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任云蘭

    天津歷史上的瘟疫

    在天津歷史上，發生過多次以霍亂、天花為主的疫病流行。據史料記載，發生在明末清初改朝換代的1644年的疫情是比較早而且很嚴重的一次，首先北京、通州等地發生疫情，八九月間傳入天津，“人染異病，十喪八九，親友不敢相吊，俗傳為探頭病，謂一探頭即染病而死也。”可見疫情的嚴重和傳染性之強烈。清代天津也屢有疫情發生，道光元年（1821年），瘟疫首先在南方暴發，隨后從南方流傳到北方，天津從夏至后，天氣暴涼，早晚需穿棉衣。到7月天氣突然轉熱，痧癥（霍亂、中暑等急癥）大作，被感染者短則一兩個小時就死亡，長則三五日斃命，月余時間全縣死亡者數萬。道光十二年（1832年），氣候異常，或冷或熱，痧癥大作，被感染者三四日即死。到近代以后，瘟疫流行仍時有發生。咸豐十一年（1861年），天津地區先旱后澇，蝗災盛行，26個村莊稼受損，城鄉霍亂流行，萬余人死于瘟疫。同治十年（1871 年），天津地區連降暴雨，海潮倒灌，河堤沖決，田舍被淹，各地難民擁入天津，棲息在寺廟民房和城上四周搭蓋的席棚中。由于所施粥內摻了白礬，食用后“難民泄瀉，又兼夜臥潮濕之地，數日后難民陸續病死者十之四。”同治元年（1862年）直隸順天二省霍亂流行，天津未能幸免。“人若大便瀉白水，不移時而亡。凡材廠棺木賣盡，杠房停尸，停尸逍遙床用盡，有用床板停尸者，有用秫秸編笆停尸者，上用芹菜蓋尸，以避蒼蠅。停尸一停三五日、六七日不等，血水流滿地，皆因向鄰縣買材遲日之故。”“請醫之人云集街巷，晝夜不斷。”“人人不曉誰生誰死，人人慌恐無措，時屆荷花盛時方止。”光緒四年（1878年），適值“丁戊奇荒”發生期間，也是世界霍亂第四次大流行之際，天津地區“春夏無雨亢旱，瘟疫流行，病者十之五，死者之二，竟亡壯年人。”這一次霍亂造成了壯年人口的大量死亡。

    20世紀，隨著鐵路的延展和交通的發達，人員、物資交流愈加頻繁，加劇了傳染病暴發的程度和頻率。1902年京津地區又一次暴發霍亂，“其病來勢極速，兩三點種即不救，無病之人在一小時之前尚行動，言談、飲食如常，忽而來病則水瀉不止，周身疲軟，大汗淋漓，目眶塌陷。”病者“朝發午死，午發夕死”。直隸府署中從袁世凱的幕僚到一般夫役也有不少染病死亡者。軍營中由于人員集中，染病死亡者更多。甚至在天津居住的外僑也未能幸免于難，在法界、英界、俄界內均有外僑染病。這次霍亂的特點呈突發性，傳染快且危害大，其發生可能為外部輸入，因為當年京津地區并無連續的干旱或水災，可能是一種極具危險性的外來病菌在肆虐。1918年和1921年，天津曾發生肺炎疫情，這次疫情是從偽滿州帶來的，肺炎沿著鐵路和水路蔓延到天津，1918年擴散到綏遠、山西和直隸，1921年沿著津浦線傳播到山東及直隸南部。1919年中國北方流行霍亂，天津患者達1200名。

    1917年水災后天津雖然也發現有傳染病，但疫情并不嚴重。據《申報》的報道，1917年10月時，災民中共有465人患病，其中痢疾55人，瘧疾16人，眼病21人，足疾3人，老病11人，皮膚病9人，癆病雜病325人……

    1920年旱災中難民剛剛進入天津，就暴發流行性天花，這次疾疫流行期間，共有513人被隔離，156人死亡。難民由于其特殊的生活環境，“向不知衛生為何事，故在窩棚左右，任意便溺及傾倒污穢”，不可避免地成為傳染病的高發人群，因此在這次疾疫流行期間有230余人染上了天花，被防疫醫院收治。

    據統計，從1927年到1946年天津共發生9次霍亂流行，其中以1937年、1938年、1939年和1946年流行規模較大，波及范圍較廣。在這20年中，共發生霍亂患者625例，死亡263例，病死率極高。1939年水災后，難民中罹病者不在少數，約6000人，并發現了45例霍亂患者，其中30 人死亡。1940年天津霍亂漫延，天津日本防衛司令部封鎖市區，嚴禁市民出入。同時，偽華北政務委員會內務總署把天津、塘沽、大沽劃定為霍亂疫區。

    1931年到1949年還發生14次較大規模的天花流行，其中以1942年最為嚴重。共發生病例262名，死亡38名，病死率為14.5%。1949年發生96例，死亡19例。

    瘟疫流行期間
    慈善機構的醫療救濟

    醫療救濟在常態下就是許多慈善團體關注的一個方面，如許多慈善團體都有在夏季施放防暑藥的傳統。近代天津最重要的慈善醫療機構之一非保赤堂莫屬。1855年華義堂（華光煒）在天津試種牛痘成功。此后，由王蓮品先生捐宅一所，在天津創建保赤堂牛痘公局接種牛痘，后來又分別在土城和河東沈王莊開設分局。保赤堂的活動一直延續到1937年以后才終止。保赤堂的慈善醫療，使無數人免于天花的侵害。

    瘟疫流行期間，各慈善團體和和官方醫療機構均致力于疫病的防治、控制和治療。1900年庚子事變后，疾疫流行，李頌臣會同嚴范孫、孫仲英籌款十余萬元辦理防疫事宜。1901年后李頌臣與洪翰香、徐靜瀾籌設天津防疫會及臨時防疫會。

    1917年水災后，為了防止災民中暴發大規模傳染病，在河北中州會館開辦天津防疫醫院，由京畿水災賑濟聯合會支出10000元。此外，該會還給對災民施以醫療救濟的渤海醫院和仁民醫院發放500元和300元不等補助。從牛痘局到防疫會再到防疫醫院，“防疫”的概念不斷升華，并最終以醫院的形式將疾病的預防提到一個新的高度。

    1920年旱災后許多難民云集天津，造成天花等瘟疫流行。為了防止疫病的進一步擴散，各難民收容所也采取相關的醫療救治。有的難民收容所每天有各方面的醫生如法國醫生、基督教醫生、慈善醫院的醫生到所診療，免費發放藥物。此外，如果確有疫病發生，還可以送到慈善醫院或防疫醫院等地免費治療。

    北洋防疫處臨時災區診療所、紅十字會天津分會醫院、上海廣濟會救災醫院在這次難民救濟中作用突出。北洋防疫處臨時災區診療所兼種痘所，成立于1920年11月22日，到1921年3月7日為止，共診療病人6245人，種痘者14683人，該醫院除診治病人外，還在災區廁所、不潔之處及患傳染病的窩鋪檢查消毒。上海廣濟會救災醫院成績也很突出，存在期間除種牛痘外，共治療難民兩萬余人，發藥30000劑，施放棉衣3000余件，共由上海撥款15000元。

    1939年水災雖然沒有造成大規模瘟疫流行，但也同樣引起人口的損失，天津市公善普及施材總社從8月22日到10月14日共打撈浮尸166具，陸地掩埋倒臥61具。從1939年5月到1940年2月，共施出棺材2087具。除了淹死者外，水災后因疫病流行而造成死亡的人數估計不在少數。水災后，天津市公善普及施材總社發放還陽丹45000粒，治痢疾藥5200包，十滴藥水500瓶，濟世仙丹200瓶等，除捐助外，自配藥品共花費100余元。天津特別市水災救濟會為治療難民中的患病者，成立了11個衛生班，長駐難民收容所為患病難民治療。重病患者和傳染病患者分別送往市立醫院或傳染病醫院，難民產婦被安排到市立第一醫院及妓女檢治所兼辦的難民產婦保產院中，從1939年8月26日到翌年3月31日各處難民遣散，衛生班共診療患者62800余人，收容重病患者、傳染病患者及產婦852人。鑒于難民中霍亂患者人數的增加，水災救濟會加強了對未注射及注射已滿三個月者的預防注射管理，規定注射領證后才可通行。并成立了隔離所、消毒隔離班及細菌檢查室，以隔離霍亂患者家屬及其同居人，共為1412400余人進行了防疫注射。為了防止疫病的大規模擴散，組織尸體打撈隊及尸體處置隊，對河水中漂浮的人畜死尸進行撈埋，共掩埋死尸783具，焚燒尸體19具。并對容易產生傳染源的污物進行處理，如糞便、穢土等。

    瘟疫流行期間，各慈善團體盡心盡職，拯救了許多人的生命，尤其是士紳倡導的“防疫”概念為近代公共衛生體制的確立提供了市民基礎。

    （據《社會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