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倡導女權，創辦女校，被譽“女界梁啟超”；她支持革命，三次救助革命家黃興，被稱“巾幗偉人”；她還曾創立中國赤十字會，為醫療和慈善事業，終身不嫁，卻收養了20多個孤兒，還曾以一個建議終止了一場瘟疫。

    這位被譽為“慈善女神”的巾幗英雄，名叫張竹君。

    不折不扣奇女子

    在上個世紀初的廣州一帶，曾經流傳著一個歇后語：“張竹君坐大轎——倒看洋書”。

    張竹君于1876年出生在廣州番禹的一個官宦之家，父親是三品官，家境富裕。雖出身在傳統的高門深院里，但她卻并沒有成為深藏閨閣的千金小姐，反而自小就離經叛道，情趣廣泛，個性獨立，胸懷大志。

    她的第一目標是學醫。在中國近代史上，廣東番禺是與洋人最早接觸的地區之一，風氣遠較內陸開通。當時在義和團“扶清滅洋”口號下，全國到處都在盲目排外，張竹君卻進了洋人辦的“夏葛女醫學堂”學習。在這個綜合性的醫學校畢業后，再經過附屬的柔濟醫院的實習，她便自立門戶，開診所懸壺濟世了。

    那個時候，還是“女子無才便是德”的時代，基本還是男人的世界。但張竹君卻是個例外，她經常頭上梳一條“大松辮”，腳上穿一雙青緞面學士裝鞋或者高跟皮鞋，坐轎子有時還把兩腳向前踏在轎杠上，整個身體差不多成了“一”字形。她以這樣“不雅觀”的姿勢，招搖過市，旁人見之，無不駐足側目。人們或者羨慕，或者鄙視，甚至私下誹謗。但她滿不在乎，處之泰然。她對朋友說：“人生要求自由，男子可以梳大松辮，穿學士裝鞋，婦女為什么不可以！男子坐藤兜（轎子），可以把腳提高，踏在杠上，婦女為什么做不得！”

    張竹君出門還常常順手帶上精裝洋書一本，假裝在轎上看書。如此，她越發顯得超凡脫俗，不食煙火，卓爾不群，凜凜然不可侵犯，簡直女王一般。其實轎子忽上忽下，跳動不已，哪里看得下去書？大概她的書也曾經倒著拿過吧，于是“張竹君坐大轎——倒看洋書”便在朋友圈傳開了。

    女界梁啟超

    張竹君的離經叛道首先表現在學醫上，本來舊時代，醫生基本都是男的，但她不僅立志學醫，而且還是西醫。她24歲開始行醫；25歲時，在閨密、結拜姐妹徐宗漢（一個富商的女兒，后成革命家，嫁給黃興）變賣首飾妝奩的資助下，在廣州荔灣開辦了禔福醫院，自任院長，專為貧民治病。這是廣東第一所國人自辦的西醫院。兩年后，兩人又合作開辦了南福醫院。張竹君的壯舉，不僅讓她成為了中國歷史上第一位女西醫，也開辟了女界辦醫院之先河。

    張竹君醫術精湛，愛護病人，在醫界很快聞名遐邇。她還是為女權運動的倡導者，她口才極佳，演講極有號召力。她在她的醫院內設立了基督福音堂及演說會，常召集親友，在此宣傳福音，同時議論朝政，抨擊時弊，倡導新學，提倡女權。

    她常在周末登壇演講。對于女權，她認為“女人不可徒待男子讓權，須自爭之”。她有感于女子在當時社會狀況下面臨的多種風險，于1904年4月，在上海發起成立“女子興學保險會”。她曾著《婦女的十一危難事》一書，揭露清朝婦女在封建枷鎖壓迫下的卑賤地位，鼓動婦女起來求自身的解放。書中，鑒于女性“無學、無業、夫喪、子不肖”等11種危險，她主張女子應通過“求學”“合群”的方式擺脫男性的壓制。

    在她的帶動下，廣州有許多婦女走出家門，熱情參加社會活動；許多有志之士也投其門下，比如后來的著名革命家胡漢民，著名教育家馬君武等。

    除了辦醫院外，張竹君還于1901年在廣州創辦育賢女學，1902年又與馬勵蕓、杜清持等女士一起創辦私立公益女學，成為廣東開辦女學校的先驅，她因此被稱為“女界之梁啟超”，在東南亞華人中亦享有盛名。

    創立赤十字會

    張竹君最傲人的事跡是在慈善事業上，她是中國赤十字會的創辦人，在辛亥革命中立下不朽功勛。

    1904年11月，張竹君在上海創辦女子中西醫養病院，自任院長，不久又設有派克路診所。1905年，張竹君與上海制造局的李平書合辦上海女子中西醫學校，這是由中國人自辦的第一所女子醫科學校。1909年，上海醫院成立，張竹君被推舉為監院（院長）。

    1904年2月，日本與俄國在中國東北的土地上展開了著名的“日俄戰爭”，腐敗的清政府卻宣布“局外中立”。當時，東北盛京地區有數萬中國人死于戰火，傷者無數。為救援戰爭難民，清政府暗中派人拉入英、法、德、美四國，于1904年3月10日成立“上海萬國紅十字會”。張竹君隨萬國紅十字會深入東北，救護日俄戰爭中受害的中國人。

    1905年孫中山先生在日本成立中國同盟會。1907年張竹君和徐宗漢加入中國同盟會，進行反清斗爭。不久徐宗漢參加廣州“三·二九”起義前的彈藥運送等工作，起義后與張竹君一起掩護起義領導人黃興到香港治療傷口。這是張竹君第一次救助黃興。

    1911年，張竹君曾被香港同盟會組織派往澳門從事革命活動，為革命搞募捐。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成立了湖北軍政府。由于缺乏強有力的作戰指揮者，武昌革命黨人急電同盟會領袖黃興，請他到前線指揮作戰。由于清朝軍隊對武昌周邊地區嚴查封鎖，10月17日，黃興和夫人徐宗漢從香港到上海，夫婦二人請求在上海行醫的張竹君想辦法。

    張竹君一口答應把黃興夫妻二人送到武漢。此時，上海雖為清朝紅十字會基地，但官辦色彩濃重。張竹君經多方奔走、聯絡，在1911年10月19日創立了中國赤十字會。當時，上海五洲藥房經理項松茂得知后，迅速呼應，在《申報》上刊登致張竹君的公開信，對張之義舉大加贊賞：“頃讀報章，知貴女士有赤十字會之發起，躬率高足馳赴戰地施展仁術，救死扶傷，志慮宏遠，宗趣正大，南丁格耳之再見，人道主義之日昌，誠足以上格天心，近回人禍，甚盛！甚盛！”

    中國赤十字會成立后，張竹君迅速組建了“紅十字會救傷隊”，自任隊長，以中外人士結隊往武漢救傷為理由，讓黃興夫婦扮作醫療隊隊員混跡其中，于10月25日從上海乘船出發，28日到達漢口。同船到達的有革命同志達100多人，如宋教仁、田桐、李書城，萱野長知等。黃興到武漢后，立即擔任了戰時總司令，極大地穩定了軍心，鼓舞了武漢軍民的士氣。

    后來清軍反攻，黃興被困在漢陽，清軍封鎖長江，又是張竹君用十字會的渡船，冒險護送黃興從漢陽渡至武昌脫險。至此，張竹君已經三次救助了革命家黃興。

    可以說，張竹君率領的紅十字救傷隊，也是辛亥革命中的一支勁旅。武漢革命軍與清朝軍隊的交戰中，僅10月28、29兩日，就有2000多人受傷或陣亡，重傷者多由漢口轉到武昌治療，張竹君多次冒著炮火乘小劃子過江，搶治受傷的官兵。

    1911年11月1日，張竹君因日夜搶救傷員，感染細菌造成雙手腫大并發燒，這才回上海治療，在治療期間，她還為部隊采購冬衣和藥品。張竹君在上海各界的歡迎會上，就組織紅十字會赴武漢前線搶救傷員一事發表演說，她說：“十字會須確具有十字會資格，始無負厥職。如以十字會為發財之媒介物，或以十字會為奸細之傳舍居，則大失其宗旨也。十字會必須于罷戰時身入戰地，抬出受傷者為第一要務，其實效為補兩方衛生隊之不足；若待其送來，則死者已無數矣。”

    根據國際紅十字會公約，紅十字人員可以通行交戰的兩方，張竹君與隊友利用這一便利條件，常把清軍的部署透露給革命軍，為革命家幫了大忙。

    在一次手術中，張竹君的左手被劃破，傷口感染化膿，高燒不止，加上過度勞累，終于病倒，但她仍然堅持用腫脹的雙手繼續為傷員治療。張竹君率領中國赤十字會，在辛亥革命的多次戰斗中，出入槍林彈雨，在兩個月中救療受傷士兵達1300余人。

    由于張竹君的救護隊在辛亥革命中的貢獻，以及她對黃興的幾次救助，鄂軍都督、后來的總統黎元洪授予張竹君“巾幗偉人”的匾額，以表彰其功德。

    一個建議終止一場瘟疫

    張竹君曾應僑居新加坡的姐姐之邀，赴新加坡考察，并受聘成為“新加坡中國醫院”的院長助理。其間，新加坡發生了一次鼠疫。她親眼看到了這場瘟疫給新加坡帶來的慘狀。自此，她開始深入關注疾病預防醫學，并取得了相當的成果和經驗。

    1904年，廣州也發生了一場瘟疫，即霍亂。張竹君得知后，立即沖到第一線考察疫情。經過她的細心調查分析，她指出疫情的傳播是由患者嘔吐穢物污染江河水源而起，因此建議當局勸止市民飲用污染的河水、井水，并要求用船從廣州郊區石門運水供市民飲用。她還向病人家屬宣傳，將吐瀉物焚燒而不要倒入江河，并且禁止販賣腐爛瓜果。她的這一建議被當局采納，數周之后霍亂疫情便得到控制，成為中國控制疫情，預防醫學史上經典的案例。

    中華民國成立后，張竹君原先的一批好友如胡漢民等都身居要職，而她淡泊名利，不要一官半職。她終生不嫁，卻收養了20多名孤苦兒童，并將他們撫養成人。張竹君同情窮人，她在廣州和上海開辦的醫院，遇有貧窮的病人，醫療費可酌減，甚至免收，所以她經濟上經常拮據，有時還要負債。

    1937年，“八·一三”事變后，日軍進兵上海。旅居上海的廣東人成立了“廣東旅滬同鄉救濟難民委員會”，很快設立了4處收容所。當時居住在上海的廣東人約有12萬人，有不少人帶著傷病，需要及時救治，張竹君和其他20名醫師組成救助組積極參與救治傷病人員。

    張竹君一生愛國愛民，救死扶傷，無私為社會大眾服務，深受民眾的推崇和贊譽，她曾榮獲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孫中山先生頒發的“立國紀念勛章”，并享有“中國女豪杰”“慈愛之神”等榮譽稱號。

    1964年，張竹君在上海病逝，享年88歲，她的傳奇一生完美落幕。

    （據百家號“說歷史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