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陳曉平

    清末，省港地區先后于1894年、1900年暴發大規模鼠疫，死亡人數超過10萬人。當時政府的行政力量薄弱、財政資源有限，民間慈善機構挺身而出，肩負起抗疫重任：配制派發丸藥、廣泛印行抗疫藥方、設立隔離棚廠收治病人、組織消毒，達到一定的抗疫效果。廣州愛育善堂更是打破畛域之分，促成地方政府改變禁令，大規模接納香港病人回省就醫，展示出“大愛無疆”的人道主義精神。廣州方便醫院也在抗疫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并逐漸成為民間慈善主力。

    挺身抗疫，厥功甚偉

    清末流行于嶺南地區的腺鼠疫，自云南邊境地區暴發后，沿著商路經北海傳播到香港、廣州，再傳染至省內城鎮鄉村。這與當時城市化加速、輪船航運興起、人口流動規模擴大有著最直接的關系。典型的鼠疫癥狀，是在腹溝、腋下等處出現腫塊，伴有發燒、昏迷等癥狀，若本身健康狀況不佳未及時救治，兩三天內即會身亡。

    1879-1890年間，廣州及其附近已有疑似鼠疫病例出現，但大規模的暴發則是在1894年。1月16日，廣州博濟醫院女醫生賴瑪西前往王將軍府邸為其兒媳診病，發現其腹溝有腫塊，此為廣州城內經西醫確診的第一例，隨后這個婦女經過治療痊愈，但其他市民卻沒有這么幸運。

    從3月1日開始，陸續有報紙報道出現疫情。4月中下旬，大南路附近的南勝里出現了大批感染者，疫情隨即向周邊擴散，商業繁盛的西關成為重災區。到6月份，廣州已有4萬余人死于鼠疫，高峰期每天有四五百人死亡。據估計，這一年因鼠疫致死者約有7萬人，以廣州總人口100萬計算，這個比例十分驚人。

    但兩廣總督李瀚章在給朝廷的奏折中，竟絕口不提疫情，同時也沒有采取有效應對措施。地方官員無所作為，廣州民間慈善人士及慈善團體則挺身而出，捐資舍藥，設立救助場所救治民眾。

    省港鼠疫第二次大暴發，實際跨了1899、1900、1901三個年頭。在兩次鼠疫高峰期，民間慈善機構挺身而出，彌補了政府行政能力的不足，治愈不少染病者，收埋病死者以避免二次傳染，厥功甚偉。

    鼠疫從云南沿著廣西、粵西向東傳播，粵西地區較早受到影響。廉江縣名醫羅汝蘭根據吳宣崇手稿《治鼠疫法》，結合經典醫術和本人臨床經驗，寫成《鼠疫匯編》一書，為我國第一部治療鼠疫的專著，頗具效驗。各善堂、書局迅速將該書翻印并派發給市民，使其知悉預防、治療方法，取得良好效果。廣州愛育善堂在該書基礎上，匯集專家意見，迅速刊行《急救鼠疫傳染良方》。除搭建棚廠隔離治療病人外，各善堂還組織人力物力對一些病例多發地進行了消毒處理。

    民間善堂，應時而生

    在萬眾一心抗擊鼠疫過程中，原有慈善機構煥發活力，也催生了大批新的慈善機構。

    省躬草堂誕生于1894年，專為應對鼠疫而創辦，位于番禺縣署西面（今越秀區德政北路393號）。面對洶涌而來的時疫，番禺縣署師爺潘寶善聯合文士、商人，以神仙“廣成子”名義發布藥方，制作藥茶、丸藥、丹水、丹酒，免費派送或低價出售給市民。草堂也提供“神符”供給市民用以“辟邪”，還請神仙“出巡清疫”，這是傳統社會應對瘟疫的舉措，從科學角度看，可以看成是一種“安慰劑”，用來撫慰大眾，平息驚慌情緒。

    省躬草堂弟子名中醫勞守慎，對防治鼠疫素有研究，1903年出版《惡核良方釋疑》一書，綜合廣東各醫學名家的鼠疫治療方案，提出獨到見解。省躬草堂在廣州服務市民數十年，1933年在香港大埔設立分堂，1953年廣州總堂停止活動，大埔省躬草堂接續了廣州慈善傳統。

    鼠疫在1894年來襲時，廣州西關紳士劉學詢以兼善堂名義捐資在黃沙江邊設立“施醫養病所”，搭蓋棚廠收治病人。他選擇這個地點費了不少心思，一是當時還屬于偏僻地帶，人煙稀少，便于隔離；二是靠近珠江，病人可以用船送達。入住病人凡家境貧寒者，醫藥費全免；若不幸病亡，由兼善堂代為殮葬，以杜絕二次傳染。搭蓋棚廠集中收治的方式也起到隔離病人、避免傳播的作用。同時，兼善堂每天公布痊愈、病故、施棺明細人數，管理頗為完善。從6月1日至7月2日一個月內，收容就醫男女共1050名，痊愈者301名，病故棺葬者596名，留醫者153名。到7月下旬，兼善堂已收治數千人。

    潤身社原是一家文人結社，成立于1869年。1884年鼠疫流行時，病人多無錢醫治，東關汛一帶死亡枕籍。原籍廣州的澳門商人曹雨亭捐資購置大屋作為堂址，提供給潤身社向百姓施醫贈藥。該社應民眾所求，擴大征集會員，改組為“潤身善社”，聘請醫生駐堂坐診。潤身善社從此聲名鵲起，到1906年躋身廣州“九大善堂”行列。

    方便醫院，至今行醫

    廣州方便醫院，是廣州市第一人民醫院的前身，1894年為治療鼠疫而創辦。在之后的一個多世紀里，這家醫療機構垂愛人間，救治無數傷患，體現了高度的人道主義精神。

    廣州原有城北方便所，位于三眼井（今應元路北面），既為市民提供簡易治療，也收殮一些無主尸體。1894年鼠疫大流行時，紳士吳玉階等發起成立城西方便所，收留疫癥病人，但經費拮據，只能勉力維持。1900年，第二波鼠疫高峰來臨，著名慈善家陳惠普見這家機構缺乏經費，遂召集廣濟醫院、愛育善堂、崇正善堂等同仁開會，決定由全市七十二行商人實施持續捐助，為城西方便所興建房舍一百多間。1901年，改稱城西方便醫院，后將城北方便所并入，改名為廣州方便醫院。

    廣州方便醫院“一聞災即赴救，不避艱險，不計日夜，不論遠近，不避時疫，親理患者，親濟災民”。醫院規定董事（高層負責人）必須站在第一線執行最危險的任務，以此激勵醫務人員不避艱險、奮勇救人。方便醫院慈悲為懷，免除病人就醫費用，殮葬病死者；同時還擔負起收治港澳回穗病人的重任。據統計，兩次鼠疫高峰時期，方便醫院收治病人達到萬人以上。

    為應對十分兇險的疫情，1901年方便醫院聘請名醫梁龍章坐鎮。梁龍章從1894年開始就深入研究用中藥治療鼠疫的方案，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寫成《辨證求真》一書，被中國紅十字會會長沈敦和譽為“專治鼠疫之無上寶筏”。

    廣州方便醫院以其出色表現，獲海內外各界人士的高度贊揚并獲大量捐款，到民國時期成為廣州規模最大的慈善機構。1953年，方便醫院與市立醫院合并為廣州市人民醫院，次年改稱廣州市第一人民醫院。

    穗港情深，中醫治疫

    1894年省港鼠疫大暴發后，香港于5月10日被宣布為“疫埠”（疫區），廣東省當局隨之發布禁令，不準香港病人越境到廣東治療。廣州愛育善堂與香港東華醫院聯系后，即向省級官員建議取消禁令，獲得同意。愛育善堂與港方協商后達成一致意見：1.東華醫院要將病人送往省城，須得本人同意；2.準備前往廣州的病人，要有醫生許可；3.準備離開的病人要向警察備案；4.載運病人到廣州的船只，須將病人坐臥之處妥善遮蓋，準備好食物、藥物才能開行。隨后，東華醫院分批將香港病人送到廣州由方便醫院收治。

    香港病人急于回到廣州治療，有兩個原因：一是此時的西醫尚缺乏鼠疫有效療法，但中醫驗方確有一定的治愈率，醫生認為傳統醫藥可治愈約五分之一的鼠疫病人；二是香港政府規定，疫癥病人身后必須進行尸體解剖，這是當時的人們所無法接受的。

    博濟醫院院長嘉約翰承認，當時西醫學面對鼠疫束手無策：“這個疾病可怕的死亡率無法讓任何一種醫療方法顯示它的優越性。而本土醫生常宣稱他們的療法與歐洲醫生的療法同樣有效，甚至更有效。”女醫生賴瑪西注意到，本土醫生有時會醫好鼠疫病人，一個鼠疫女病人服了熊膽的藥物后痊愈；她也注意到，本地醫生認為傳統醫藥可治愈約五分之一的鼠疫病人。廣州居民在面對這場大疫災時，對本土醫藥更具信心，這也是鼠疫高峰期大批香港居民涌回廣州的原因之一。

    流行病的發生不只是生物學、醫學問題，也是社會問題。清末鼠疫暴發后，各界均有一定程度的反省，政府也認識到自身局限，更多地依靠民間慈善機構來具體實施抗疫工作。瘟疫一方面造成了慘痛的后果；另一方面則讓民間社會得到發育、成長和鍛煉，有能力應付下一次的災難。每一次瘟疫流行，都是總結經驗教訓、促進社會進步的機會，不能讓鮮活的生命白白犧牲。

    （據《善城》雜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