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何

    如果不是新冠病毒的突然暴發，很少有人會注意到，即使是城市夏夜也很常見、但又在人們日常生活中幾乎毫無存在感的這種動物——蝙蝠，恰恰處于國家法律的一個真空地帶。

    現行《野保法》中規定，‘本法規定保護的野生動物，是指珍貴、瀕危的陸生、水生野生動物和有重要生態、科學、社會價值的陸生野生動物’。總量占據已發現哺乳動物近五分之一的蝙蝠類不在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名錄之內，‘有重要生態、科學、社會價值’的‘三有’動物另有國家級名錄規定，蝙蝠同樣不在其列。

    和它一樣位于‘法外之地’的還有一千余種動物：中國有自然棲息的所有陸生野生動物當中，有多達1077種目前不受法律保護。

    野保法在保護誰

    2020年，我們在全球性災難來臨之際認識到了自己的渺小，本次幾乎所有提交給全國人大的修法建議方案都提及，要將“生態安全”“公眾健康”加入野保法的立法目標。

    但與此同時，絕大多數修法建議都仍將“改寫‘利用’法，建立‘保護’法”置于修訂工作的首要位置。

    這是2016年上一次大規模修法遺留下來的未竟之業。那一次，投入到修法工作中的規模和陣容可謂空前，但最終的結果卻并不盡如人意：2016年版《野生動物保護法》盡管也在開篇寫入了“維護生物多樣性和生態平衡，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卻仍把野生動物視為一種“資源”，就其落地功能而言，依然是一部“利用”法。

    “2016年我們期望很高。”問及此事，張伯駒承認，“但最終沒能成功，修法過程在不斷后退，和立法機構能夠實現對話的公益組織和動保組織仍然很少，太少了。”

    在推動修訂的這一側，對于修法方向已有基本共識：第一個任務，是要將“有規定的物種保護，沒有規定的物種就可以任意利用”的舊思路推翻，變成“有規定的物種有限度利用，沒有規定的物種一體保護”；第二個任務，則是將保護的內容不僅擴大到全部非規定野生動物個體上，還要將野生動物棲息地也納入進來。

    這些努力的根本目標在于維護生物多樣性——需要保護的不只是某一個珍稀物種，也不只是某一些“外表可愛的”野生動物，而是要保住多年無限度開發以后，在許多地方已經搖搖欲墜的生態系統，是要改變以稀有程度和利用價值來衡量野生動物價值的思路，以維護生物多樣性為目的，承認各種野生動物在生態系統中應有的位置。

    但對于公眾來說，“保護生物多樣性”一類宏大目標顯得太過虛無縹緲，2016年的修法工作最終幾乎退回起點，環保圈外的大部分普通人甚至沒有留意到這個消息。

    即使科技水平發展到今天的地步，人類依然無法預知，如果觸動生態鏈中的某一個環節，會不會在某個地方造成災難。

    “無論你想不想承認，人和動物確實是拴在同一根線上的螞蚱。”“自然之友”的合作伙伴之一、致力于一線野生動物研究和保護的“貓盟”在最近的一篇推文中寫道。

    作為先行者，這些認知對他們已是老生常談，但多年來仍苦于難以爭取到公眾的足夠支持：野生動物保護法的根本問題，在于如何認識和評估人類自身的利益所在。

    以人類為唯一利益出發點選擇“消費”自然，往往指向人類無法承擔的后果。

    產業怎么辦？

    在修法動向成為微博熱搜常客的此時此刻，相關爭論也達到空前程度。自全國人大2月“最嚴禁食令”下達以來，多家媒體關注了禁令之下原有養殖戶的生活境遇，進一步將修法的正當性推向了風口浪尖。

    網紅“華農兄弟”和他們養殖的竹鼠，在這一波爭議中成了雙方論戰的代表題目：他們此前兩年里在各視頻平臺上發布過的“竹鼠被吃的一百個理由”舊作，在今年前兩個月的疫情高峰時段里一度被人刷滿了辱罵評論，但3月以來有關他們遭遇的報道陸續出臺，在社交媒體上又引起了一波“極端環保分子不顧貧困戶死活”的激烈指責。

    “把事情極端化無助于解決問題，對于意見的任何一方都是一樣的。”張伯駒說。在他看來，推動立法的過程，也就是各方利益充分參與博弈、在對話中尋找共識的過程，而對于如他一樣的修法推動者來說，利益群體和相關產業是一個必須正視、也值得充分討論的問題。

    從華農兄弟的竹鼠說開去，網友們的關注點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原本合法的生意突然被叫停，相關產業從業者的利益如何保證，損失誰來承擔，會不會導致一部分養殖戶因此返貧；“一刀切”式禁止食用和消費野生動物，會不會造成意想不到的更大問題；過去常因落實程度不盡如人意而遭遇詬病的野保法，在新修后就能不一樣了嗎？

    而在修法推動者的角度，“當前存在產業和從業者”與“該產業有權利繼續發展下去”更像是兩個層面的問題：“相關產業從期待上應當是一個夕陽產業，從市場來說也難以成為一個朝陽產業。”張伯駒解釋，“一方面人對于‘野味’的好奇心和欲望已經在不斷消退，過去可能有過的那些集體記憶正在消逝，目前物質比較豐富，蛋白質攝取也有足夠來源，年輕一代獵奇心態的注意力已經轉移，這些因素都導致市場的剛性增量非常欠缺。”

    在修法的大方向之外，執行細節上的合理變通是這些修法推動者們同樣關心的問題：事實上，叫停相關產業涉及到的不止有“從業者怎么辦”，更為直接的是“養殖動物怎么辦”：就地解散行不通，龐大的養殖數量導致它們一旦進入野外，很快將帶來新的生態災難；而全部撲殺，是任何人都不愿看到的場面。

    “這是考驗政策制定者和執法者智慧的時候。”張伯駒表示，目前各方討論中的解決方案主要包括設定更長轉型期和建立養殖利用“白名單”制度，為法律最終落地搭建一定的靈活度，但具體操作仍需進一步完善。亟需改變的是當前“不禁止就可利用”的法律環境，而已經存在的那些產業鏈，現實決定了它們更適合慢慢來。

    當然，人少不是被犧牲掉的理由，人多也不能成為“占理”的原因。如何平衡產業利益與公共利益，是這些已努力十余年的公益機構仍在面對的課題。4月開始，“自然之友”與其他伙伴合作，在微博上推出了一系列微訪談活動，關注度遠超想象，其中最熱的話題，無不與開發和保護的界限問題相關。

    “公眾一定要參與到這些討論和行動中來，能夠改變很多。”張伯駒說，“最有可能決定產業命運的不是法律也不是政策，而是消費者的意愿。”沒有買賣就沒有傷害，在這里或許依然適用。

    仍在前行

    幾乎所有自然保護參與者都有屬于自己的執念與啟蒙時刻，對于張伯駒，那是夏夜在長白山原始森林中孤身向前的一段路程：起初仍有來自村莊和公路的光與聲，漸漸地都被拋在身后，逐漸降臨的黑暗與恐懼越來越甚，迫使他折返，卻也吸引著他一次次嘗試。

    如同一種命運的隱喻，這條路并不平坦，一旦開始，卻讓人欲罷不能。

    早年，剛剛進入“自然之友”的張伯駒曾致力于與垃圾焚燒發電廠的污染行為“作斗爭”，但成功推動兩三座焚燒廠停建之余，他看到的卻是利益鏈條推動下成百上千座發電廠正在拔地而起，伴隨的是污染排放和對環境健康的持續影響。

    必須從參與立法和監督執法入手，張伯駒和同伴們因此踏上了推動環境立法的漫長道路。

    在這個春天，他為之奔走數年的“綠孔雀案”終于初戰告捷，自然之友努力了近二十年的野保法修訂，也正在迎來又一次窗口期，張伯駒仍抱持著謹慎的樂觀態度：盡管推動改變依然艱難，但過去十年，公眾對環境和自然的認知與態度，都已經真真切切地改變了很多。

    他常常向人回憶起自己參與2016年野保法修法時，發生在修法討論會上的一幕，那一次，包括自然之友一名代表在內的“保護派”只有三人在場，而坐在對面的卻足足有十幾家機構的代表，分別來自商業利用野生動物產業鏈的各個領域和各個環節。

    利益群體是現實的，是具體的，其存在也合理合法，有它們各自具體而微的訴求和主張。

    只是，當代表產業利益的人積極參與到立法環節，公共利益的代表們，尤其不應退縮。

    （據微信公眾號“世界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