深遠的是有公募權的官辦慈善組織與沒有公募權的民間公益機構之間聯合。

    我國從計劃經濟的時代轉型而來，就像公司有國企和民企的區別，慈善組織也有“官辦”與“民辦”的分野，擁有公募權的官辦公益組織是“計劃”的一部分，由政府背景深厚的人士擔任法人代表，接受政府的“業務指導”，是各級政府在處理民生事務的得力助手。

    上世紀70年代末，中國改革開放，政府在經濟領域引入了“計劃外”民營企業的同時，也對逐步民間公益組織解禁，但對于此類NGO，政府并不太放心，在允許其發展的同時，也設立了種種限制，其重要的限制之一，就是“非公募”的約束——未經批準的公開募款被定義為非法。

    但這種“雙軌制”的慈善制度，在社交媒體興起的2011年之后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因為網絡社區中高頻率的信息交流，公民在網絡上的募款變得難以追責了。在2011-2014的幾年里，監管部門的官員一度感到很為難，一方面，監管網絡上無處不在的募款行為在技術上難以實現，而另一方面，一部分開明的官員也覺得公益組織向愿意支持他們的人群募款，在情理上并沒有什么錯。

    在99公益日的模式里，擁有大流量平臺的騰訊、擁有公募資質的基金會、擁有實際解決問題能力的公益組織有明確的分工，公益組織將項目提交到騰訊的網絡平臺，公募基金會以“認領”的方式與民間機構建立合作關系，如此一來，沒有公募權的民間機構就可“借殼上市”，合法募捐了。

    在理論上，“99公益日”能導演一個多贏的結果：官辦慈善組織有了更強的存在感；民間公益機構獲得了更多的捐款；拿出資金進行配捐的企業得到更好的社會口碑；而公眾也很開心，比之以前，他們的選擇更多了，以往是被動地“響應號召”，現在可以“自由選擇”了。

    但實際情況比較復雜，合作的前提是各方實力對等，但我國的民間公益機構因發育遲緩，先天不足，其實力與官辦慈善組織、大企業相差得很遠，特別在國家號召“精準扶貧”之后，政府、企業均加大了對慈善事業的投入，他們與民間公益機構的實力差距就進一步擴大了——實力相近的合作叫合作。

    話語權的不對等讓不少民間公益機構的萌生去意，但“脫鉤”則很有可能是一個雙輸的局面。在我看來，以“99公益日”為平臺的聯合勸募依舊是目前最好的，讓官辦慈善與民間公益得以靈活合作的方式。但這個方式目前遇到了挑戰，這些挑戰部分是因民間公益機構能力不足而產生的，但主要原因是部分地方政府“越位”“錯位”，對社會運行規律不夠尊重。

    事實上，近年躥升的公益機構幾乎都有“官民合作+互聯網”的要素。簡單舉兩個例子：

    一、北京新陽光慈善基金會（民辦）。疫情期間，武漢“封城”，捐贈資源集中交給當地官辦慈善機構，許多全國性公益機構毫無辦法，但北京新陽光慈善基金會表現出色，他們與湖北省慈善總會有長期的合作，也熟悉當地醫院，這讓他們成為了連接官民的橋梁，在疫情初期很有針對性地捐贈了許多款物。

    二、深圳市慈善會（官辦）。深圳慈善會是近年“99公益日”籌款額上升最快的機構之一，2018年排名第二，2019年排名第三，2019年籌資額超1億元。翻開深圳慈善會的項目清單，可以發現他們的“秘訣”：他們聯合129個社會組織伙伴一起上線募捐，上億的善款是官民合力大家一起籌的，最后會給到各個執行機構。一個細節可以說明民間機構起到了多大的作用：2018年99公益日，德義基金3天籌款2100萬元，占當年深圳慈善會總額超過36%。

    官民合作才是“99公益日”正確的打開方式，雙方磨合順利，則社會受益，雙方合作不暢，政府不信任民間，就沒有人是贏家。、

    “公益資本論”創始人  黎宇琳/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