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記者 文梅

    近日，由印第安納大學禮來家族慈善學院研究撰寫，‘美國施惠基金會’出版的2019年《美國慈善捐贈報告》正式發布。

    報告顯示，在2019年，美國個人、遺產捐贈、基金會和公司向慈善機構捐贈了約4496.4億美元，成為有史以來慈善捐贈最多的年份。以現值美元計算的慈善捐贈總額比2018年的4314.3億美元捐贈總額增長了4.2%（經通貨膨脹調整后增長了2.4%）。以當前美元計算，2019年的捐贈金額達到了迄今為止的最高水平。經通貨膨脹調整后，捐贈總額達到歷史第二高的水平，僅略低于2017年達到的歷史最高美元數額。

    個人捐贈依然是歷年美國慈善捐贈的重頭部分。2019年個人捐贈總額約為3096.6億美元，在2019年增長4.7%（經通貨膨脹調整后增長2.8%）。經通貨膨脹調整后，個人捐贈達到了有記錄以來第二高的總金額。

    在美國慈善捐贈中，個人捐贈一直占大頭。有一種說法認為‘稅收優惠政策始終是推動個人捐贈熱情的直接動因’，但這真的只是唯一原因嗎？已經在美進修半年多的國內籌款行業培育平臺方德瑞信負責人葉盈認為‘不盡然’，瑞森德公益籌款人訓練營運營主任巖松亦表示，美國個人捐贈量居高不下與人際社交需求也有著十分重要的連帶關系，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清華大學公益慈善研究院副院長賈西津則從形成美國慈善捐贈體系的三種奠基精神層面予以了分析。

    慈善捐贈去向哪里

    《美國慈善捐贈報告》顯示，2019年美國個人捐贈總額約為3096.6億美元，同比增長4.7%，經通貨膨脹調整后增長2.8%，個人捐贈達到了有記錄以來第二高的總金額。

    2019年遺產捐贈額估計為432.1億美元，與2018年基本持平，增長率為0.2%（經通貨膨脹調整后為下降1.6%）。遺產捐贈往往每年都有很大的波動。

    國內籌款行業培育平臺方德瑞信負責人葉盈說：“如果你把近幾年的美國慈善捐贈報告拿到一起看，會發現其捐贈特點、善款流向和構成比例相對還是很穩定的，不會有太大變化，除非有大的金融危機或者突發情況，則另當別論。”

    葉盈自2020年1月赴美進修，通過實地學習和觀察，對美國慈善捐贈的發展現狀及其背后的成因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她認為個人捐贈成為美國捐贈主體一點也不奇怪，這是歷史因素和現實發展融合的結果。

    “因歷史原因，美國人形成了一種普遍的觀念，即認為個人不能給政府讓渡過多權力，因此個人應該主動在公共利益上承擔更多責任。因此，從小美國人就被教育引導要關心社會公共議題、參與志愿服務、支持公益慈善機構，尤其是關注本地社區的公益慈善機構。美國籌款市場競爭非常激烈，公益慈善機構類型多種多樣，人們選擇性也比較大。”葉盈說這種印象源于自己的真實感受。

    在美進修期間，葉盈曾居住在已經退休的Whitney夫婦家中，老兩口基本上每天都能收到四封以上的傳統勸募信件，接到各種各樣的勸募電話，以及直接上門的勸募。但這老兩口對選擇什么樣的機構捐贈有著十分清晰的目標，除了給一家在他們看來與自身價值觀十分吻合的電視臺捐贈以外，他們還給三個不同的慈善機構捐贈，其中一家是專門為非裔美國兒童提供閱讀教育培訓的慈善機構，以及送餐類的“食物銀行”慈善項目和當地社區垃圾回收環保項目。

    報告中慈善捐贈受資助者的特點和數據印證了葉盈的看法。2018年至2019年，對宗教的捐贈增長了2.3%，估計捐贈額為1281.7億美元；對教育的捐贈估計增加12.1%，達到641.1億美元；對社會服務的捐贈估計增加了5.0%，總額為559.9億美元。對基金會的捐贈估計增加了2.5%，達到535.1億美元。對藝術、文化和人文組織的捐贈估計增長了12.6%，達到216.4億美元；對環境和動物保護組織的捐贈估計增加了11.3%，達到141.6億元。這也是該領域捐贈的連續第六年增長。

    該報告研究撰寫機構負責人、禮來家族慈善學院學術項目執行副院長帕特里克·魯尼（Patrick M. Rooney）博士說，2019年受資助組織的結果與其長期以來看到的趨勢一致。一般來說，當出現廣泛的經濟增長時，就會反映在對各個領域的捐贈增加；然而，對宗教的捐贈通常受經濟變化的影響最小。

    宗教捐贈緣何受經濟變化的影響最小？賈西津認為，在美國慈善捐贈體系形成的三種奠基精神當中，宗教信仰帶來的引領效應不容質疑。美國的慈善源于基督教，在基督教義的指引下，信眾們互為兄弟姊妹，充滿著基督指引下的博愛精神，這些都對其慈善文化的社會化普及有著深遠的影響。雖然這么多年過去，最初由宗教信仰造就的慈善已經逐漸世俗化，但由其衍生而來的這種精神內涵已經根深蒂固了。

    巖松則是站在經濟學的角度去審視和考量。他說，美國社會發展形態呈“橄欖型”，社會治理模式是典型的小政府，大社會，慈善文化已經在其百年探索和實踐中逐漸滲透到了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多個方面，且從2017年以后至今的幾年間，美國經濟增長一直呈現穩中有升的態勢，整體發展比較成熟，所以個人捐贈始終比較穩定。

    巖松說：“美國個人捐贈之所以較為突出，有利己和利他兩個層面，他們已經將個人的興趣、權利以及由此獲得滿足和收益融匯一體，達成了和諧統一，所以美國公益慈善的觸角才可以真正觸達社會公眾生活。公眾基于自己的認知和判斷，將手中的鈔票捐贈給了他們認為值得信任的慈善組織和公益機構，去幫助他們實現助人、利他的動機和愿望，說白了就是——你能做到我想做但做不了的事情，并且做的不錯，那我就捐錢給你。”

    稅收優惠并非唯一

    《公益時報》記者提出，稅收優惠政策是否是美國個人捐贈熱情始終趨于穩定水平的唯一原因？上述三位業界人士給出了不同的答案。

    葉盈說：“如果針對小額捐贈的那部分群體，其實稅收的影響沒有我們想象的那么大。而且你去研究目前經過修改的美國稅法，其實已經對個人向中小型慈善機構的捐贈沒有太多利好，并不能夠享受到令人滿意的優惠和福利，這一點尤其對中產階層影響較大。就此而言，我不覺得‘稅收’這部分因素對美國個人捐贈有多大的誘導作用，影響個人捐贈者捐贈動機的因素其實還有其他，諸如對教育的關注、信仰的虔誠，以及強烈的社會公共精神和公民意識等。”

    賈西津認為，除了宗教信仰形成的捐贈熱情，美國也是一種通過自助傳統形成的自治社會，人們有事相互幫助，共同解決，志愿精神十分凸顯。另外，由于其資本市場發達，財富累積到一定程度以后，也因受到基督教精神造就的慈善文化的耳濡目染，他們對財富的認知有著自己的判斷和把握，覺得即便自己擁有了財富，也不可以恣肆揮霍，當他們發現慈善捐贈成為可以助力自身實現財富合理支配使用的一種美好途徑，你就會看到，他們的主動性是非常強的。

    “應該說，觀念和制度的雙重因素形成了美國個人捐贈力量的持續強大，究根溯源，美國公益慈善的發展進程也是圍繞著個人捐贈歷史的發展而來的。”她說。

    巖松則表示，對于個人捐贈者而言，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在于無論是捐100美元，1萬美元或者100萬美元，盡管捐贈數額不同，但他們都可以通過慈善組織找到與自己捐贈訴求相對應的公益項目和服務模式，豐富而多元的社會服務參與模式，這為中國公益慈善行業進行供給側改革提供了參照。

    他說，很大程度上，慈善捐贈更多地滿足了捐贈者本身的自我需求——獲得更多的話語權，獲得更多的成就感。比如，通過長期慈善捐贈成為社區當中的意見領袖，建立更高層次的社交網絡，找到自己感興趣的社群和人際網絡，特別是可以結識一些高層次的人脈資源，這會對捐贈者的個人提升和企業發展等帶來正向影響，這也相當于一種非常值得的投資。 

    延伸閱讀

    葉盈觀察：新冠疫情暴發至今，歐美慈善捐贈有何變化？

    ★電話勸募成功率提升

    與目前國內生活高度依賴互聯網有所不同的是，歐美人還是非常依賴線下社交的，因疫情在家隔離久居，他們會非常不習慣。以至于在歐洲出現了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電話籌款的成效較以往大幅度上升，主要原因竟然是人們“宅家”實在過于寂寞，剛好有慈善機構的勸募電話打進來，索性借此機會聊聊天，解解悶。據相關調查數據顯示，新冠肺炎疫情期間，接到勸募電話的民眾對籌款機構的態度也比從前親切溫和了許多，且平均接聽時長比過去增加了大約15分鐘，電話勸募的成功率也翻倍，這是一個非常驚人的增長量。

    ★浪貓狗領養率提升

    據調查顯示，疫情期間歐美民眾對流浪貓狗的關注和救助熱情也較以往明顯提升，領養率也有所增加。葉盈笑言，這也許是人們在孤獨寂寞時意識到諸如貓狗這類伴侶動物可以帶給自己慰藉和放松，所以自然而然注意力對其有所集中。

    ★線下籌款多轉為線上

    據悉，疫情期間，歐洲的一些大型公益慈善機構果斷放棄了如慈善晚宴、拍賣、街頭勸募等線下傳統籌款方式，開始轉為線上籌款，有些知名的慈善機構甚至果斷砍掉了所有線下籌款的支出，將其投入到線上籌資的配置渠道，據說效果非常不錯。要知道，過去線上籌款對這些機構而言只是補充。

    這種情況當然僅屬于少數大型慈善機構的能力調配，因為他們手里有充沛的資金可以靈活周轉，但對于中小型慈善機構來說就很難了。

    ★個人捐贈更傾向身邊

    美國“捐贈星期二（Giving Tuesday）”在2020年4月發布的一個觀察表明：疫情期間，美國人的單筆捐贈額度和捐贈資金更傾向于投向身邊的社區和民眾，全國性的慈善組織支持率呈明顯下降趨勢。支持本地公益慈善機構的單筆平均捐贈額為276.3美元，而支持全國型機構的單筆平均捐贈額為137.96美元。平均每個本土公益慈善機構能得到416位捐贈人的支持，而平均每個全國型公益慈善機構的捐贈人數量僅為293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