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18年4月到2019年4月的一年時間，為普通工薪家庭0~3歲兒童提供社區親子早教服務的成都“童萌親子園”，每個月都在以兩三萬元的額度虧損。

    “童萌親子園”是于2018年獲得成都社企認證的社會企業——成都童萌早啟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童萌”）下的品牌項目。而該社企則脫胎于一個民辦機構——2016年10月在民政部門登記注冊的“成都童萌社會工作服務中心”。

    開辦“童萌親子園”，從一個“民非”（即社會服務機構）到成立另外一個商業實體，并認證為社會企業，童萌只有一個目的：擺脫對捐贈資金的依賴，嘗試走一條自力更生、自我造血的道路。

    在經歷了“貼錢貼得快貼不起了”、“很辛苦”的一年探索后，直到今年4月份，童萌創始人毛磊也還在迷茫：選擇走社會企業、運營“童萌親子園”的這條道路，到底能否走得通？

    實踐者童萌：

    走社會企業之路

    童萌與街道政府、社區居委會合作，在由社區提供的50~80平方米場地內建設并運營“童萌親子園”，為社區0—3歲兒童及其家庭提供離家近、可負擔、高質量的親子早教服務。

    對于童萌“民非”和社會企業兩個實體所承擔的職能，毛磊做了明確的劃分：“民非”實體負責研發、行業倡導及縣鄉早教業務，社會企業實體負責城市早教業務推廣和落地，同時實踐經驗進一步豐富研發，形成閉環。

    童萌社會企業的商業性體現為自負盈虧、自我造血維持運營，社會性體現在“童萌親子園”各個店面和整個童萌機構兩大層面。在單個店面層面，30%以上的運營時間作為公益時段免費開放，同類服務收費標準不得高于商業定價的30%，部分收益需要捐贈給社區基金，同時針對困難家庭進行收費減免；在機構層面，機構章程中約定利潤的20%用于公益回饋，并且注冊資產的50%需要被鎖定，即一旦社會企業破產，其資產的50%會被凍結。

    什么是社會企業？英國社會企業聯盟（Social Enterprise Coalition）為之提供了一個簡單的定義：運用商業手段，實現社會目的。

    作為社會創新的一部分，社會企業最早出現在英美等國，2006年左右這一概念才進入中國。社會企業在中國一直存在諸多爭議，并沒有統一概念；在實踐領域，也并沒有標桿性案例供參考。

    在中國，社會企業出現的背景是中國經濟快速發展，財富分配不均、兩極分化的狀況依然存在。為了解決社會問題，公益組織的資金需求急劇擴大，兼顧財務收益和社會效益的社會企業成為了公益組織的可選之路。

    而近些年來，除了社會企業，介于傳統公益慈善與商業投資之間，既有正面財務回報，同時又對社會和環境產生正面且可以測量的影響，利用企業家精神和資本市場來推動社會進步的社會影響力投資，也方興未艾。

    在成為一個女孩兒的父親之后，毛磊才開始涉足兒童早期發展領域。其中最主要的一個原因是，毛磊發現，現有早教機構的高昂收費將絕大多數中低收入家庭排斥在外。毛磊便有了為普通工薪家庭人群打造一個親子早教機構的想法。

    毛磊的做事方式和他樸素的外表一樣，穩重又低調。他深知現在行業對于社會企業的各種論調，所以在童萌認證為社會企業后，他并不喜歡和人去討論社會企業的是是非非，而更愿意去埋頭做事，全身心地投入到童萌的工作中。為更好適應市場的需求，對童萌進行自我的迭代更新。“先把事情做出來。”他堅信自己用社企模式去運營“童萌親子園”的正確性：教育既不能純公益也不能純市場，面對普通工薪家庭人群，更適合用社企這種兩條腿走路的方式去提供服務。

    “社會企業不是藥方，不是公益做不好，或者是企業做不好，就去做社會企業。”毛磊覺得，公益做不好，一定也做不好社會企業，企業做不好轉成社會企業，也一定做不好，他說，“一端純公益，一端純市場，中間一定要有個形態出現，不管這個形態的名號是不是社會企業。”

    對于童萌來說，使用社會企業身份，只是更方便去踐行童萌“讓每一位兒童都接受到優質早期教育”的愿景和實現其致力于社區普惠早教服務的使命。毛磊認為，以社區為單位建立親子指導中心，用市場加社會的方式雙軌運營，是一種可持續且值得探索的策略，只不過，這種方式的呈現形式恰恰就是社會企業。

    資助方三一基金會：

    支持可持續探索

    著名作家約翰·加德納曾說：“財富古已有之，慈善機構也不新鮮。”但是，通過公益運作，充滿想象力地、建設性地、系統地將私人財富投入社會公共領域，參與解決人類所面對的重大且根本的問題，卻是本世紀以來的創舉。

    童萌的民非實體得到了三一基金會的支持。三一基金會是由三一集團出資，于2013年在北京市民政局注冊成立的企業型基金會，致力于推動科學公益，助公益實現價值，創造世界真實改變。對有潛力推動解決社會問題的公益伙伴，提供穩定的資金和技術支持，促進既定議題的有效改善，是其資助的一個重要方向。

    三一基金會認為，童萌就是這樣一個有潛力又有公益底色的伙伴，所以愿意支持童萌去走一條還沒有太多人走的路，探索一種新的、可持續的、解決兒童早期發展服務覆蓋不足、不均問題的模式。據相關統計顯示，到現在為止，在中國認同自己身份且被行業內認可的社會企業并不多，只有1600多家。

    三一基金會對童萌具體的資助內容包括，“童萌親子園”前端服務產品升級，即一套混齡綜合性課程；親子園基礎服務系統研發，包括IT支持系統、監測評估系統的搭建和4個自營親子園，在實打實的運營實踐中摸索社區普惠性早教運營方法。

    “以科學公益理念引領重要社會議題的公益創新和實踐，成為支持中國公益發展的獨特力量；比肩世界一流基金會，助力中國公益發揮國際影響力”是三一基金會的愿景。三一基金會項目官員郭琳談起對童萌的資助時表示，童萌對于兒童早期發展項目運營模式的探索與創新，符合三一基金會推崇的創新理念。“我們的資助，是在一個項目期內，給予一家公益組織足夠的后盾支持，讓他們無后顧之憂地，去試驗、去創新，看看能不能用可持續的、自我造血的方式服務目標群體，解決兒童早期發展服務供給不足的問題。”郭琳說。

    “也曾有公益人質問過，社會企業也是企業，企業你們也支持？”郭琳告訴《公益時報》，首先需要澄清的是，三一基金會仍然是在支持一家“民非”，只不過資助的目標是支持這群公益人探索社用社會企業的形式來做公益，她說，“面對質疑，關鍵是認清該項目實質受益人是不是我們想要服務的目標對象，在這個資助鏈條上我們的目標對象是不是最大的受益人。”

    “我們非常清楚一線公益組織籌款是多么的不容易，童萌這種可持續公益運營和服務模式的探索是直擊痛點的。如果探索成功，真正受益的是被當前昂貴的早教服務拒之門外的、來自普通工薪家庭的0—3歲兒童。”郭琳也對社企爭論表示理解，她說，“這場爭論指向的問題之一是有償的形式與公益的內核能否保持統一。大家尤其擔心公益和商業兩條腿走路，走著走著就偏離原來的軌道，出現‘掛羊頭賣狗肉’的問題。時時檢省自己是否還保持著公益的初心，也是每一個公益人都應該注意的。”

    出現虧損：

    初創社企的常態

    “不想成為‘小老樹’。”在毛磊看來，成都90%以上社會組織資金都來自政府，被資源牽制厲害，他說，“政府黨建項目多，就去做黨建；政府要做垃圾分類，就紛紛去做。這些機構死不了，也長不大，多少年都不變。很多社會服務機構都做成了‘小老樹’”。

    推動童萌加速向社會企業轉型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缺乏“可持續財務”。2017年，童萌整體收入中的75%依賴基金會資助，服務性創收僅占12%。這讓毛磊有了很大的財務危機感。當然，另外一個主要原因是，初創的童萌社工，曾經通過工作坊加落地支持的二級體系方式，服務了17個省份的200余家社會組織，在業內算小有名氣。但童萌發現，從內部數據看，經過培訓的社會組織在接受培訓后的成果轉化率及持續運營周期兩個指標均在一個較低的水平。毛磊認為，出現這種情況最主要的原因是，就目前而言，部分引入童萌產品的組織綜合能力偏弱，符合條件的組織又因為有自己關注的側重點，而對兒童本身的關注不足——這導致了這些組織并不能按照童萌的期待去服務受益人群。因此，這也是童萌要成立社會企業，擼起袖子下水自己干——創立“童萌親子園”，在兒童早教領域深耕的重要原因。

    2018年，包括成都在內的等多個地方政府出臺了有關社會企業和社會投資領域的政策，鼓勵和支持社會力量發揮積極作用，這為社會企業的發展提供了一定的條件與政策空間，為童萌的走社會企業的道路提供了政策上的支持和便利。（下轉13版）