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農業大學文科資深講席教授

    李小云/文

    病毒傳播

    也搞“城鄉差別”？

    2003年，“非典”并未在農村流行，鄉村成為抵御非典入侵的“凈土”。新冠肺炎疫情出現后，全國的農村普遍上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封村封路”舉措。到目前為止，新冠肺炎并未在鄉村形成疫情。

    病毒的傳播離不開感染源，離不開傳播的途徑，也離不開人群。城市人口多、居住密集，尤其是城市的工作、娛樂和商業空間經常人滿為患。這些特點幾乎完全符合任何病毒迅速傳播的條件。

    相比之下，鄉村人口少、居住分散，而且是分戶居住，生活生產自足性強，這些空間特點和經濟社會特點都不利于病毒的傳播。

    鄉村果真是抵御傳染病的“凈土”嗎？答案顯然不是那樣的簡單。無論是“非典”，還是此次疫情，其在城鄉間流行的差異都需要系統的、基于數據的研究。此次，湖北鄉村疫情的嚴重程度遠遠不及省內城市的原因則可能更為復雜。

    首先，就武漢而言，病毒會不會在鄉村傳播的第一個關鍵是有多少鄉村人口在武漢工作生活；其次，有多少這樣的群體感染了病毒并在武漢“封城”之前回到鄉村；第三，武漢“封城”之后，鄉村地區人口的數量是怎樣變化的。

    疫情未在農村

    大規模傳播

    此次疫情總體上在鄉村沒有形成大規模。首先的因素應該是在疫情發生地計劃返鄉的農民感染的數量有限；其次，感染者在沒有返鄉之前就已經無法返鄉，也就是說傳播地的“封城”措施發揮了作用。

    現在鄉村中“老弱殘”較多，一旦在鄉村傳播，這些群體很容易被傳染。而鄉村“封村封路”的作用是防止外部輸入和本地輸出，沒有外部輸入的主要原因是在輸入地對輸出的控制有效，而非鄉村的“封村封路”。

    另一個疫情與城鄉問題相關的假設是，如果有感染者回到鄉村，而鄉村沒有任何防護機制，即使鄉村人口居住分散，但是基于鄉民假日的社交習慣，病毒也會很快在全村傳播。即便鄉村居住的人口有限，但是按照人口傳播比例計算，感染率不會低于城市。因為居住的分散性只有在人員不流動的條件下，其隔離的優勢才會顯現。由此可見，基于此次疫情沒有在鄉村蔓延的現象，而將鄉村看作是疫情不入的“凈土”未免過于天真。

    當然，現在鄉村人口少，即使發生疫情，也的確不會導致大的流行，而且由于人少，也容易防控。但這是鄉村人口過疏化給疾病傳播帶來的某種劣勢，并非鄉村固有的抵抗力，一旦人口的景觀發生變化，這一情況將會隨即發生變化。

    疫情過后

    鄉村該如何振興？

    此次新冠病毒的流行超出了大多數人的想象，對我們生活的影響將是深遠的。隨著疫情的緩解，人們開始反思過往的生活和發展的范式。遠離繁忙嘈雜而不安全的城市、居住在風景優美的鄉村估計是一部分人的夢想。

    我曾在日本考察，那里的鄉村環境非常優美，甚至鄉村從業人員的收入會高于城市的就業人員，但年輕人還是普遍去往城市。日本是由鄉村過渡轉型為城市的國家，東京這個巨大的城市無疑會有很多城市病，但東京各種生活條件都十分發達，日本的疫情并未因為東京巨大的人口而迅速蔓延。

    人類歷史上暴發的大傳染病并無證據證明與城市化有直接的關系。相反，城市提高了醫療服務的效率。人口的集中雖然有利于疾病的傳播，但是人口的集中也為對于在應急條件下的大規模集中控制提供了有利的條件。

    我認為，鄉村不可能回到過去的鄉村，流動出來的人口也不可能都回到鄉村，沒有現代化的城市，也就不可能有現代化的鄉村。現代化的先行者們為我們提供了很多城市化和鄉村現代化的經驗。現階段城市和鄉村的問題是治理的不足，不能用這些問題否定城市化和鄉村現代化的道路。

    在快速的城市化下，鄉村人口的過疏化導致了鄉村的衰落，這無疑是鄉村振興的重要問題。但是如果沒有良性的城市化，鄉村的衰落是無法扭轉的。

    中國當前不是城市化過度，而仍然是城市化不足。鄉村的振興不會在逆城市化的過程中實現，新鄉村主義思潮恰恰是發生在中國城市化突飛猛進的階段，這一思潮及時提醒我們重視鄉村的價值，推動鄉村的振興。但是，任何將鄉村的價值絕對化、浪漫化的判斷，都可能把中國現代化道路導向歧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